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喜歡李清照，因為喜歡，所以深惡痛絕營銷号所謂的“科普”文章給李清照打上的标簽——或是“家暴”“離婚”“凄凄慘慘戚戚”，或是“嗜酒”“好賭”近于“精神小妹”。世人往往津津樂道李清照的轶聞野史，從碎片化的閱讀中斷章取義她的詞作、她的為人，對她的認知仍然止步于中學語文教材上介紹的“婉約詞人”，可她分明是“木蘭橫戈”的女中英傑。我欽慕她的才華，更敬仰她的風骨。

應當被記住的，不是她與趙明誠到底是不是舉案齊眉，不是她與張汝舟到底有什麼恩怨糾葛，應當被記住的，是她攜金石文物隻身南渡的孤勇，是她“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的氣節，是“欲将血淚寄山河，去灑東山一抔土”的心志，是她寫下了中國文學史上第一篇詞學專論，應當被記住的，是李清照不隻會寫“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不隻會寫“一種相思，兩處閑愁”，不隻會寫“尋尋覓覓，冷冷清清，凄凄慘慘戚戚”，更會寫“九萬裡風鵬正舉，風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這樣的豪放之語。

所以，當央視的「大宋詞人傳」宣傳片用“九萬裡風鵬正舉，風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這一句詞作為李清照的文案時，我知道，他們用心了。

最驚心動魄，也最扣人心弦的，當然是李清照中年輾轉漂泊的這一段遭際。節目截取了李清照這一時期四個生命斷章，一是趙明誠病逝，金人鐵騎踐踏中原，李清照護送文物南下，遭遇大宋官兵洗劫，引出“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的痛呼；二是李清照攜文物出海，遭遇狂風暴雨，在絕境中迸發出“九萬裡風鵬正舉”的生命力；三是李清照決意與張汝舟和離，舉告他謊報舉數入官，自己也身陷囹圄；四是李清照出獄之後，泛舟湖上，再吟少時詞作「如夢令·常記溪亭日暮」。四個生命斷章，脫胎于李清照兩篇自叙性質的文章「金石錄後序」與「投翰林學士綦崇禮啟」，台詞幾乎字字有出處，也經由藝術加工，道出了李清照隐于字裡行間的心志——對于所謂“文脈”的執著，對于“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人是男兒”怨憤，對于“忍以桑榆之晚節，配茲驵儈之下才”的自我反思。

李清照與侍婢關于“抛舍”文物的對話，出自「金石錄後序」：“既長物不能盡載，乃先去書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畫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無款識者，後又去書之監本者，畫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凡屢減去，尚載書十五車。”在這篇文章裡，李清照以冷靜到近于殘忍的口吻一一曆數着國破之際她的“抛舍”：青州故居鎖着的十餘間房屋裡的文物，被金人一把火焚毀；一部分金石文物被送往洪州，洪州不幸又陷落于金人之手；“連舻渡江”的書籍“散為雲煙”；官軍搜刮，“十去五六”；鄰人盜竊，“十去其七八”。得來艱難，失去容易，而最為荒謬的是，李清照南渡時攜帶的金石文物，最終并不是毀于金人之手，而是毀于宋人之手，有人掠奪，有人竊取，有人欺騙，縱使她“萬計求之”，也一無所獲。

這頗具諷刺意味的一段遭遇，在節目裡被完整地呈現了出來，順勢借由大宋官兵之口，道出了另一個可笑的史實：她的丈夫，身為江甯太守的趙明誠，曾棄城而逃。李清照對趙明誠此舉的回應，是脍炙人口的「夏日絕句」：“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學者黃曉丹形容，這首詩歌蘊含着一股“冒犯性”的力量，是李清照的特立獨行，也是李清照的叛逆，冒犯了棄城而逃的夫君，更冒犯了棄國而逃的南渡君臣。

而這股力量，在萬茜的演繹中幾乎是噴薄而出。五言詩朗誦時往往是“2/3”或“2/1/2”斷句，但“死亦為鬼雄”這句，萬茜斷的是“死/亦為鬼雄”——摒棄套路，不是吟，也不是誦，而是在訴，控訴亂世，傾訴心志。顫抖的聲音從肺腑間迸出，表演的最高境界莫過于此，不是在“演”，而是生活，而是靈魂共振。

