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發于公衆号：韭菜文娛
“我是姐姐，從出生開始就是，一直都是。”
許多人不會想到，引爆今年清明檔期電影市場的，會是《我的姐姐》這樣一部探讨“重男輕女”、家庭關系的小成本電影。
影片最大的話題點，圍繞四個字展開：重男輕女。這個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影響着我們社會幾千年以來的生育倫理乃至發展軌迹。盡管這個觀念在近幾十年來逐步弱化，但依然明顯地存在于現實生活中，持續影響、制約着人們的發展。
《我的姐姐》所講述的這段牽動人心的情感故事，就始終籠罩在這一陰影下。“姐姐”這個身份，成為了兩代女性都要面臨的人生困境。
...由張子楓飾演的女主角安然，自她出生後，父母就一直因其性别而冷言相向。為了擁有二次生育的機會，他們甚至對外謊稱安然患有小兒麻痹症，是個瘸子，三不五時地把她托管到姑媽（朱媛媛飾）家裡，直到這個謊言被揭穿。
安然想通過高考擺脫家庭束縛，遠赴北京學醫，孰料父親把她的志願改成了本地學校的護理專業，隻為了讓女兒在家鄉安分守己。安然懷着怨恨上了學，卻再也沒有和父母聯系。已近中年的父母也因為二胎政策，生了弟弟。
畢業後，安然按部就班地工作，打算考取北京的研究生，重新開啟新人生。但飛來橫禍，父親開車時突發心梗發生車禍，母親也随他一同去世。
電影開篇，就直接切入進這場車禍的場景。随之而來的，是對葬禮後家族關系的犀利呈現：親戚們七嘴八舌，盤點着留下的房産家産，數落着安然這個從不被重視的女孩。而從未謀面的弟弟，此時卻成為了安然的責任，兩個人之間沒有任何的感情基礎。
...相比一般性地探讨家庭關系的影片，《我的姐姐》在類型化上下了許多巧思，尤其是劇本的嚴絲合縫，輸出了高密度的強情節，讓社會性包裹在流暢工整的情節推動裡。而每個直擊社會痛點的情節點，都與“姐姐”這個身份相關，與“重男輕女”的思想所導緻的“女性圍城”相關。
安然從小被父親又打又罵，被寄管在姑媽家後被姑父偷窺、被表哥拳腳相向。她也因此在一個對男性沒有安全感的環境中長大，隻能用獨立的方式與姿态，追求自己想要的人生。
反觀安然的弟弟安子恒，他從小就是一家人的掌上明珠，待遇與安然截然不同，以至于在兩人描述自己的父親時，他說出了“我們的爸爸好像不是一個人”這樣的論斷。
...在這樣的家族寫照下，影片頗有深意地刻畫出了其中的兩性形象。
一方，以朱媛媛飾演的姑媽為代表，她阻撓安然送養弟弟的計劃，多次逼迫她承擔起照顧弟弟的責任。但實際上，她也是一個“姐姐”，自出生以來就遭遇不公的待遇，并最終為了幫助弟弟（即安然的父親）而放棄了自己的前途。這是一個被迫選擇妥協，以至于反過來想讓下一代人也妥協的女性形象。
...另一方，以肖央飾演的舅舅為代表，他想要從安然手中拿到弟弟的撫養權，但更多隻是沖着錢和利益，身上懷着那點“小市民”的狡黠和算計。這個“油膩”又失意的中年危機男子，整天不務正業地賭博，懦弱、自私自利，幾乎看不到他身上有任何值得托付的地方。但實際上，他作為一個“弟弟”，心底也對去世的姐姐（即安然的母親）懷有愧疚與感懷。他變成這樣并不是因為心壞，而是很大程度上被家裡呵護地太好，不夠成熟。
片中的這兩方配角，總是與安然有着剪不斷、理還亂的複雜情理關系。但歸根結底，情節的編寫揭露了社會中的兩性現狀——重男輕女的思想，不僅限制了女性的發展，讓部分女性被迫成為“犧牲自我價值以成全家庭價值”的犧牲者；同時，也限制了男性的發展，讓部分男性因為諸多天生的“利好”而變得懦弱無知、不顧家庭。
...片中，令許多觀衆印象深刻的，是相當犀利的一條支線。這條支線中的家庭，看似與安然家并不相關，卻又與他們呼吸着“同樣的空氣”。
安然在醫院中負責照料的一位患有“孕期子痫”的孕婦，不顧醫囑轉院。在醫生表态放棄之後，她沖上前去勸告家屬：如果保孩子，母親就會有重大的生命危險，大概率會面臨二保一的情形。“都已經生了兩個女兒，為什麼還要生？”
