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來自歐洲的重要新聞之一是，歐洲各國農民紛紛走上街頭抗議歐盟貿易政策和土地管理政策，法國是抗議的主要陣地。
據這次抗議的法國主要農會領導人稱，今年的極端氣候和上漲的生産成本給農民帶來了很大負擔。然而根據歐盟共同農業政策規定，農民必須留出至少4%的土地用于休耕。
如果不想休耕，則必須将7%的土地用于種植固氮作物或填閑作物（cover crop，通常在主要作物收獲後種植，以防止連作障礙），以恢複土地肥力和生物多樣性。抗議的農民紛紛稱自己無法再承受減少生産帶來的收入下降，已經快要入不敷出了。
●法國農民用拖拉機堵住高速路口抗議。綠色的法文直譯為“不要進口在法國被禁止的産品。”應指正在談判中的歐盟-南方共同市場貿易協定。圖源：Reuters
抗議者的另一顧慮是歐盟正在與南美洲進行的農産品進口談判。歐洲農民擔心這會進一步壓低農産品價格。
這已經不是歐洲農民第一次因為經濟壓力走上街頭。過去幾年，類似的抗議頻頻發生，體現出農民面對的幾層矛盾——自由貿易帶來農産品價格降低，為了降低生産成本不得不擴大規模，然而帶來更多負債和環境壓力。
恰巧這幾天我發現了2017年凱撒獎獲獎電影《小農夫》（Petit Paysan）。影片将鏡頭對準一個普通法國家庭農場，講述農夫皮埃爾（Pierre）應對瘋牛病的故事，與當下正在發生的曆史形成對照。
●影片法語原名Petit Paysan意為“小農”，在一些語境下也可譯為鄉下人或鄉巴佬。這個帶有輕蔑意味的稱呼也從側面反應了主流農業政策對小農的忽視和不公。
一、夢牛
故事主人公皮埃爾是一個小農，從父母那裡繼承了二十多頭奶牛，他每天奔波在農場和父母家之間，把所有精力投入在照顧奶牛上。
影片以皮埃爾的夢境開頭，夢中他艱難地穿過牛群，檢查每一頭牛的身體狀況，當他終于回到廚房喝咖啡休息時，身邊仍然簇擁着幾頭牛。牛群無處不在，從生産空間到私人空間，占領了生活的每一個角落。
...夢醒之後，皮埃爾開始一天的工作，重複着相同的程序——頭一天晚上把牛放到草場散步吃幹草，第二天早上把牛群領回來，喂飯、擠奶，然後再出去散步。
有一天，皮埃爾發現其中一頭奶牛出現了瘋牛病的症狀。他上網查找資料得知，政府對瘋牛病的态度是甯可錯殺一千不能漏掉一個，一旦農場發現病例，所有奶牛都要被屠宰。
為了保護奶牛，皮埃爾采取了一系列極端措施，所揭示的農民心态以及微觀社會環境都耐人尋味。
二、病牛
對農夫和牲畜關系的刻畫，文學和影視作品中通常有兩種刻闆印象。一種是浪漫化農民對牲畜的感情，另一種則是工業化農業中對于動物的冷酷無情。《小農夫》中則展現了更細膩的層次。
...皮埃爾對他的奶牛可以說是相當珍愛。他給每頭奶牛都取了名字，提起自己的奶牛時總是稱呼它們“我的女孩兒們”。
他對奶牛的身體狀況異常敏感，這種敏感來自于他對于奶牛的熟悉和關切，也因此比其他防疫人員更早覺察到奶牛身體的異常。
有一天防疫人員例行檢查時，皮埃爾向獸醫帕斯卡爾（Pascale）——他的妹妹，表達了對奶牛拖帕茲（Topaze）身體狀況的顧慮，擔心它可能生病了。盡管在拖帕茲病程的最開始，獸醫沒有發現任何症狀，皮埃爾還是憑借直覺斷定出了問題。