「金石錄後序」裡，李清照并沒有寫一路上的颠沛之苦，隻是如實羅列了一連串的地名：“到台，台守已遁。之剡，出陸，又棄衣被。走黃岩，雇舟入海，奔行朝，時駐跸章安，從禦舟海道之溫，又之越。庚戌十二月，放散百官，遂之衢。紹興辛亥春三月，複赴越，壬子，又赴杭。”想到文天祥在「指南錄後序」中也有這樣的地名羅列，不同的是，文天祥在羅列了一連串地名之後忍不住慨歎：“境界危惡，層見錯出，非人世所堪。痛定思痛，痛何如哉！”「金石錄後序」行文克制，不寫“境界危惡”，也沒寫“痛何如哉”，但一路上的倉皇與狼狽，可想而知。節目以一場狂風暴雨将這“非人世所堪”的“危惡”與“痛”具像化，風雨侵襲，驚濤駭浪，李清照在颠簸的船艙裡拼死護着文物，低吟着“行路難，行路難，多歧路，今安在”，在這朝不慮夕的亂世，她又何嘗不是巨浪滔天中颠簸浮沉的一葉扁舟？我不知道，也暫時無暇去考證在台州、剡州、溫州、越州、杭州之間輾轉流離的李清照是否确實曾低吟過李白的「行路難」，唯一可确證的是，“九萬裡風鵬正舉”化自李白“大鵬一日同風起，扶搖直上九萬裡”。但我想，這一幕折射出的，是中華民族自古傳承至今的士人風骨，不怨天，不尤人，越是艱險，越是奮發，“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挂雲帆濟滄海”。編劇與演員的共同努力，挖掘出了李清照的文人風骨、志士精神。

“九萬裡風鵬正舉，風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如蒙曼老師所言，國破家亡之際，一個孀婦，自比為大鵬鳥，這是怎樣的精神，又是怎樣的生命力！萬茜的演繹迸發出的，便是這樣一股不屈的、激昂的力量——直指蒼穹，厲聲疾呼，發出椎心泣血的怒吼，風休住，風休住，她這一葉搖搖晃晃的扁舟，要乘風而上，在絕境中沖撞出一條生路！

「投翰林學士綦崇禮啟」是一篇乍讀之下會覺得不太友好的文章，因為裡面堆疊了太多典故，幾乎一句一典，但其實它陳說的内容很簡單：追叙自己再嫁之後的不幸遭遇，同時剖白心迹、自陳心志。

在這篇文章裡，李清照寫到了張汝舟對她“遂肆欺淩，日加毆擊”，卻并沒有以弱者身份自居，大肆渲染張汝舟的暴戾與狠虐，隻連用兩個典故輕描淡寫地帶過“可念劉伶之肋，難勝石勒之拳”。劉伶是魏晉名士，“竹林七賢”之一，他曾與人争執，對方怒極要打他，他徐徐道：“我瘦得像雞肋，不足以使你的拳頭舒服。”對方笑而住手。石勒，後趙開國皇帝，然出身低微，他幼時與鄰居為争奪麻池而相互毆打，在稱帝之後，召故鄉老友相聚，并在宴會上對鄰居戲谑道：“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李清照将施虐者比作粗野低賤的莽夫石勒，卻自比為從容不迫的名士劉伶，氣力“難勝”，但精神上卻是藐視、是輕蔑。她當然是勝利者，不論是在面對苦難的心志上，還是在面對強權的氣節上。

與這篇文章一樣，節目并沒有聚焦于張汝舟的施暴與李清照的受虐。在萬茜一聲聲擲地有聲的質問中，張汝舟啞口無言，無從反駁，隻能虛張聲勢地斥罵，漸漸虛弱，也漸漸坍塌，而李清照，一個大寫的、獨立的、堅貞的人卻從泥淖中堂堂正正地立了起來。萬茜這一場演得收斂，面色波瀾不驚，姿态不卑不亢，語氣冷淡疏離，而我在這一瞬間忽然明白，為什麼李清照在「投翰林學士綦崇禮啟」陳說自己的不幸時會堆疊了如此繁複的典故，這些文绉绉的、言簡意赅的字句，既是對暴力的消解，也是對苦難的淨化。

「投翰林學士綦崇禮啟」用典之密，令我聯想到千百年前的西漢另一封自陳心志的書信，很巧，它的作者也是一位身陷囹圄的士大夫——司馬遷。在寫給好友任安的書信裡，司馬遷連用若幹典故，從周文王到孔子，從屈原到左丘明，從孫膑到呂不韋再到韓非子，極力論證“隐忍苟活”“發憤著書”的合理性，也試圖從“困厄而作”的古代先賢處汲取精神力量，淨化身受極刑的屈辱，超脫“腸一日而九回”的痛苦。含垢忍辱的司馬遷死在了獄中，活下來的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太史公，他不再企圖曼辭自飾，不再期許被理解、被認同、被接納，他告訴好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他将著成史傳，藏之名山，傳之後世，是非功過待後人蓋棺定論。

