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錄自彼得·漢德克《多瑙河、薩瓦河、摩拉瓦河和德裡納河冬日之行或給予塞爾維亞的正義》

出發的前夜，我去凡爾賽宮附近的電影院看了埃米爾·庫斯圖裡卡的《地下》。我很贊賞這個來自薩拉熱窩的波斯尼亞人以前拍的電影，比如《流浪者之歌》《亞利桑那之夢》。一方面，它們的想象力不是簡單地飄逸，而是在自由飛翔，圖像和鏡頭如此絲絲入扣，富有節奏，以至于它們常常會慢慢變為具有東方色彩的豐富景象（這樣就使電影畫面更加開闊）；另一方面，面對電影當中快速的畫面切換，我總覺得缺少點什麼，比如說一種與大地、與國家、與世界的聯系。所以，畫面給人的整個想象很快就破滅了，變成了填堵眼球的妄想。我向來甯要感人至深，而不要博人喝彩，或者說甯要幾乎感人至深，這會最強烈地打動我的心靈，萦繞在我的腦海裡，持續不斷。

《地下》的故事（幾乎）抓住了我的心，我第一次被庫斯圖裡卡的電影所打動。純粹的叙事技巧終于變成了一種叙事沖擊力，因為一個有夢想的天才，一個無與倫比的天才把自己與一片确切的世界，也包括曆史緊密地聯系在一起——與昔日的南斯拉夫。它曾經是這個年輕的導演的家鄉。電影接近尾聲時有一個宏大的場面，内戰硝煙彌漫，主人公之一多年來一直在苦苦尋找他當年在貝爾格萊德多瑙河失蹤的兒子，他穿梭在戰火的硝煙中，一邊不斷地大聲呼喊着失蹤的兒子，一邊傳來咆哮的命令：“開火！”，難道說這不是一種沖擊力——一種莎士比亞式的、又一再與馬克思兄弟的那種沖擊力交相輝映的沖擊力嗎？——在針對《地下》的批評中，我覺得有那麼多東西好愚蠢或者不懷好意。不僅僅是《地下》在戛納上映之後，阿蘭·芬克爾克勞特——法國現代哲學家之一在《世界報》上撰文指責庫斯圖裡卡的電影宣揚恐怖主義，搞親塞爾維亞宣傳。芬克爾克勞特并沒有看過這部電影。自南斯拉夫爆發戰争以來，他一直令人不解地叫嚣支持克羅地亞建立獨立國家。而就在幾天前，另一位法國現代哲學家安德烈·格魯克斯曼在《解放報》上以怪誕的方式反唇相譏，他聲稱看過這部電影！并向庫斯圖裡卡表示祝賀，因為這是對塞爾維亞恐怖共産主義的清算。與德國人不同，這種共産主義壓根兒就沒有從它的曆史罪行中吸取教訓——誰會從電影《地下》中看出這樣的東西？他們看到了什麼？他們到底在關注什麼？還有一位電影批評家在德國《時代周刊》上撰文，一改平素的溫和筆調，認為庫斯圖裡卡的電影中充滿憤怒、怨恨，甚至“複仇”情結。事情畢竟不是這樣：《地下》這部電影問世了，成功了，既存在着，又在産生影響，我都看到了，無非是出于悲傷、痛苦和強烈的愛；即使它有粗糙和渲染之處，那也是其中的一部分——這一切最終凸顯出對另一個南斯拉夫的曆史敏銳的目光，有時候甚至是有預見的慧眼，或者質樸而童話般的東西。我看到在這座遊離大陸的小島上充滿節日氣氛的結局。在那裡，電影裡那個蠢家夥突然間不再瘋瘋癫癫了，而且一點兒也不傻，說話有條有理，就像一個童話講述者，面向聽衆，娓娓道來：“從前，有一個國家……”（隻可惜，我在電影院裡覺得，他的童話簡直太短了。）

