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實習記者 王鵬凱
界面新聞編輯 | 張友發
邊哭邊打五星，看哭千萬網友，催淚神作，比《請回答1988》還好哭，近期這些在各平台流傳的标題和詞條，基本上都在讨論韓劇《苦盡柑來遇見你》（下文簡稱《苦盡柑來》）。
在“好哭”标簽下，這部由Netflix制作播出的韓劇最近席卷了全球，而在中國國内，目前在豆瓣已有超過10萬人标記看過，并打出9.5分，成為《請回答1988》之後的又一部現象級高分韓劇。這部劇集以上世紀後半葉的韓國濟州島為時空背景，講述了女主角吳愛純一家在跨越70年的歲月裡充滿挫折和韌性的生活史。
劇如其名，《苦盡柑來》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苦”。故事開篇很直觀地展現了年幼吳愛純的艱苦處境：父親早逝，母親改嫁，生活在奶奶家飽受排擠。身為濟州島海女的母親長年下水勞作染上重病，隻活到29歲。此後，愛純在上學之餘承擔農務，撫養弟弟妹妹，幾年後繼父再娶，愛純四處投奔親人，卻屢屢碰壁。
度過悲情的童年後，愛純與青梅竹馬的梁寬植私奔未果後被學校開除，上大學改變命運的願望破滅。與寬植結婚後，一家人持續在貧困中掙紮，一度交不起房租、無米做飯，還在一次意外中失去了小兒子。到了晚年，操勞一生的寬植還是由于癌症離世。
劇集中，每當愛純遭遇不幸，往往都會下一場大雨，像是天上的母親光禮在痛苦地流淚。而在現實的社交媒體中，觀衆們的一個共同體驗同樣是“哭”，故事中或悲慘或感人的情節讓人頻頻落淚，甚至有觀衆發出眼睛哭腫的照片，這在戲裡戲外構成了一種觀看的聯結。
随着短視頻的流行，“好哭”作為一種濃烈的情緒标簽被影視營銷所廣泛征用，類似的觀看體驗在近幾年越來越被強調。關于悲傷，戴錦華曾引述《互聯網時代的愛情》中的觀點，談到悲傷是可以宣洩、消弭或治愈，但我們的時代拒絕悲傷，否認其存在，因為在網絡、在遊戲、在娛樂、在虛拟真實中，很容易找到替代性。
與對蘊含于家庭或社會層面的悲傷的拒絕相比，觀衆似乎并不反感文化産品中的苦難情節，甚至可能還鐘愛有加，在拒絕悲傷和擁抱苦情之間，究竟觀衆所為之痛哭的是什麼？
...《苦盡柑來》的故事讓很多人聯想到小說《活着》，同在東亞社會，兩部作品的主人公展現了相似的品質：吃了足夠多的苦，但仍保持善良。
與《活着》的主角福貴和家珍在一連串的曆史苦難中堅守善良的傳統道德相似，在《苦盡柑來》中，愛純兒時心疼為搜尋鮑魚在海裡憋氣太久的母親，寫下題為《笨鮑魚》的詩，想每天賺100韓元讓母親能夠休息；成家後，發誓不要做保姆的愛純主動承擔起操持家務、撫養子女的責任，如後母所說：“你不是生來就要做保姆，而是有顆照顧别人的心。”
丈夫寬植更是一個接近完美的形象，在愛純失去母親、無家可歸時，寬植自始至終守在她身邊提供各種支持，甚至不惜對抗自己的家庭；成家後，寬植吃苦耐勞、甘願犧牲，直到因病離世前，還在考慮提前把儲物架最上層的東西拿下來，以防愛純夠不着。如劇中人物所說：“活着真的很苦，幸好還有一點愛。”在漫長的歲月裡，愛純和寬植憑借樂觀與韌性度過了一次次厄運。
在《重讀二十世紀中國小說》中，許子東将《活着》的寫作特點總結為“很苦很善良”——多厄運、少惡人，多美德、少英雄。具體而言，這些人物往往都是道德完美，善良無瑕，厄運不斷，仍然心靈美。
在許子東看來，這種策略受到讀者歡迎是因為“很苦”是記憶積累，又是宣洩需求。“很善良”是道德信念，又是安全策略。他認為在1980年代以後的文學中（甚至在整個20世紀中國文學中），“苦難”是個取之不盡的故事源泉，“善良” 也是作家、讀者和體制“用之不竭”的道德共享空間。