我想，當編劇為李清照寫下“清者自清，自有後人來評說我李清照”這句台詞的時候，或許也想到了千百年前的太史公。士人面對下作卑劣的小人，面對冤屈、羞辱與苦難，不論選擇“以死明志”還是選擇“隐忍苟活”，永遠挺直腰杆，永遠不低頭。

李清照不是棄婦，也不是怨婦，向綦學士“修書自陳”時不曾沉溺于自己的不幸中哭啼悲訴，相反，她是清醒的，也是理性的。她用“忍以桑榆之晚節，配茲驵儈之下才”來形容自己這段失敗的婚姻。“桑榆”出自「淮南子」（“日西垂，景在樹端，謂之桑榆”），意為日暮，寓意人生暮年，是文人習用意象，王勃有“東隅已逝，桑榆非晚”，劉禹錫有“莫道桑榆晚，為霞尚滿天”，當用它來比垂暮之年時，非但沒有頹喪衰敗之氣，反而自有一股“老骥伏枥，志在千裡”的壯麗。“晚節”意為晚年堅守的氣節操守，這是李清照終其一生所珍視、所固守的。“桑榆之晚節”一則顯出昂揚的壯志，二則顯出高潔的心志，這便是李清照的自比，即使被“日加毆擊”“被桎梏”“居囹圄”，也不曾自輕自賤。她對自己有清醒的認知，正如她在給綦學士的這封書信末尾所寫到的：“高鵬尺鷃，本異升沉；火鼠冰蠶，難同嗜好……再見江山，依舊一瓶一缽；重歸畎畝，更須三沐三薰。”即使“零落成泥碾作塵”，淪落至斯，她仍然自比乘風而上的鵬鳥，仍能向世人坦然相告：當我再次出現在你們面前時，我仍然是我，我仍然是安貧樂道、清心雲遊的李清照。

與“桑榆”這一意象形成強烈反差的是“驵儈”，“驵儈”是市場上的牲畜交易的掮客，掮客又稱牙人、牙子，是買賣交易的中介商，被成為“商人中的商人”，在“重農抑商”的封建社會，其社會地位可想而知。民間有俗語“車船店腳牙，無罪也該殺”，意指車夫、船夫、店家、腳夫、牙子這五種職業的人常有欺詐行為，最可惡。而文人士大夫階層尤其輕視掮客，因其“汲汲營營”有辱斯文。“掮客”一職，已屬下賤，何況是進行牲畜交易的掮客？李清照以“驵儈”比張汝舟，痛斥他在這段婚姻中的“貪”與“騙”。“桑榆”與“驵儈”的并置，是文人雅士與市井無賴的碰撞，是陰差陽錯，也是荒誕不經。

李清照罵張汝舟罵得痛快，卻也沒放過自己。“忍以配茲”是自問、自悔，更是自省：珍視氣節甚于性命的自己，何以“信彼如簧之說，惑茲似錦之言”？何以倉促錯嫁，以至于含冤受辱，玷污氣節？“内省”是儒士的修身之道，也是儒士的精神底色，人隻有“吾日三省吾身”，才能成仁取義，才能成為孔子所謂“君子”，孟子所謂“士大夫”。節目裡，面對前來探監的侍婢，李清照自陳其過，萬茜把台詞念得字字千鈞：“是我識錯了人，我的錯，我得改，我認了，但要我向蠅營狗苟的小人低頭，絕不可能！”

「聲聲慢·尋尋覓覓」聲韻和諧，是适于誦讀的名篇，很多人誦讀此篇，在吟誦“尋尋覓覓，冷冷清清”的時候，會想當然地處理成“悲從中來”，隻恨不能吞聲飲泣甚至泣不成聲。而萬茜的處理，是我未曾想過的方式，與李清照的用典一樣，是“消解”，也是“淨化”。牢獄中的李清照，在一個乍暖還寒的日子裡，喝下三杯兩盞淡酒，想着将要到來的春天，想着即将北歸的鴻雁，想着再也回不去北方的自己，想着世人的冷眼與謗議，想着自己的“錯”與“不錯”，五味雜陳，情緒層層堆疊，終于輕笑着開了口。

