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思攸：長大成人就是殺死自己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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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人的青春一般是關于忍耐的，電影也這麼告訴我們。穿校服，循校規，等待偶然爆發的愛恨消亡——然後成為一名大人。

新加坡導演陳思攸的第一部長片《核》（Amoeba）給了我們一個無需忍耐的例子。陳思攸在與單讀的訪談中說：“在新加坡，長大成人的過程像是去迎接死亡。你得殺死自己的一部分，才能承擔在社會中的新角色。”但在電影裡，16 歲的女孩徐心宇不接受這種死亡。當國家的暴力通過學校滲入學生的生活，她與朋友們組成了“黑幫”，發誓隻為彼此而死。

同在儒家文化中長大，觀衆可能會感到麻木：這些經曆，難道不是我們習以為常的嗎？觀看這部電影可能帶來的享受或刺痛，都在于它推動我們透過另一個國家的華人女孩的身體，去溫習那些曾讓自己感到不适，但為了順利長大而慢慢忘記的事情。而女孩們在反叛中獲得的快樂，又是令人眼前一亮的。

《核》今年 9 月在平遙國際電影展中國首映，并作為“藏龍”單元入圍影片獲得青年評審榮譽與迷影選擇榮譽，飾演徐心宇的演員鄭凱心獲得費穆榮譽·最佳女演員。在明晚公布結果的金馬影展，這部電影還有望給陳思攸帶來最佳新導演的獎項。

以下是單讀對電影《核》的介紹和與導演陳思攸的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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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種偏見，好看的青春成長電影必須是沉重粗粝的。在訪談中，我的好幾個問題也反映了這種偏見。而《核》讓人感覺如此自由純真，女孩們不斷抗議，不斷占領空間，相信鬼都不相信課本說的話，理解黑幫的曆史也不願理解國家的叙事。

有一幕，徐心宇看着鏡頭問：“為什麼我們要學習明知是假的的東西？”

後疫情的幾年裡，我也會問自己什麼是真的。有時候看新聞像是編的，看小狗跳舞發現是人工智能内容。而且，為什麼連點擊一條看似搞笑的評論，都會跳轉去購物軟件？

是 16 歲的徐心宇用中文問的這個問題，讓我想了解電影背後的人的成長經曆，了解為什麼在電影裡，一群人的不服從，兩個人不被定義的親密，一個人震耳欲聾的反問，都可以平視甚至審視這些制造謊言的系統。

陳思攸的聲音聽起來很快樂。她在新加坡長大，在美國東北部學習電影，曾經在北京的畫廊實習，現在住在洛杉矶。拍攝《核》之前，她拍短片，拍廣告，也間歇當過好幾年調酒師。她沒有多少背井離鄉的苦惱，在家裡，她小睡一覺還會被媽媽念叨，但在新加坡之外，講述新加坡的故事反而更容易。她說，“遠離新加坡的感覺，就像慢慢解開過去所有壓抑我的東西。”

導演陳思攸 © DANIELLE KRUDY

一個叛逆的女孩與她長大的國家

單讀 你在新加坡的青少年時期是怎麼度過的？

陳思攸 現在想來，我長大的過程完全是被女性包圍着的。我家裡是四姐妹，我們與母親和外婆住在一起，父親則在我九歲時就去了香港工作。我媽媽出生在中國，她常和我說：“爸爸不在身邊，但是爸爸很偉大。”

後來我上了一所女子中學，就像電影裡的中學那樣，是一所讓人壓力很大的精英學校。我在這所學校裡變得很叛逆，開始“欺負”老師，取笑他們的名字和發型，搞得有個老師一直想讓學校開除我。
與此同時，我還花很多時間寫信。如果你認為某個學姐很酷，你就給她寫信，讓她當你的“天使”。一上課我就拿出各種顔色的筆和貼紙，給很多很多人寫信。雖然學習和考試很重要，但我都不太記得了。回看的話，那段時光是很美好的。

單讀 那些你在電影裡展現的叛逆行為，有的是你自己真的做過的嗎？
陳思攸 有，我曾經像電影裡的女孩們一樣，和朋友們一起上演了一出校園劇。

有一天天很熱，我的三個朋友買了米粉去圖書館吃，因為那裡有空調。副校長發現了，命令她們為全校演一個校園劇，主旨是“不能在圖書館吃東西”。回到班上，朋友們告訴我說：“天哪，我們得排這個戲！”我說：“那我們把它弄成一出諷刺劇。”

