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誰是真正關心雪豹的人？
獲得東京國際電影節最佳影片的萬瑪才旦導演的遺作《雪豹》講了一個非常簡單的故事：在雪域高原上，一家牧民的羊圈被雪豹襲擊，死了九隻羊。圍繞這一事故，四個不同的群體之間發生了争執與糾纏。
牧民是事故中蒙受損失的人，大兒子金巴把“兇手”雪豹圍困在羊圈裡，嚴加把守，執意要等政府賠償才肯放手。
牧民家的小兒子、年輕的“雪豹喇嘛”對雪豹抱有無限的悲憫與同情，并與這隻“涉事”雪豹有過兩次過命之交，産生了很深的羁絆。笃信藏傳佛教的他希望哥哥無條件釋放雪豹。
聞訊趕來的當地記者似乎并不關心雪豹會否獲得釋放，牧民能否得到賠償，隻想多拍一些有料的素材，甚至在牧民一籌莫展的時候，他們依然熱熱鬧鬧地為同事慶祝生日，上演“人類的悲喜并不相通”。
來現場處理問題的基層官員和民警，隻是催促牧民趕快把雪豹放走，賠償的事卻模棱兩可地一帶而過。他們最擔心的是，如果這隻國家一級保護動物有任何閃失，誰也負不起責任。
...基層官員要求先放雪豹，牧民要求先賠償，事情就這樣陷入僵局。各色人中，隻有兩人做出了試圖打破僵局的舉動。一個是“雪豹喇嘛”，他提出把自己用于拍攝雪豹的相機賣掉，以賠償哥哥的損失，然而提議被哥哥拒絕。另一個是家裡的老父親，他拿出自己積攢多年的去拉薩朝聖的路費，試圖解決争端。
二、隻拍出冰山一角的電影
人要養羊換錢，雪豹要吃羊續命，雙方都在各自的世界中做着正确的事，這卻讓他們成為了仇敵。影片《雪豹》并沒有深入分析雪豹襲擊牧民牲畜的原因，而更多聚焦于事件本身的沖突。
雪豹無法獲得釋放，看上去是因為哥哥金巴太固執：隻要他不執着賠償的事，放走雪豹，所有人都可以相安無事，皆大歡喜。然而我們不能把責任簡單地推脫到受害者身上，這位牧民并非絕對的“一根筋”，他坦言如果雪豹隻是咬死了一兩隻羊，自己不會計較，權當對雪域精靈的供養。但他被咬死了九隻羊，對于生存條件本就艱難的牧民來說，這無疑是一筆巨大的損失。他還認為，問題的根本是自己的獵槍被沒收了，使雪豹的行為不受任何約束，所以它們才會越來越肆意妄為。
然而雪豹頻繁襲擊牧民的牲畜，真的隻是因為牧民沒有槍去震懾它們嗎？野生動物毀壞農田、襲擊家畜，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它們的生存環境被壓縮或生存受到威脅。不管是人類的過度開發導緻野生動物栖息地逐漸碎片化，還是全球變暖導緻的林線上移，都是不可忽視的因素。
三、到底是誰闖入誰的生活？
影片中的情節，讓我想起2021年轟動全國的雲南大象北遷事件。一群亞洲象從它們的原始栖息地西雙版納自然保護區，一路北上，到達500公裡以外的昆明，最後在相關部門的幹預下才回到栖息地。
大象短距離遷徙并不罕見，但是這群亞洲象此次北上的路程，早已超過了遷徙的範疇，并且其過程沒有遵循固定的路線，因此科學家認為，這并不是遷徙，而可能是在尋找新的家園。
事實上，在政府和民間的保護努力下，中國的野生大象數量從上世紀90年代的193頭增加到今天的300頭左右。數量增加意味着它們需要更多的栖息地。但是，城市化和人類幹擾活動的增加，導緻大象栖息地進一步破碎、流失和減少。
然而，恢複或擴大野生動物栖息地是一個艱巨而漫長的工程。在環境問題日益嚴峻、電影中的“人獸沖突”頻頻發生的現實情況下，我們應該如何與野生動物和諧共處，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四、作為小農，我共情誰
如果讓幾年前在城市打工的我看這部影片，或許最打動我的會是充滿悲憫之心的年輕喇嘛。如今作為農民的我，不自覺開始共情牧民。在過去一年的生态農業實踐中，我深刻體會到了在不破壞生态環境的前提下做農業，需要做出多少讓步與犧牲。
...自從去年春天接手這座果園之後，我開始實踐生态種植模式，不打農藥、不用化肥，做酵素，做堆肥，果園留草，增添作物品種，提升物種多樣性。一通操作下來，沒有農藥化肥的黑科技加持，第一年産量果然少得可憐。
...然而隔壁果園的大叔大媽們種的菜都好好的，隻有我的菜遭殃。一打聽，才明白為什麼鳥兒很少禍害他們的莊稼。他們會給種子拌農藥，這樣既能防止土壤裡的蟲子吃種子，也能防止鳥兒刨種子吃。至于野兔為什麼隻來我這，對比一下兩座果園不同的場景就清楚了。别人的果園，地面雜草被鋤得幹幹淨淨，而我果園裡的草都齊膝高了才會割一次，野兔去别的果園太容易暴露目标，而我的果園則到處都是它們的藏身之所。
與影片中的牧民一樣，我最初也因為果園的損失而遷怒于這些的野生動物。明明做生态農業的初心就是想保護生态環境，而當果園的環境好了，吸引來小動物時，我卻開始嫌棄了。
...雖然在野生動物給農牧業帶來的麻煩上，我共情影片中的牧民，可我們的處境畢竟不同。我之所以決定放棄大城市光鮮亮麗的工作（aka.互聯網大廠社畜生活），從事生态農業，是因為認可生态農業的本質并不隻是為了生産安全的農産品，而是為了讓農業和環境有一個和諧、可持續的關系。在認識氣候變化問題的緊迫性和嚴重性之後，主動選擇讓渡一部分我作為農民的“利益”給大自然。
而生活在高原牧區，在現代社會“隐形”的牧民，幾乎都是被動地承擔生态環境破壞的惡果。在追求GDP高速發展的過程中，我們常喊出“不惜一切代價”達成某目标的口号，卻往往忽略了真正承擔“發展的代價”的人群是否心甘情願。當環境問題成了全球至關重要的發展問題時，人們才紛紛談及野生動物保護，在這個過程中，我們能看到政府的決心，看到科研人員的努力，卻極少能了解到因為野生動物而蒙受經濟損失的底層農牧民的情況。
這也是我一直欣賞萬瑪才旦導演的原因：他不會用獵奇的視角去展現藏民的生活，而是抱持着對生命的關懷，去探讨平凡的個體與時代、社會和自然之間的複雜關系。
《雪豹》仿佛是一面折射出許多社會問題的棱鏡，用來探讨人與天地自然如何共處的哲學命題。此刻正在威海山中務農的我，格外感謝萬瑪才旦導演，讓我在千裡之外的小鎮電影院，真正看到了牧民的處境。走出電影院，我也要繼續用生态農業的實踐來探索人和自然的和諧關系。
圖片除特殊注明外，均由作者提供
編輯：梅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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