笑是嘲笑，嘲自己尋而又覓，卻錯眼識人，淪落至此。笑是苦笑，歎自己淹留異鄉，命途多舛，物是人非。“怎一個愁字了得”一聲淡淡的歎息，戛然而止，言有盡，意無窮，痛到極緻，卻仍然自持——這是文士的尊嚴、風度與傲骨。

這一幕的打光極好。一束光線從監室的天窗打下來，落在演員的臉龐上，映襯出明淨的雙眸，也勾勒出單薄卻倔犟的側影，光影交錯，明暗對比，隻有她在光裡，隻有她永遠在光裡。

“死日然後是非乃定”，然而，一代又一代的人，其實是按照自己的想象來重塑李清照的形象。從某種意義上而言，「大宋詞人傳」李清照出獄後泛舟湖上這一幕，是在糾正、也是在颠覆我們對于李清照的既有認知。

美國學者艾朗諾在「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中，梳理了從南宋到當代世人對李清照的批評與闡釋。南宋時人并沒有因為「投翰林學士綦崇禮啟」這封自陳心志的書信而對李清照改觀，相反，“忍以桑榆之晚景，配茲驵儈之下才”這句話流傳出去，“傳者無不笑之”（「苕溪漁隐叢話」）。由此，便為李清照的晚年定下了孤苦無依、孤獨無告的蕭疏、凄涼的調子，人們想象她生命餘下的二十年被社會排擠為“邊緣人”，身份尴尬、貧困潦倒、流離失所。但艾朗諾對此不能苟同，他考證李清照晚年居住在臨安，積極于社會活動。學者黃曉丹在「九詩心」裡更以文學化的語言描述了李清照并不蕭疏的晚景：“她淡出了人們的視野……此後她來去無蹤，穿行于宮廷與民間，看起來遊刃有餘，她曾在南方荒村的燈下痛快地博弈，也将數首帖子詞送入後宮；曾帶着米芾的手稿拜見已是高官的米友仁（米芾之子），也運作成功，将「金石錄」進獻朝廷，得到刊刻。”

至于為何南宋時人會把李清照的晚年渲染得如此凄楚、悲慘，艾朗諾以為，這是因為書寫曆史的男性不能接受孀婦在選擇再嫁——所托非人——憤而和離——舉告丈夫——身陷囹圄這一連串的匪夷所思的苦難之後，還能夠保持名望，繼續在上流社會活動，這令他們頗為不安。在他們眼裡，這樣一位女子，餘生理應活在不幸與屈辱中，作為有違婦德的報應。于是他們在他們的曆史書寫中捏造了李清照的後半生，并一代一代地流傳了下去。

「大宋詞人傳」為這段曆史正名。夕陽下，李清照斜坐蘭舟，泛舟湖上，一人、一舟、一觞一詠，她撐過了生命的至暗時刻，也挺過了人生最險惡的風暴，再沒有什麼能夠牽絆她、拖累她、擊垮她。鵬鳥已飛至九萬裡的長空，抵達蓬蒿間的尺鷃所不能企及的高度。張汝舟之類小人如何卑劣，時人是“褒獎大義”還是謾罵唾棄，她已渾不在意，她在乎的，是“陽光正好”，是“緣溪而行”，是“散發弄扁舟”。

風是自由的，她也是。

從明清到近代，世人對李清照的評價出現了兩極化的割裂。一方面，文人學士認可李清照的才華，極力推崇她為“婉約詞宗”；另一方面，李清照再嫁、和離、舉告與下獄的經曆，無一不挑戰着他們内心根深蒂固的禮教觀念。世人不能容忍“婉約詞宗”是這樣“寡婦失節”“私德有虧”的形象，于是，明清學者極力想要證實「投翰林學士綦崇禮啟」是後人穿鑿附會的僞作，他們為李清照想象出了另一種人生：生前丈夫早逝，餘生守寡，孤苦寂寞；死後名聲被居心叵測的小人出于嫉妒或其他目的大肆污蔑，以訛傳訛連續幾個世紀。

及至近代，民國學者除了全盤接納并承續了明清學者“否認再嫁”“小人污蔑”的說法之外，又演繹出一套說法：他們贊美李清照的才華，但同時也認為，李清照的文學成就緣由她的丈夫，因為她所有的文學作品都是為她的丈夫而寫，所傾訴的，全都是對丈夫的依戀。“她寫了，但她接受了别人的幫助”，這令我想到美國學者拉斯的「如何抑止女性寫作」，在這本著作裡，作者羅列了文學界漠視、否認女性寫作的種種态度與觀念。其實時至今日，這種漠視、否認的态度與觀念仍然在以一種隐秘的方式延續，比如，今人給李清照打上的“嗜酒”與“好賭”的标簽。這兩個博人耳目的标簽，強行将人們對詞人創作、文人風骨、士人品性的關注轉向私人生活——“她的學養被有意識地忘卻，而醜聞卻被有意識地記載。”“醜聞”換成“轶聞”，或許更加合适。