然而，這一家人為了生出兒子，無論是丈夫、妻子還是婆婆都選擇了“冒險産子”。丈夫咒罵、推到安然，婆婆甚至捂住了她的嘴，讓她不要再管。而一旁的兩個小女兒，則是癡癡地看着這一切，不知作何感想。她們同樣是兩個自出生起，就注定等待自己成為“姐姐”的孩子。
...這一大段戲相當具有典型性，因為其直接地審視了當代生育中性别選擇的倫理問題。為了維持男性利益，包括男子宗法系統的所謂“正統”，“男尊女卑”生育觀念在當下仍是不少家庭的陰影——在很多人心中，沒有兒子，即使女兒生了兩個，還是“斷子絕孫”。
未出生的孩子，對片中的這個家庭而言，其重要性排在兩位“姐姐”前，更排在這個即将臨盆的母親前面。影片借此想要反映的，是社會上大多數人所通行的生育觀，其背後的僞邏輯與殘忍性，甚至可以說是毫無人性溫度的歧視。
更為可悲的地方在于，在這個選擇“保孩子”的家庭中，目前的五個家庭成員僅有1位男性，其餘4位女性，都以支持、默許的方式，将這種生育觀内化為自己的“想法”，甚至阻止安然的表态。
《我的姐姐》借此反映的，就是被社會上大多數人所通行的生育觀，其背後的冰冷徹骨、毫無人性溫度。并且進一步指出：女性将這種觀念内化為自身想法的不得已。這種困境與痛苦，需要所有人的理解乃至抗争。
...在沉重的議題下，《我的姐姐》仍舊有着輕盈的一面。這一面是衆多演員精準的表演，以及編導所要表達的第二重思想：即女性在這個社會環境裡的自我選擇。陰影下的光亮與深情，是這部影片細膩的底色。
家庭地位、個人追求、社會輿論，都是“姐姐”注定因“弟弟”而遭遇的困難。顯然，中國式家庭的關鍵詞，在于互相彼此虧欠的親情，愛與傷痛是其中不變的内核。
然而，那個稍顯溫情的結局，卻遭緻了衆多争議與批評。
...在部分觀衆的理解中，姐姐最終是選擇了向現實妥協、向親情妥協，方才重新接受了弟弟，這種妥協是一種“和稀泥”，更是影片最大的敗筆。
許多人不解：為什麼一部強調了100分鐘“獨立女性覺醒與抗争”的電影，要在最後幾分鐘突然煽情，讓安然從養父母家中接走弟弟——“這個結局幾乎是在詐騙”。
但實際上，這是一個開放性結局。
弟弟主動聯系了之前想要領養他的家庭，為了安然而做出“犧牲”。而在意識到這一點後，安然也将自己房款的一半交給送養家庭，并打算做最後的告别。然而，在被要求簽下“再也不與弟弟見面的協議”時，安然猶豫了。這幾乎是作為親情的本能流露。
...我們無從得知，安然是否隻是在做最後的告别，她是否會在當晚踏上去北京的飛機，又或者，她是否會回去重新修改并簽署收養協議。
但至少，安然是在做出屬于她，而不是其他人讓她做的選擇。對此，張子楓對于角色的理解也直接點明了：“姐姐最後做到的事是，她就是她自己。”
這個開放性結局所引發的諸多争議，引出的即是“選擇之後，承擔後果的權利”。
安然此前所面臨的諸多困境與缺愛的性格，再扭轉到此時對親情的同理心與不肯輕易割舍，其實是相當流暢的人物弧線，能被理解。影片所做的，是将安然與弟弟的未來留白，而不是支配這對姐弟的未來。
編劇遊曉穎在接受采訪時說：“告訴女性應該怎麼做，是不公平的，因為你沒有處在那個女性所處的位置上，你沒有面對她的那些矛盾和艱難。所有的女性，無論選左還是選右，都會有人來告訴你，應該怎麼生活。但我們從劇本到電影，都不是希望教女性應該怎麼生活。所有的人都應該有自己的選擇，去為自己的選擇負責。”
“重男輕女”不僅需要被揭示、被正視，下一步，是從社會性再次回歸到女性個體的情感選擇，不去道德綁架、斥罵她做出的選擇，也别拿某種标杆式的标準去套在她的身上，要求她必須棄養。
“為自己的情感與決定負責”，是影片的落腳點。
當一個人自願做出選擇并承擔後果，此時的她，才掌握了屬于自己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