當然，迄今為止對庫斯圖裡卡的電影最為惡劣的指責又出現在《世界報》上。這本來是我最喜歡看的報紙之一。在昔日那同樣嚴肅而高雅的幌子下——幾乎看不到圖片，全是密集的近乎官方口氣的欄目。幾年來，它偏離了幾乎過分認真的主體風格，變成了一個具有隐蔽性和煽動性的小道消息報，而且不隻是在特殊情況下。事情還不僅僅是這樣，比如，有關當年總統密特朗患病的消息，它竟然打着消息的幌子，在總統任期屆滿之前連篇累牍地傳播這個消息，唯恐人家不死。這也許合乎時宜，但絕對不合乎當時的現實。這家報紙不再關注自己的主題，也不再專門報道，更談不上格調高雅，隻是一味地大肆渲染——使之成為公衆關注的對象。對這種新的導向來說，十分典型的是所采取的方式，從一開始就根據人物的外貌來判斷他們的性格特點，以前這在《世界報》上是不可想象的。而現在，他們直接就在報道的标題中給人物貼标簽，比如：本來是報道一名美國的藝術攝影師，标題卻是“令人着迷的四十歲少婦”（或者類似的用詞）——仿佛這家報紙限制刊登圖片會産生出一種完全另類的圖像，即話語圖像。毫無疑問，這是些不值得當真的圖像。

針對電影《地下》, 《世界報》的編輯團隊與芬克爾克勞特狼狽為奸，不約而同，意在消除埃米爾·庫斯圖裡卡和他的親塞爾維亞或親南斯拉夫麻醉劑的影響，于是就出現了這個電影批評大師——一個平日分析聰穎和細膩的寫作者——語言破綻百出、像是被人操縱的評論。他在其中指責這部電影在形式上是巴洛克式的，也就是說，隻是為了自娛自樂。在可憐的文化專欄上，還有一篇出自一個女人之手的文章。作為報紙讀者，我迄今隻覺得她是《世界報》駐南斯拉夫戰地記者，并且是一個不僅有成見的——在這種情況下，為什麼又不會呢？更為甚者，她對一切塞爾維亞的東西懷有刻骨銘心和特别自覺的仇恨，滲透在她一篇又一篇報道中。在這篇提及的文章中，她要表明，庫斯圖裡卡在塞爾維亞土地（還有水域）上拍攝的這部電影，肯定得到了當地企業的支持，因此違反了聯合國針對塞爾維亞和黑山的貿易禁令或禁運制裁。然後，她以過分細緻的、近乎最高法官的架勢，同時完全表面化的缜密列舉出全部可以拿來針對電影《地下》使用的聯合國決議，大約占了四分之一版面，逐條逐句，附加條款一條又一條，一切都迂腐地排列、疊加和串聯成一條支撐罪責的連禱，就像一種無懈可擊的、最終的、不可撤銷的判決理由——并且以此來暗示：僅僅作為産品或者商品，庫斯圖裡卡的電影從根本上說是非法的東西；他的非塞爾維亞（法國和德國的）“合作人”都是踐踏法律的人；這部電影，至少在負有禁運職責的國家中，應該從銀幕上消失，撤出流通領域（我在此更确切地說，我在此溫和地翻譯了這位戰地女記者的暗示）；電影《地下》沒有存在的權利，電影制片人和導演庫斯圖裡卡都是戰争的既得利益者，至少是這樣。（為了正義，這裡也提到，此間，也就是這篇文章發表約莫一個月之後，《世界報》刊登了一封簡短的讀者來信，其中彬彬有禮地發出請求，不要再對“這個不愉快的事件”糾纏不休——不過在之後的一期上，又刊登了另外一位戰地女記者如出一轍的報道，這一次是關于“貝爾格萊德紅星”足球俱樂部的現狀。事實上，至少對逐字逐句閱讀的人來說，這是一條天衣無縫的譴責鍊條，最終給了一擊：這個俱樂部——無論如何國際媒體心知肚明——與“臭名昭著的強盜和戰争殺手阿爾坎”的瓜葛由來已久，正像俱樂部的頭目聲稱的，現在的确沒有與這夥人斷絕關系——不然的話，怎麼會在俱樂部的紀念品商店裡除了常見的隊服、煙灰缸等商品等，始終還可以看到戰争販子阿爾坎與“沙文主義的塞爾維亞搖滾歌手塞卡”的“黃色”婚禮錄像呢？）