事實證明他是對的。三天後，奶牛出現了瘋牛病的症狀。
然而，當他确認奶牛患了瘋牛病，且病情開始擴散以後，他也毫不猶豫地将病牛殺死并掩埋。他甚至一度想隐瞞牛群的病史，把剩下的奶牛出手給另一個農民，以挽回經濟損失。
皮埃爾與奶牛之間，既有道義上的共存，也有經濟上的共生——後者是前者的基礎。當生存狀況被威脅時，道德責任也搖搖欲墜。聽起來和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沒有太大不同。
三、殺牛
圍繞皮埃爾發生的一系列故事表明，農場上的生活遠非田園牧歌，現代管理技術對于農業的滲透無處不在。
通過影片的交代，我們知道法國農業部會定期檢測各農場的牛奶質量，其中牛奶脂肪含量、生乳中的體細胞數都是評定牛奶質量的重要參數。
每個農場的每一頭牛都被防疫站記錄在冊，有自己獨屬的編号，不允許任何一頭牛莫名其妙地出現或消失。牛的生老病死都要向政府報備。
●皮埃爾和打着耳标的奶牛。
當皮埃爾試圖掩蓋病牛被殺死的情況，他向防疫人員撒了謊說牛走丢了，但事情卻越鬧越大，連警方都介入了，要皮埃爾交代牛到底去向何方，可見歐盟對動物管理的嚴格。
不光政府持有這種管理理念，連皮埃爾的家庭成員也認同，比如他的妹妹帕斯卡爾。作為一名獸醫，當她知道哥哥偷偷殺死病牛的時候，告知他這一次她可以假裝不知道，如果再發現病牛，她會立刻向當局報告。
我本以為妹妹會重人情輕法律，站在哥哥的角度幫他保住牛群，但實際上妹妹的立場始終和當局一樣——有病例就要全部屠宰。可見官方措施的正當性多麼深入人心。
四、偷牛
影片也刻畫了小農戶與大農業的沖突。
片中，皮埃爾為了對付警方對消失的牛的調查，在夜深人靜時去了朋友法布裡克（Fabrice）家的自動化大農場，偷偷牽回來一頭牛。
...比起隻有兩個小小谷倉的皮埃爾，法布裡克的現代化牛場有一個足球場那麼大，夜間也燈火通明，幾百頭牛被井然有序地關一起，一切操作如此依賴自動化，以至于皮埃爾可以堂而皇之地走進牛群之間而不被發現。
法布裡克發現牛丢了，雖然也報了警，對此卻漫不經心。當防疫人員問他為什麼對丢了一頭牛不以為然，他說，人們不習慣或者不喜歡新技術，有人不願意見到我這樣經營牛場，我覺得能理解。
短短幾句話，勾勒出一個農村社區内部的潛在沖突，和小農對現代化養牛場近乎天然的不信任。
一次，皮埃爾和朋友們出去打獵時，法布裡克掏出手機，頗有些得意地向朋輩們炫耀牛場的“高科技”裝備，宣稱機器可以讀取奶牛的所有數據，記錄每天的牛奶産量、質量和細胞計數。
...對此非常不屑的皮埃爾反問道：“那它能讓你知道你的奶牛開不開心嗎？”
法布裡克沒有理解皮埃爾的意思，自信地說如果奶牛生病了，機器肯定會告訴我，畢竟這些設備都是荷蘭進口的。
小農和現代化牛場這兩種生産方式，到底哪種更好？導演并未明示，卻在影片中巧妙地展現了自己的傾向。
在法國農業部對牛奶質量的定期測試中，皮埃爾經常在當地排名第一，他也因此得了個“奶牛王子”的外号，而法布裡克隻排到第四十二，也難怪當地小農對這種全套自動化設備和相應的高投入并不買賬。
五、瘋牛
盡管影片全程聚焦皮埃爾的心理狀态，而歐盟自由貿易框架下小農戶艱難生存的時代背景也若隐若現。