較之有門檻的生平考證與文本細讀，轶聞野史更接近于世人庸常的生活，也更易于為世人所接受。于是，李清照詞作中“酒”的風雅意象，被斷章取義為“性嗜酒”，而晚年撰寫的「打馬圖經序」，也被簡單地誤讀為“性好賭”：

慧即通，通即無所不達；專即精，精即無所不妙。故庖丁之解牛，郢人之運斤，師曠之聽，離婁之視，大至于堯、舜之仁，桀、纣之惡，小至于擲豆起蠅，巾角拂棋，皆臻至理者何？妙而已。後世之人，不惟學聖人之道，不至聖處。雖嬉戲之事，亦得其依稀仿佛而遂止者多矣。夫博者無他，争先術耳，故專者能之。予性喜博，凡所謂博者皆耽之，晝夜每忘寝食。但平生随多寡未嘗不進者何？精而已。

誠然，李清照在此文中坦承自己“性喜博”，但此“博”并不是今人想當然以為的“賭博”，更不是以訛傳訛的“打麻将”。李清照所謂的“博”是一種名為“打馬”的棋類遊戲，近于後世的圍棋或象棋，其法如今已不傳，但經學者考證，這應該是一種講究智巧的遊戲，主要流行于宋代上流社會，是“博弈之上流，閨房之雅戲”。

李清照自稱為博戲廢寝忘食，每博必赢，但意卻不全在娛樂消遣。藉由“打馬”之戲，她開始闡發道理：為何我每博必赢？因為我專精于此。何為“專精”？“專”為專心，“精”為精深。對待世間萬事，人若專心，便能精深，造詣若能精深，便可探知個中奧妙。

接下來，李清照以一連串的古事來論證：庖丁“目無全牛”“遊刃有餘”把宰殺牲畜變為一門兼具視覺之美與聽覺之美的藝術，郢人“運斤成風”，能用斧頭精準地削去他人鼻端的一星污迹而不傷人肌骨，師曠聽音能辨吉兇，離婁目力能在百步之外見秋毫之末，這些匠人、奇人，皆因“專精”而臻于至善至美的境界。推而廣之，聖人之道也是如此。事理闡發至此，話鋒一轉，開始批判時世，世人不止對聖人之道不能“專精”，連嬉戲之事也隻浮光掠影，淺嘗辄止。博戲若想取勝，必須有“争先”的心志，有了“争先”的心志，才能“專精”。

故而，“性喜博”隻是個引子，李清照想引出的，是對時人“不專精，不争先”的批判。因為“不專精”，兵事節節敗退，因為“不争先”，朝廷偏安一隅。如學者艾朗諾所言，李清照身為女子，在當時隻被允許寫作“打馬”這樣的閨閣雅戲，但她心志不止于此，她仍然希望建言，希望議政，雖不能慷慨陳詞，卻可以“微言大義”，借“打馬”的由頭，暗諷國事，指涉政治。

在「打馬賦」中，李清照把這種心志抒發得更為直白：“佛狸定見卯年死，貴賤紛紛尚流徙，滿眼骅骝雜騄駬，時危安得真緻此？木蘭橫戈好女子，老矣誰能志千裡，但願相将過淮水。”“佛狸”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小名，此處借指異族侵略者，“胡騎飲江水,佛狸殁卯年”則是劉宋時江南一帶流傳的童謠，以怨毒的口吻唾罵長驅直入的鮮卑鐵騎，李清照化用其意，憤恨地詛咒金人。“骅骝”“騄駬”均為駿馬之名，李清照從打馬圖上的棋子聯想到現實中的人才，以此作比，直指南宋時局正如一盤“打馬”棋局，隻有善于驅遣、調動人才，才能扭轉局勢，轉危為安，暗諷南宋統治者用人不察。“木蘭橫戈”下三句，更是剖白心迹，希望能夠渡過淮水，回到故鄉。北望中原，收複失地，抗金殺敵，其志絕不在小！學者陳祖美評「打馬賦」：“‘賦’作為一種文體，其特點和表現手法是：通過鋪陳文采，來描繪事物，抒寫情志。李清照之所以把‘打馬’這種遊戲鋪陳得淋漓盡緻，目的是為了抒寫她的愛國情志。她在賦中大寫駕馭千軍萬馬的各種‘用兵’之策，又通過引經據典和許多寄意尚武的事例，一方面生動地說明了‘博弈之事’有益無害，另一方面還把此道與德義、專誠、謹慎、鎮定以及助人、克敵等等優秀品格和奇功殊勳等聯系起來。這雖然是一種‘紙上談兵’，但說明作者絕不是單純為消遣而‘打馬’，而是借這一‘深閨雅戲’，宛轉曲折地表達禦敵複國之望。”