...而《苦盡柑來》的成功證明，這一論述可以超出文學之外，在整個東亞的影視作品中适用。在這部韓劇中，故事源泉不再是此前偶像劇中的絕症、車禍與失憶，而是濟州島海女及其後代的“苦難”，而主角的“善良”置于性别與生存難題之中，也更容易為劇集生産者與觀衆制造一處道德共享空間。
類似的創作思路在中國影視史上也可以看到，從早期的《媽媽再愛我一次》《星星知我心》，到上世紀末風靡全國的《渴望》，再到更近的《你好李煥英》《我的姐姐》，苦情元素一直都是打動觀衆的重要形式。
在早期影視作品的苦情戲碼中，角色往往流于臉譜化，親情和愛情則在苦難中成為“善良”的表達出口。查建英曾在《中國波普》一書中引述《渴望》編劇之一王朔的說法：“我們無非是使勁兒摧殘戲裡的角色，讓所有人吃盡苦頭。我們讓好人好到家，又倒黴到家，讓壞人也壞到家，這樣就容易讓觀衆同情，就有戲。”
西蒙菲沙大學人文學系教授孔書玉對當代中國苦情戲的發展脈絡有過系統梳理，她認為，盡管故事被高度情節化，但苦情戲仍然與社會現實密切關聯，并制造了一種“情感寫實主義”，讓觀衆産生共情并留下眼淚。
這點在《渴望》中表現的十分明顯，主角的不幸遭遇往往和改革開放前後社會的急劇變化相關，而《苦盡柑來》裡，創作者同樣試圖征調當時韓國社會社會變遷的種種元素，來喚起本土觀衆的共情。
正如孔書玉指出的，苦情戲背後的社會動力是制作者試圖通過喚起觀衆的情感經驗來調節轉型時期的社會情緒，這可以被視為儒家觀念對“苦”的政治應用：苦情的表現隐喻着父權社會在政治理想與情感挫敗之間的掙紮。
...不過時至今日，我們可以從此類故事中看到新的變化，其中最為明顯的是苦難叙事中性别視角的轉換。
過往的許多苦情作品中，主角往往是男性，故事圍繞男性在社會中的遭遇展開。苦情劇往往也是時代劇，時代局限的一粒灰成為落在個體身上的一座山，不論是政治運動還是家庭離散，時代的苦往往就是男性的苦，而女性隻是沉默地承受苦難。即使女性成為叙事主體，也容易固定為苦難中的母愛叙事。
例如在《活着》中，由于經濟拮據，為了省錢讓兒子讀書，福貴跟家珍決定将女兒鳳霞送人，這種犧牲在故事裡是常态；在困難時期，家珍病倒了仍要去掙公分，去娘家求救，最後摔倒起不來，福貴說：“家珍算是硬的，到了那種時候也不叫一聲苦。”
《苦盡柑來》雖然同樣有時代劇特征，但改變了這類作品長期以來男性中心的苦難叙事，并試圖指出女性在曆史中不可見的處境：即使在困難時期，女性仍然是更苦、更容易被犧牲的。劇集揭示了社會中長期存在的性别結構與不公，例如愛純在奶奶家被要求去工廠做工，用賺來的錢給家裡的長孫還債；愛純婆家吃飯時女人和小孩坐在單獨一桌，吃着少得可憐的豌豆；喪母、退學的愛純被認為隻能嫁給二婚男人，給他做免費保姆。
不同于簡單地訴說苦難，《苦盡柑來》還展現了女性在苦難中的進步主義想象。從做海女的外婆全光禮，到奔波于家庭和漁村之間的媽媽愛純，再到考上首爾大學的女兒金明，故事完整呈現了三代女性的彼此托舉。
從光禮開始，她一直在告訴愛純，不要做海女，也不要成為男人的“免費女傭”，要去上學，為自己而活，盡管在現實的生存壓力下，愛純沒能實現媽媽的期待，但她用自己的努力托舉起女兒金明，當婆家想要讓金明去做海女時，她憤怒地掀翻祭桌，帶女兒離開婆家，日後又賣掉房子供金明留學。如台詞所說：“外婆在海裡遊，媽媽在地上跑，女兒才能在天上飛。”
...男性角色也在變化。劇中愛純的丈夫寬植是傳統社會中的一個非典型男性形象，他以一種幾乎毫無雜質的忠誠對待愛純，當愛純被家人诘難時，他憤怒地與自己的媽媽和奶奶翻臉；他在吃飯時将豌豆夾給女兒，宣布自己以後要坐女人和小孩這桌；兒時的愛純在岸邊跟海女們聊天，說自己長大以後要做女總統，這時她身旁的寬植說，他想做“第一先生”。這不隻是性别與權力關系的倒置，更承載了當代人對男性氣質的新诠釋。