片中，皮埃爾應對瘋牛病的重要信息來源，來自一位比利時農民。這位農民發現第一個瘋牛病病例後立刻告知防疫人員，希望他們能夠給出對策，沒想到防疫部門直接給牛群判死刑，在發現病例的第二天，這位農夫失去了所有的牛。
盡管政府承諾給予一定的經濟賠償，但是他等了好幾個月毫無音訊，情急之下他将講述自己遭遇的視頻發布到網上，并表示自己将轉向立場極端的政治陣營。
這條支線的情節幾乎就是當下的現實。
...歐美各國應對瘋牛病的措施無一敢觸動産業的利益，跟蹤系統遲遲不到位，政府也無力擔負全面檢測的成本，出現病例後隻知全面撲殺，根本沒有人關心養殖戶的損失。
《小農夫》也許無意點出緻使瘋牛病流行的根本原因。但别忘了，1980年代瘋牛病在英國的起源被認為與工業化養殖飼料使用反刍動物的肉粉和骨頭有高度相關性。
在工業化養殖大行其道和公共防疫缺位的現狀下，讓個體小農戶承擔損失實在不公平。
2001年歐洲瘋牛病爆發時，一則愛爾蘭的新聞報道稱，愛爾蘭農民希望政府能夠提供更多賠償。
2003-2007年間，加拿大爆發了瘋牛病，農民生計嚴重受挫，所有在此期間養牛的農民向加拿大政府提告，認為政府防疫措施不利，造成瘋牛病在國内傳播，應該對農民進行經濟賠償，官司一直打到2022年，農民的訴求最終被駁回。
與此同時，生存壓力下的歐美農民正成為反全球化、支持民粹主義的極右政黨争取的票倉。這表明工業化農業和全球化已經給地方社會生活帶來深刻的變化，許多矛盾和沖突相互交錯，沒有簡單的解決方案。
六、何以為農？
對《小農夫》的導演于貝爾·夏魯埃尓（Hubert Charuel）來說，這個故事源自相當私人化的回憶——夏魯埃尓的父母就是奶農，也曾遭遇瘋牛病流行，這給少年時期的他留下深刻印象，這次拍攝也是在自家農場上完成的。
就是這樣一個平平無奇的家庭故事，不僅得到當年凱撒獎最佳影片的提名，演員斯萬·阿勞德（Swann Arlaud）也摘得凱撒獎最佳男主演。除了拍攝手法和演技，也和它對社會議題的映射不無關系。
無獨有偶，同年上映的的紀錄片《鮮乳哪裡來》（Das System Milch）的導演也在奶牛農場上長大，影片就對歐洲奶業的社會和環境負面影響進行了更系統的探讨。
●《小農夫》和《鮮乳哪裡來》海報。
在《鮮乳哪裡來》中，導演試圖展現歐洲奶業的整個生産鍊條，并讨論奶業中大資本與農戶之間不平衡的權力關系。
影片所展示的農場主對待動物更加殘暴，由于必須精準控制農場投入，不能産奶的牛（包括剛出生的小公牛）都必須立刻被殺死以節省飼料。更令農場主頭痛的是如何處理牛糞，沒有渠道能夠消化得了大型農場源源不斷産生的牛糞，因此隻能就地填埋，令土地不堪重負。
一旦選擇規模化養殖的“賽道”，農戶必須不斷地擴大規模以降低生産成本。《小農夫》中選擇了這條賽道的法布裡克，是否已經預見這樣的結果？
奶業生産已經過剩，收購牛奶的大型農企則樂見其成，正好可以壓低收購價，促進其産品的“全球競争力”，把歐洲奶制品銷往全世界各個角落，威脅當地奶農的生計。
在工業化養殖和食品帝國體系中，無論是農戶、奶牛、還是土地，都已不堪重負，搖搖欲墜。《小農夫》中皮埃爾的焦慮，具體可感地呈現了這種如履薄冰的生存狀況。
農民的出路，究竟在哪裡呢？
...文中圖片如無說明均來自網絡
編輯：澤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