在影片的伊始，我們看見男孩伊萬遊走在一片祥和的叢林，此時人物的形象與置身的環境可以說是和諧的，幾乎夢幻，但随後畫面轉入嚴酷破敗的戰場，這裡是現實，沒變的是男孩伊萬，他灰頭土臉，不再微笑，顯得肅穆，孤身一人走在硝煙彌漫的荒野，反差帶出一種莫名的感受，并在随後男孩與蘇聯士兵們老練的交涉中膨脹，他已經完成了成年人無法完成的任務，不看年紀，他俨然是名訓練有素的士兵，男孩到底是如何做成這些的？感到他内心裡是種不屈的勇氣，才有可能克服夢境與現實間的落差（布列松說過電影是從外到内），伊萬協調它、控制它，甚至是為它而戰。對藝術家而言，這場戰争是“無可反對”的，這是已然發生了的生活事實，評論者薩特考慮政治理念，對影片做出“反戰”诠釋，恰恰是把自己從影片中摘除出來，他不願直面在一場戰争的進行時中，保持不被異化隻是死路一條。而在這異化之上還存在着人的各種表現，勇敢的、算計的、逃避的、愛意的，藝術家希望觀衆為伊萬的遭遇緊張、為伊萬的存活考慮，展現他周圍環繞的人們的面孔，各自非常不同的個性，處在士兵生存的環境中，不論是睡于處決過敵人的地堡，還是跋涉過墨綠的湖水，有曳光彈不時從身旁落下……所有這一切不可劃約的意味乃是一部影片在傳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