我之所以不得不這麼久停留在這些與其說值得菲利普·馬洛，倒不如說值得風俗警察關注的（也許是）次要的現場以及無聊的文字遊戲中，因為在我看來，這裡所引證的講話方式是一種幾乎完全由事先已經繃緊的狗鍊牽制授意的，對有關南斯拉夫戰争鋪天蓋地的報道是很有代表性的，從戰争開始以來就是這樣。媒體就這樣被一條強大的繩索牽制着。——什麼？難道你要通過一種無視這先行的現實的媒體批評幫助在塞爾維亞，在波斯尼亞、克拉伊納和斯拉沃尼亞所犯下的塞爾維亞罪行開脫嗎？——從容，耐心，公正。問題，難道隻是我的嗎？它更加糾結，與許多現實程度或層面糾結在一起。而我關注的是些絕對完整現實的東西，因為我要澄清它。在這其中，要讓所有亂作一團的現實形式給人感受到某些像關聯一樣的東西。這是因為，誰知道，在那裡，身臨其境幾乎始終隻是（遠）看的身臨其境？誰知道，在那裡，人們面對純粹的網絡和在線浏覽隻是占有知識，而沒有那實實在在的，隻有通過學習、觀察和再學習才可以獲取的知識？如果一個人不了解事件，而隻知道它的圖像，或者如同在電視新聞裡看到的一個圖像的縮影；或者，如同在網絡世界裡看到的縮影的縮影，那他究竟知道什麼呢？

有兩樣東西，我一直無法擺脫，要比擺脫那些紛亂的遊戲還難，如今已經有四年半了，從1991年6月，也就是在斯洛文尼亞爆發所謂的“十日戰争”，打響了南斯拉夫解體的第一槍以來——兩樣東西：一個數據和一張圖片，即照片。一個數據是：大約有70個人在那場開始的戰争中喪生，可以說，與在随後死于戰争的14,000人相比沒有多少。然而，幾乎所有70個死者都是南斯拉夫人民軍戰士，這是怎麼回事呢？當時，南斯拉夫人民軍已經被視為最大的侵略者，無論怎麼說都遠遠處于優勢，難道它和那些為數不多的斯洛文尼亞獨立勢力玩了一場十分簡單的遊戲嗎？（一場遊戲？）（數量關系人人皆知，但奇怪的是，理所當然地沒有進入世界意識中。）那麼，到底是誰首先向誰開槍射擊呢？還有，難道不是有人發出明确的命令，絕對不許還手嗎？因為他們知道，無論怎樣，雙方畢竟還都是南部斯拉夫地區的兄弟國家，并且執意也要堅守這樣的信仰或者幻想，至少這一方面如此。至于那張照片，我是在美國《時代周刊》上看到的：确切地說，上面是一群七零八散的斯洛文尼亞人，身着奇怪的迷彩服，手上舉着旗幟和标語，就這樣宣告了新建立的共和國。在我的記憶裡，畫面上幾乎看不到真正的年輕人，或者無論怎麼說，這一群人根本就沒有一點青年人的迹象——首先在我看來，這群自由戰士更多是些三十來歲的人，大腹便便，仿佛正要結束一場向女士獻殷勤的郊遊，一面面旗幟就像是露天劇場。直到今天，我對這張照片的最初印象依然在腦海裡揮之不去。那是這樣一些半是滑稽的業餘人物，而不是什麼自由戰士。就是這幫人，他們不問青紅皂白，槍殺了近七十個裝備精良，可是毫無防備的人民軍士兵。當然，這也許是一派胡言——但是這也說明，一些如此光彩奪目的報道和圖片是怎樣在一個接受者那裡變化或者變形的。