有媒體指出，《苦盡柑來》相比不少國産劇的進步之處就在于将女性權益的争取建構在曆史脈絡之中，而不是如國産劇一樣在真空之中忽然完成。在此前的《當“中女”看到韓女”》中，界面文化曾經談到，由于共享相似的東亞文化語境，中女更容易看到在韓女文學中被書寫的韓國女性困境，又在韓女的抗争中看到一種對于女性未來的想象，《苦盡柑來》對于韓女困境與互相托舉的設計，也因此被中國觀衆看到，從而哭着打出五星。
這或許就是《苦盡柑來》的突破。在遵循苦難作為故事源泉，善良提供道德共享空間的技法後，《苦盡柑來》關于女性成長與困境的編年史寫法，又建構了一處新的進步主義與女性主義的言說空間。換言之，它不隻是很苦很善良，還試圖指出“苦”背後的權力關系和社會結構，并讓人們相信“苦盡”會有“柑來”。
...苦盡甘來，這不僅是東亞社會長久以來堅信的道德哲學觀念，在世界範圍内也是如此，從劇集标題的設計即可窺見。
原始的韓文标題是濟州島方言中的常用短語，直譯為“辛苦了”，在制作中，Netflix借鑒了知名英文短語“When life gives you lemons, make lemonade”（當生活給你檸檬，就做檸檬水），将英文标題改為“When Life Gives You Tangerines”（當生活給你柑橘）——柑橘是濟州島象征性的出口作物，占到全國99.8%。中文标題“苦盡柑來”也是改編自這一譯名，在某種程度上揭示了劇集希望傳遞的主題與觀念：生活很苦，但要保持樂觀堅強，去泡一杯甜蜜的柑橘茶。
這種觀念影響着觀衆的觀看行為，過去流傳着一種說法：生活越苦，越愛看苦情劇。在《殘酷的樂觀主義》一書中，美國文化理論家勞倫·貝蘭特（Lauren Bertlant）指出了當代人對于美好生活的一種近乎殘酷的依戀：人們被維系建構生活的日常弄得疲憊不堪，尤其是窮人和邊緣人群，生活是單一的，人們會犯錯誤，反複無常，殘酷而善良，而意外有時也會發生，人們的幻想和共同期待的美好生活正在被消耗磨損，即便如此，人們仍然對這樣的關系如此眷戀。
在貝蘭特看來，這種依戀的殘酷之處恰恰在于，當今社會維系和再造生活的勞作，正是對生活本身的消耗，換言之，正是人們所期望的對象本身造成了這些失落。
...在《苦盡柑來》中，兒時的愛純無比憧憬心中的美好生活，她喜愛文學，是濟州島出名的少女詩人，她想上大學，總說自己以後要去首爾，嫁到很好的人家。為此，她試圖抓住生活給予的每一個承諾，母親離世後，她相信了繼父的承諾，留在家中撫養弟弟妹妹，隻為繼父出錢供她上學；被退學後，她一度相信二婚男人讓自己上學的承諾，但最後得知對方隻是想要一個免費保姆；成家後，她放棄了這一心願，轉而希望能由女兒替自己完成。
貝蘭特指出了一種“忍耐的技術”，即當代人常常通過一種“以後”的概念懸置對此刻的殘酷性的質問，這意味着仍然相信他們習以為常的依戀系統，保持在一種互惠、和解或順從的關系中，這可能伴随着麻木。這究竟是一種怎樣的期待和承諾？
在《苦盡柑來》以及一系列相似故事中，這個承諾可以被概括為“善有善報”，像愛純和寬植這樣善良、勇敢又充滿韌性的人，理應值得擁有美好的生活，即使隻是一部分，即使會付出很多痛苦。屏幕前的觀衆何嘗不是如此呢？從這個維度來看，《苦盡柑來》仍然符合了大衆文化的社會功能，用善良與樂觀，為苦難與悲傷找到了消解方式。
因此，《苦盡柑來》之所以如此受歡迎，某種程度上就在于影片仍然替我們兌現了這一承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