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隆對墨西哥六七十年代的暴力記憶，和原住民-白人雇主之間矛盾的處理是非常巧妙的，最常見的批評可能是認為——卡隆作為一個在白人中産家庭長大的孩子，選取了親密關系的失敗作為叙事的主線，以此構造原住民傭人和白人雇主之間共同的女性經驗，68年的事件隻是作為制造混亂的背景，在暴力之外仿佛傭人和雇主達成了某種和解。但這種過家家式的解讀完全錯失了重點，重點在于在抽離甚至有些冷峻的鏡頭調度中，原住民傭人克裡奧（Cleo）從來沒有真正融入過墨西哥社會，就像她的名字可裡奧一樣——她無論在生計狀态還是女性經驗上，都處于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在社會運動中也沒有一個歸屬的位置，在被曾經的愛人槍口相向後，她誕下了一個死嬰，這或許象征着68年運動的流産，但更是她身份認同的失敗， 她無法将自己的經驗用某種形式言說出來，這也就是可裡奧爾化（creolization），就像她在雇主家中說話時，環境中總是有嘈雜的收音機聲，在大街上漫步時，也隻是有路上行人的細碎的交談，甚至到最後海浪中的長鏡頭，鏡頭也是一貫的疏離，最後克裡奧救出孩子和雇主一家在沙灘上擁抱時，克裡奧反而發出了對自己境遇的控訴：“我不想要那個孩子的”！雇主此時的安慰：“我們沒事”卻顯得十分不合時宜，家庭共同體的構建在此時最終失敗了，克裡奧從來沒有将自己的經驗與雇主一家通約，她始終無法直接言說自己的經驗，就像她的名字一樣，這種身份的缺席和失語，難道不是對于墨西哥社會裂隙克制的表達嗎？一切均質的身份認同都消失了，就像在美韓教官的教導下，學習東亞棍法鎮壓學生的原住民青年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