同樣，我也看到了後來的戰争報道，越來越頻繁。那些倒賣現實或者轉嫁現實的食客在哪兒呢：在新聞本身，還是在接受者的意識裡？當1991年11月底傳來武科瓦爾城淪陷的消息時，為什麼我在第一時刻就會感同身受呢？就在當天晚上，巴黎地鐵的斯大林格勒站站牌被一隻憤怒和激動的行人之手改寫成武科瓦爾。我把這事看成是如此現實和神聖的行為，或者是藝術與政治行為的完美結合——可是就在第二天早上，就像是在看一部片刻間雖然會打動人心，但在“劇終”之後立刻就不再完全是這樣，後來一回想起來越來越不可信的電影（通常就是好萊塢的）一樣，我開始懷疑了，“斯大林格勒”和“武科瓦爾”怎麼會扯到一起呢。我怎麼會把《法蘭克福彙報》一個充滿仇恨的社論作者的那句名言從這個如今發生在東斯拉沃尼亞的事件剝離出來呢。按照這個說法，生活在克羅地亞（包括武科瓦爾及其周邊地區）的塞族人一直以來都是南斯拉夫公民，并且與克羅地亞同胞享有同等的地位。可是，在為這個無視他們的意願而确立的新國家克羅地亞的憲法中，他們突然間被劃為二等公民。這樣一來，六十萬塞族人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就會被并入一個克羅地亞國家，而不再是克羅地亞人的管理，他們應該感到理應如此，心滿意足，服服帖帖，用德國記者的話來說，就是“應該感覺自己就是少數民族（是這樣！）! ? ”。“好吧，聽從命令，從今天開始，我們願意在自己的國家裡感覺為少數民族，因此也願意被你們的克羅地亞憲法劃分為這樣一個少數民族”：照此看來，這恐怕就是擺脫在克拉伊納地區和武科瓦爾市發生的戰争的出路吧？到底誰是首先發動侵略的一方？為什麼建立了一個國家，卻要把那裡的人民劃分為三六九等呢？那麼多人世世代代生活在這裡，如今卻要接受這殘酷的現實，他們甚至永遠也不會忘記曾經遭受到希特勒-克羅地亞法西斯政權的迫害。那麼，究竟誰是侵略者呢？挑釁戰争和發動戰争的是同一個人嗎？什麼叫“發動”呢？難道這樣一種挑釁就是發動嗎？（“是你先動手的！”——“不對，你先動的手！”）那麼，我們該怎麼辦？作為身在克羅地亞的塞族人，面對這樣一個針對我和我的民族而确立的國家，我該怎麼辦呢？我的祖輩世世代代深深紮根于這片土地，難道我如今要選擇離開，跨過多瑙河，回到我的“家鄉”塞爾維亞？也許吧。或者，即使突然間變成二等公民，即使被強制成為克羅地亞公民，我仍然應該選擇留下來，無論多麼不情願，無論多麼傷心，無論多麼痛苦的幽默，我還是應該選擇留下來，為了和平？也許吧。或者，我會奮起反抗，這似乎就是我的權利，當然要和另外許多和我同命運的人一起，必要時，還要求助于南斯拉夫那無頭蒼蠅一樣的敗軍力量？有可能，或者我身為一名還算年輕的塞族人，無牽無挂，幾乎可以肯定，我會義無反顧地選擇奮起反抗。事實上，伴随着首批克羅地亞民兵進入到武科瓦爾周邊的塞族人村莊，并不是這樣發生了戰争，可是對此本身，像我這樣一個人也沒什麼好說的，因為依然産生作用的就是那個可怕的“戰争就是戰争”，還有更加可怕的：内戰就是内戰。如果現在還有誰沒有把這一切理解為被扼住了喉嚨，而是理解為冷漠，那他就不需要繼續往下看了。（不是在德國報紙上經常被斥為“冷酷無情”嗎？這引人注意，比塞爾維亞-猶太作家兼編劇亞曆山大·提斯瑪連同他的《戰争就是戰争》更引人注意，比起所有那些憤怒的唇舌之戰，那些強逼的、遠離原始呐喊的唇舌之戰更值得去思考。）

後來，也就是1992年春天開始，媒體上出現了來自波斯尼亞戰争的最初報道圖像，很快就是圖像系列，或曰系列圖像，其中有一部分是我自己非常關注的（始終也代表“我的整體”）。這些圖像把全副武裝的波斯尼亞塞族人，不管是軍隊還是散兵，特别是活躍在薩拉熱窩一帶丘陵和山區的散兵，表現為“人類的敵人”，這是德國作家漢斯·馬格努斯·恩岑斯貝格針對伊拉克獨裁者薩達姆·侯賽因說過的一句話。随着戰争的持續發展，看到來自波斯尼亞塞族拘留營的報道和圖像，在某種程度上說，我似乎會贊成一個畢竟是塞族愛國人士、詩人以及當時的反對派瓦克（“狼”）·德拉斯科維奇的一句話，由于在波黑地區的大屠殺，連迄今在曆史上幾乎從來沒有當過兇手，至少不是先下手的兇手的塞族也變成了一個罪行累累的民族，一種“該隐民族”。面對又一個被殺害的、停放在薩拉熱窩某個停屍房裡的孩子，就像被孤零零地抛在空虛的宇宙裡，不隻一次是這樣，也不隻一刻是這樣——再說那些照片，西班牙的報紙，比如《國家報》，是些放大和發表的世界大師，按照它們的自我意識，大概繼承了弗朗西斯科·戈雅的衣缽？因此，我問自己，為什麼我們這裡或者最好是那裡終歸沒有人站出來，沒有一個塞族人自己站出來，把這個為此而負有責任的人，也就是這個波黑塞族的罪魁禍首，這個據說戰前還是童謠作者（!）的拉多萬·卡拉季奇殺死呢？怎麼就沒有出現另一個施陶芬貝格或者另一個喬治·埃爾瑟呢!？