于是我們一起寫了劇本，又找來十二個同學加入，事情一下子變得非常有趣。我在劇裡演的就是那位副校長，我借來了一件像她常穿的綠色西裝，模仿她模仿得特别像，表演時全校的人都在笑，在為我們歡呼。副校長懲罰我的朋友們排戲，本來是為了羞辱他們，但我們成功地把恥辱還了回去。
單讀 你是在什麼時候意識到自己所在的教育系統是有問題的？

陳思攸 當我身在其中時，我并沒有意識到那是有問題的。大家都是這樣，你也必須照着做。對當時的我來說，教育系統就像是一個遊戲，你需要得到一定的分數，隻是這個遊戲一點也不好玩。
我上學的時候對一些科目完全提不起興趣，因為它們本身并不吸引人。有一門學科叫“社會學”，相當于是曆史課，講的是新加坡的曆史——但那是某一種版本的新加坡曆史。那時我還沒能用“政治宣傳”這樣的詞去形容它，但我能感覺到，那是一種自上而下、被強加給我們的曆史。你學它，考它，就意味着你接受了一種測試，看你能多流利地重複國家給你的叙事。

文學卻恰恰相反，當我閱讀世界各地的詩歌和小說時，我不是在背誦，而是在探索和觀察詞語如何組合，它又意味着什麼。那樣的學習更吸引我。

單讀 這很有趣，從“社會學”和文學的對比裡，你開始反思自己正在學習的東西。可以再講講這個過程嗎？

陳思攸 在學校裡，這種感受是很明顯的。我們必須上特定的課程，比如“好公民”課——每個學生都得修這門課。整門課的核心，就是通過國家叙事來塑造學生的觀念。

我想，可能因為新加坡是個年輕的國家，建國至今也就六十年左右，學校喜歡強調我們的社會是建立在種族平等、多種族融合的基礎上的。在“好公民”課程裡，總會出現這樣的故事：不同種族的人全是朋友，相處融洽。這種理念本身是好的，但現實并非如此。新加坡社會中，不同族群之間依然存在着清晰的界限。

還有許多類似的說法，比如：“新加坡是一個脆弱的國家，因為我們國土很小。所以我們必須團結，否則就會滅亡。”

國家叙事貫穿在各種象征和節日中。除去那些關于“魚尾獅”的宣傳，學校每年還會舉辦“全面防衛日”活動，那一天，軍方人員會到學校來演講，告訴我們：“我們必須要保護自己，必須對世界有所防備。”“國慶日”時，我們會唱歌，我到現在都記得那些歌曲！它們全是為了表達“我愛新加坡”，旋律朗朗上口，非常好記。

一年之中會有許多這樣的日子，大家聚在一起，要麼表達對國家的愛，要麼相互提醒：新加坡是一個年輕的國家，我們的生活很不安全，所以必須認同自己的新加坡身份，團結對外。

單讀 所以你認為，國家叙事很大程度上滲入了個人的生活？還有其他例子嗎？

陳思攸 是這樣的。在個人生活裡，尤其作為一名成年女性，我感受到了許多壓力。我記得有一支在電影放映前播放的廣告是這麼說的：“今天是國慶日，為國家多生幾個孩子吧！”

從很小的時候起，你就被教育要為國家盡最大的努力，因為“我們沒有任何天然資源，唯一的資源就是你們，我們的公民。”這意味着你要好好學習，做一份好工作，然後結婚生子。上世紀七十年代，政府推行過一項叫“兩個就好”的生育政策；然而到了八十年代，又推出了好多荒謬的政策，鼓勵大學畢業的女性多生小孩，教育低學曆的女性少生小孩。

這些政策是歧視性的。如果你不符合這種國家叙事——比如你是單身，或者不是異性戀，又或者沒有按照“家庭”的标準生活——那你在申請政府組屋時就會更困難。所以，國家叙事不僅滲透在生活的小事裡，也被政策和機構所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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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隻有“存在主義暴力”的黑幫電影

