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樟柯在中國導演中與馬丁·斯科塞斯占據最相似的生态位：後者在東海岸建立起關于邊緣人與曆史暴力的叙事詩學，前者在山西汾陽提供了遙遠的回聲。二者都可能是各自電影圈掌握最大權勢的藝術片電影從業者。可這種相似在氣質上總讓人不适，總透着某種匮乏。

這種匮乏在于守護姿态的缺席，在于那種将某些價值視為不可讓渡之物的保守意志過于稀薄。盡管斯科塞斯因那句關于漫威的激烈宣言曾成為焦點，細究其生涯軌迹，他從未對技術媒介封閉：從膠片顆粒感到《愛爾蘭人》的數字減齡，從 HBO《大西洋帝國》的流媒體叙事到虛拟現實實驗，他始終站在新技術采納者的前列。
然而這種開放之下潛藏着更深層的守護機制——他所接納的每一種新媒介，都必須經過電影本體論的嚴格拷問，都僅被視為維護"電影作為集體儀式"這一核心信仰的權宜手段，絕非要置換電影性本身。
賈樟柯近年的軌迹呈現令人擔憂的流暢性。人工智能生成影像興起，他迅速投身其中；微短劇成為風口，他随即宣布計劃。這種看似開放的行為，實則是批判距離的喪失，是價值坐标的懸浮。斯科塞斯觸碰新事物時，始終伴随"這是否仍屬于電影"的警惕甄别；賈樟柯的公共表述中，卻難以察覺那種将邊界視為需要捍衛之物的緊張感，缺少即使接納也要先讓其經過存在論檢驗的審慎。

真正的出路或許在于重返那些曾塑造其電影感性的經典文本。期待在未來的深度訪談中，聽到他重新談論他喜愛的《偷自行車的人》或《一一》，将其作為持續在場的價值錨點，而非懷舊性的點綴；同時以警惕又寬容的辯證目光審視人工智能與短劇，在開放中維系守護的張力，在擁抱新技術時明确标示出不可逾越的底線。唯有當這種保守意志重新在其創作姿态中顯影，他才能從随波逐流的懸浮狀态中着陸，找到那條真正屬于他的、具有重量感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