盡管如此，幾乎同時伴随着一個遠方觀察參與者這樣一些無力的暴力沖動，我心中的另一部分（這當然絕對代表不了我的整體）則不願意相信這場戰争以及關于這些戰争的報道。是不願意相信嗎？不，是沒法相信。因為對所謂的世界輿論而言，在這場戰争中，攻擊者和被攻擊者、真正的受害者和赤裸裸的施害者，他們的角色太快地被确定，成了白紙黑字。而我即刻的想法是，這樣怎麼會有一個好結局呢？又是通過單獨一個民族，建立一個獨立國家——如果波斯尼亞那些講塞爾維亞-克羅地亞語、塞族的穆斯林要成為一個民族的話——在一片土地上，那裡還生活着另外兩個民族，他們享有同等的權利！更何況所有這三個民族的居民分散在各地，并不隻是共同生活在多元文化的首都，而且村村不一樣，家家不一樣，毗鄰生活，混雜生活。再說，作為生活在波斯尼亞的塞族人，婉轉地說，當在我的、我們的土地上你争我搶地建立一個根本就不符合我心願的國家時，我該怎麼辦呢？那麼，究竟誰是侵略者呢？（參見上文）。

後來随着事态的發展，有為數不多的遠方觀察者久久地會有這樣的感覺，當此間有一張戰争犧牲品的照片突然例外地加着“塞族人”傳奇的文字時，我們便将它看成是一個錯誤，一個印刷錯誤，無論如何是一個可以置之不理的例外？這是因為，如果真有這樣一些無辜的塞族受害者，那麼，按照他們如此稀少地出現在世界輿論中，他們也隻能處于1∶1000的比例中——也就是說，如果有一個塞族人死亡，就有一千個穆斯林死亡。如果涉及戰争中被殺害、被屠殺的人，那麼對報道和拍照而言，戰争的哪一方是光明的一方呢？那麼，到了1995年夏天，伴随着塞族人被驅逐出克拉伊納，戰争的雙方怎麼會第一次有點變換角色呢——雖然“隻是”可以看到無家可歸的人，而看不到被屠殺的人的面孔，并且以此來暗示，“這些同樣的人”之前趕走了另一個民族？難道海牙國際法庭剛剛公布的南斯拉夫戰争中的戰争嫌犯人數不是與此如出一轍嗎？——四十七名塞族人，八名克羅地亞人，一名穆斯林人，他們也許成為海牙法庭追捕的對象——這樣看來，仿佛對這一方而言，為了從形式上也可以說得過去，需要有一個，一個不在場的戰争罪犯，類似于從前一個不在場的樂善好施的人。

但是，難道這個和那個遠方的觀察者面對這些從克拉伊納逃出來的難民照片就沒有注意到，直到這個時候，那些幾乎微不足道的塞族受難者通常在照片、聲音和文字上與别的種族的大犧牲迥然不同嗎？是的，在先前幾個例外值得報道的塞族人的照片及其他媒體上，我覺得這些人确實“微不足道”，與其他兩個民族的苦難同胞相比，他們确實太不起眼了——這些人，無論如何屢見不鮮，雖然沒有“裝模作樣”，但是他們卻通過觀察或者報道視角被置于裝腔作勢的姿态——可能真的在受難，他們被表現為受難的姿态。在戰争報道歲月的進程中，他們同時可能真的繼續在受難，而且可能越來越厲害。顯而易見，他們服服帖帖地為那些國際曝光者和報道人的鏡頭和耳麥作出别人希望的表情和姿态。他們此間受到這些人的指點、引導和示意（“嗨，夥計！”）。誰會對我說，我弄錯了，或者壓根兒就心懷鬼胎，因為我真的就是這樣一起來觀察一個婦女雙手緊緊抓住拘留營的鐵絲網号啕大哭的照片的，順從地遵照國際新聞媒體在拘留所鐵絲網外拍攝的指示，即使這個女人趴在鐵絲網上的樣子也流露出攝影師給她預先指定的東西？也許吧，我自己弄錯了，食客就在我的眼睛裡（照片上那個孩子，很大，在大聲哭喊，一個女人抱着他，他的母親？而在接下來的一張照片上，遠遠地出現在一群人裡，被另一個女人抱着，顯得十分安詳，他真正的母親？）——然而，我為什麼還從來沒有——至少在這裡，在“西方”——看到過一個塞族戰争犧牲品這樣一些如此精心炮制的照片呢？為什麼幾乎就看不到這樣的塞族人的特寫照片呢？他們幾乎沒有單個出現過，而總是一小群人，幾乎都出現在中景或遠景上，恰好微不足道。與他們的克族和穆族受難同胞迥然不同，幾乎從來都不會目光朝着正前方，充滿痛苦地望着鏡頭，而更多的不是望着一側，就是盯着腳前，就像一些自知有罪的人。就像是一個外來的部落？——或者不屑于裝腔作勢？——或者為之而過分悲傷？