由此可知，李清照所“專精”的“打馬”，并不是今人所謂的“麻将”，更與賭博毫無幹系。很可惜，關于李清照與她晚年所編撰的這一卷「打馬圖經」，在節目裡并沒有得以呈現。

在「打馬圖經序」中，李清照還宕開一筆，交代了編撰「打馬圖經」時江浙社會狀況，當時金人大舉入侵，“江浙之人，自東走西，自北走南，居山林者謀入城市，居城市者謀入山林”，六神無主，惶惶然不可終日。李清照從臨安溯流而下，曆險灘，暫居金華，安頓下來之後，便開始研習博弈之術。她考證了當時社會上流傳的打馬方式及演變過程，得出的結論是，在宋徽宗宣和年間，有人将世面上流傳的“關西馬”“依經馬”兩種打馬方式“參雜加減”，摒棄了打馬憑規則、憑圖譜、憑智巧的傳統理念，增添了運氣成分，形成了名為“宣和馬”的打馬方式。李清照批評“宣和馬”是“古意盡矣”并聲稱“餘獨愛‘依經馬’”，在憑運氣去“賭”與憑智謀去“博”之間，她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後者，這也足以作證，她的“性喜博”根本不是好賭博。

「打馬圖經序」裡交代了編撰目的：“不獨施之博徒，實足贻諸好事，使千萬世後知命辭打馬，始自易安居士也。”「打馬圖經」的編撰，不僅僅為了博弈之徒，更為了“好事者”，由此反觀前文所批評的“宣和馬”，便有了别樣的意義。當時的南宋朝廷，偏安一隅，僥幸偷安，豈不也是憑運氣去“賭”？在「打馬賦」與「打馬圖經命辭」中，我們得以一窺李清照所闡釋的打馬技巧，她認為行馬受阻時要養精蓄銳，伺機而動，要随機應變，出奇制勝，要知機先退，驅馳有度，要未雨綢缪，以備不虞，這些既是轉敗為勝的遊戲策略，也是困境求生的戰術謀略，李清照之格局、之眼界、之胸襟，可見一斑。

今人究竟是懷着一種怎樣的心态，把李清照污名化為“酒鬼”“賭徒”？或許，是我們這個時代缺乏對崇高精神的信仰。庸碌之輩與庸碌之輩惺惺相惜，臭味相投，拉低整個社會價值觀念的底線。文化節目的意義，便在于重拾信仰，重塑精神。

節目在萬茜吟唱的「如夢令·常記溪亭日暮」中結束，忽然覺得，這首詞，正正是李清照一生的谶言。“不知歸路”是北人的家國之痛，“争渡”則是一生的精神底色。“誤入藕花深處”一句，萬茜的咬字極為獨特，由輕忽到笃沉，由虛入實，令我想到李清照與趙明誠二人年輕時四處搜羅金石書冊的癡狂，亂花漸欲，目眩神迷，而在「金石錄後序」中，人到中年，經受離喪之痛的李清照也在反思，最終悟出“人亡弓，人得之”“有有必有無，有聚必有散”的道理。她曾極力地占有過，執著地守護過，也曾無奈地抛舍過、失去過，而如今，一切已成過眼雲煙，能抓得住的，隻有當下正好的陽光，以及一場盼望已久的泛舟。

興盡而歸，“驚起”時人，驚服後人，李清照，自待評說。

最後，再次誇誇萬茜。李清照不容易演繹，以零散的、孤立的片段呈現的李清照更不容易演繹，倘若沒有深入内心、深入靈魂，便很容易浮于表面。浮沉在歲月長河中的曆史人物被一代又一代的後人想象并重塑，隻是又有幾人能撥開曆史的風塵、越過時空的阻隔，與他們共鳴、共振？知音希求，但對于李清照而言，「大宋詞人傳」是，萬茜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