單讀 就像你說的，新加坡如今是一個幹淨安全的資本主義社會。你是怎麼想到讓電影裡的女孩們在一個這樣的社會裡組成“黑幫”的？對于作為一種曆史建構的“黑幫”，你的研究過程是怎樣的？
陳思攸 當然了，我是個電影導演，不是曆史學者。我是先想拍一部關于四個女孩組成黑幫的電影，才去研究“黑幫”這個概念的。但如果我有無盡的時間，我真的想去讀遍每一本關于黑幫的書。
我是從中國黑幫的起源開始研究的。當了解到清代的“天地會”這個秘密組織時，我大開眼界——黑幫的文化起源之一居然是一個很理想主義的、帶有反政府性質的組織，而且它不是特别暴力。

後來在曆史發展中，有些想改變社會、想推動事情的人，就會去利用幫會的力量，把一大群人組織起來。我讀到孫中山當時如何走遍世界，從香港、台灣，去到美國甚至來到新加坡，利用天地會的延伸“洪門”的網絡，從海外華人群體中為革命籌款。

我當時覺得：哇，我不知道黑幫的起源是這樣的，原來他們最開始并不是我熟悉的流行文化裡那些騎着摩托車的家夥。

單讀 你為什麼會對黑幫産生興趣呢？

陳思攸 我很清楚，我對黑幫的興趣不在于暴力和犯罪，我不想讓故事裡的四個女孩去偷東西、賣毒品。因為從最簡單的層面來說，曆史上的這些幫會從來不允許女性參與。

我意識到，我對黑幫的興趣在于它的反抗精神。其實新加坡的幫會也曾是政治性的，它們一度扮演了工會的角色，參與了反對殖民者的活動，争取獲得更好的工作條件、更好的生活。而掌權者最害怕的，就是人們為了共同的目标而自己組織起來。我覺得學生運動裡那種“激進分子”的氣質，和“幫派”有點相似。

另一方面，我也對黑幫的儀式性和性别傳統感興趣。進入黑幫需要丢掉自己原本的身份，黑幫裡還總有這樣的神話：“我可以為你去死，我可以為我的兄弟們去死。”我十幾歲的時候，絕對有過這樣的感覺——我也可以為了某個人去死。這簡直太浪漫了。還記得中學的時候，那個想把我開除的老師總是把我和朋友們叫做“武林高手”。“武林高手”的說法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讓我開始在一個全是女生的環境裡，重新想象“兄弟情誼”的神話。

最終，我關心的也許還是女性如何對自己的人生有自主權，如何在學校與家庭這些既有機構之外回答“我是誰”。

單讀 你在電影裡描繪的女孩們的“黑幫”，其實是非常純真，甚至具有角色扮演性質的。同時電影裡也出現了真正的男性的黑幫，那是索菲娅家的司機曾經參與的幫派，但你也着重于展現他們之間的友誼。

這是一種很新鮮的黑幫形象。為什麼會這麼拍？

陳思攸 你可以說這是一部沒有黑幫的黑幫電影。我不想拍角色施暴，因為現實裡已經有太多暴力了，為什麼我們在電影裡還要複制更多暴力？

我想我更願意去探索體制性的暴力——那些把你的個體性剝奪掉的系統性的暴力，甚至可以說是一種“存在主義暴力”。我認為友誼是可以對抗這種存在主義暴力帶來的失落感的。

單讀 我想這也與你願意在電影裡采用多少現實主義叙事有關。你留下了許多灰色地帶：雖然女孩們是叛逆的，但她們依然是好學生，沒有像我們熟悉的那些青春電影一樣辍學、偷竊，或者陷入社會性的貧窮和暴力。

這部電影的一部分是理想主義的，一部分是富有想象力的，還有很多對身體和感受的書寫。對你來說，是不是一開始就很明确，你不想去拍那些更黑暗、更沉重的故事？

陳思攸 是的，這是一個決定。

我首先得忠實于我自己的真實經驗，以及電影裡這所學校的真實環境。在精英學校裡，能發生的“最壞的事”大概就像電影裡那樣。大家内心深處都明白，自己隻有一次機會進到這個好學校，可千萬不能搞砸了。

這也涉及精英學校和非精英學校之間的差異，而精英學校本身就是現代新加坡的縮影。當我回到新加坡去研究它的黑幫曆史，有人跟我說，“你去那棟樓，去那個撞球廳”，于是我去了——結果什麼黑幫的痕迹都沒有。

在現在的新加坡，一個人怎麼也當不了黑幫了，就像電影的女孩們想成為黑幫，但其實隻是保留了黑幫的反叛性。最終，這還是一部新加坡的黑幫電影，不是《上帝之城》那樣的巴西黑幫片，或者英國那些聚焦街頭幫派的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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