就這樣，我的一部分不會去袒護誰，更說不上去譴責。這樣就會導緻——不僅僅使我——産生這樣一些荒唐的、可同時并非完全不可理解的行為（?），就像年輕的法國作家（其母親是克羅地亞人）帕特裡克·貝松幾個月前的辯護，更确切地說是為塞族人寫的一本小冊子（“小冊子”是……?）中描述的，讓人有耳目一新之感，無論如何介于诙諧與荒唐之間。這本小冊子開頭這麼說，他，也就是貝松最初也和所有其他西方觀察者一樣，站在同樣一邊看待戰争的殘酷。可是後來有一天——他如此巧妙地戲弄那些消息的消費者和情緒無常的巴黎時尚分子——徹底厭倦了這樣無聊的報道。接下來的話當然與情緒毫不相幹，唯獨與作者的語言和圖像敏感性有關。他特意讓人回憶起南斯拉夫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經曆的苦難和反抗曆史——這幾乎已經從我們的記憶中消失了。對于這段曆史，我們要求那些戰争參與者如今終于可以忘掉了，世世代代——，貝松極其憤怒地列舉了針對當前南斯拉夫事件種種慣常的媒體标準，近乎延續了福樓拜式的“形式上的陳詞濫調”。當然，與其說令人發笑，倒不如說讓人哭泣和呐喊。僅舉一個例子，這裡引用了廣為傳播的針對拉多萬·卡拉季奇的描繪：一說起這個人，自然就會同時聯想到他的精神病醫生職業，這已成為習以為常的事情。因為衆所周知，在福樓拜看來，凡是治療精神病患者的醫生，自己心裡也有一種陰影。此外，無論他走到哪裡，從維也納到巴黎，在他發表的作品裡都會有規律地被冠以“醫生”這個頭銜，顯然就像斯坦利·庫布裡克導演的電影中那個要把我們的世界炸毀的“奇愛博士”。結果是，在閱讀貝松這個小冊子的同時，我在《世界報》上又看到了對這個塞族領袖的一種形象描寫，一張又一張埃皮納勒畫，一堆又一堆陳詞濫調，付諸實踐的是剛才提到的語言方式，也就是所謂嚴肅地再現一種現實，隻不過又多了一堆陳詞濫調，諸如：精神病醫生卡拉季奇還寫詩歌，當然是“業餘”的，是不會有人讀的，不言而喻，它們都“比較平庸”，等等。然而，一個那樣荒唐的行為會産生如此的效果，至少對我來說是如此：我很想讀一讀卡拉季奇的這一類詩——同樣，那些有關殺手阿爾坎的新娘、沙文主義歌手塞卡的空話也勾起我對她的歌曲的興緻。一種也許在帕特裡克·貝松的描述裡類似的行為：在所有這些先入為主的報道之後，他有一次在帕萊親眼見到了拉多萬·卡拉季奇，并且把他描寫得像一位蒼老、疲憊、心不在焉的傷心女人——這是一種近乎可愛的描寫——一種不被允許的針鋒相對的行為？

不管怎麼說，我覺得這種行為，或者更确切地說防守，或者再确切地說反向行動值得一提，也是因為它們冒着會失去平衡和正義感的風險——比如就像貝松為塞族人辯解時那幅也許獨一無二的埃皮納勒小圖像，他以此随手拿來一個同樣模糊不清的刻闆印象，與他借用小冊子來針對的那些人也沒有什麼兩樣：他講述了士兵集合的場面，同樣在帕萊，波斯尼亞塞族士兵與我們所了解的他們完全不同，這或許也沒有什麼不對。從簡單的描述中，這些年輕男子展現出不太優雅的樣子，具體說來就是“有活力、快樂、自在”。于是我就想，在他們身上所表現出來的東西，似乎可以與30年代一些西方旅行者對當年蘇聯體制的種種贊美相比，這可能就是那樣的反向行為的危險所在吧。當然：當你看到每一篇新的報道，上面又是這樣一群喝着梅子白蘭地的塞族民族主義分子、狂熱的農民和偏執狂時，眼前就會看到一群與之根本不相上下的、令人讨厭的駐外記者；他們晚上聚集在酒吧，手裡端的不是李子燒酒，而是一種用葡萄或者别的什麼東西釀制的烈酒；或者，當你看到一些記者連篇累牍地寫出千篇一律的南斯拉夫的相關文章時，雖然不會希望就像在先知以賽亞那裡一樣用一把燃燒的聖火來潔淨他的嘴巴，但你畢竟會盼着在他寫作的手上裹起荨麻布，難道這就是錯誤循環的行為嗎？

這裡接着發生的事情可不僅僅出自我那也許機械的、對你們那些習以為常的重大消息報道的懷疑，而是一些針對事情本身的問題：說在薩拉熱窩的瑪爾喀勒集貿市場上發生的兩次襲擊真的是波斯尼亞塞族人幹的，這事被證實了嗎？就像貝爾納·亨利-列維所說的，他也是一位現代哲學家，一個而今越來越多、比比皆是無處不有的哲學家。在襲擊事件發生之後，他馬上就會以荒謬的口吻大肆渲染：“毋庸置疑，塞族人是這次襲擊的罪魁禍首！”另外還有一個食客-疑問：發生在杜布羅夫尼克的真實情況是什麼呢？這個古老而神奇的小城盆地或者盆地小城坐落在達爾馬提亞海濱，當時在1991年初冬，它真的遭到了轟炸和炮火襲擊嗎？或者隻是——夠惡劣的——短暫遭到炮擊？或者那些被炮擊的對象位于厚厚的城牆之外，炮彈打偏了、跳彈了？是有意的，還是無意的，或者容忍（這也夠惡劣的）？

最後，我甚至也到了這樣的地步，我不禁要問，不僅問自己：這些跟那個“大塞爾維亞”的權力夢想真的有什麼關系呢？即使塞爾維亞的當權者做着這樣的美夢，可是他們恐怕也沒有把命運掌握在自己手裡，輕而易舉地讓美夢成真吧？或者，難道也沒有可能，在這裡，一些傳奇的沙粒，不計其數之中的幾粒，就像在分崩離析的帝國裡的一樣，不僅是巴爾幹地區的，還有四處散落的，在我們這些外國的暗室裡被放大成一塊塊阻斷的巨石？（就在前不久，《法蘭克福彙報》開始按照時間順序連載關于南斯拉夫四年内戰的系列報道，副标題把國家解體的罪責歸咎于塞爾維亞科學院那些匿名的備忘錄撰寫人：“前南斯拉夫的戰争始于書房/科學家為這場大沖突提供了意識形态上的支撐。”）那麼結果呢，與其說證明了那些吞沒了傳奇、絕對也沒有在任何地方凝聚成一個統一的權力思想和政治的塞爾維亞的黃粱美夢，倒不如說一個“大克羅地亞”顯現為某種無與倫比更真實的東西，或者更有效的東西，更堅決和更确定的東西，難道不是這樣嗎？與今天這些預先問罪的報道不同，關于這場戰争的曆史，難道不會有朝一日寫成另外的樣子嗎？然而，由于這些問罪的存在，難道這段曆史不是早就永遠成為定論了嗎？成為定論了？更确切地說不是一成不變了嗎？就像1914年之後，還有1941年之後——在南斯拉夫鄰國，尤其是奧地利和德國的意識中一成不變，死死地守住不變，于是等待着下一次爆發，等待着下一個1991年？誰會重寫這段曆史，哪怕隻有細微的不同——它們當然有可能更有利于把這些民族從相互對立的僵死圖像中解脫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