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是一個西方文化概念，這個名詞對于中國來說是引進的概念。因為在中國的曆史上隻有關于文人的說法，在如今大多數漢英翻譯中會把知識分子翻譯Intellectual，但是西方對于“intellectual的”概念和我們中文所對應的“知識分子”在認知概念上有一定差别。

首先 Intellectual這個詞指不是我們俗稱“受過教育的人”也不是《現代漢語詞典》中講的具有較高文化水平從事腦力勞動如科學家，教師，工程師等等，在今天因為很多原因使得 Intellectual這個概念被濫用了。衡量一個人是否是intellectual或者說是否真正的知識分子，除了是否要看她/他學識淵博，見解深邃以外。更要看重他是否具有強烈的道德感和使命感以及是否具有批判意識和時刻保持冷靜克制的與大衆保持疏離的狀态，時刻保持警惕敢于與權力抗争，因此某種意義上來說 Intellectual這個概念是流動的。它不是一種一勞永逸的頭銜，當一個有學識的人疲倦于或者說膽怯于某種權利沉溺于某種狀态支中的時候。拒絕發聲或拒絕思考的時候，那麼 Intellectual這個頭銜就離他遠去了。

再提到西方文化 Intellectual這個概念的時候通常會找到兩個源頭，一個是19世紀60年代左右的俄國。另一個是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法國，在這裡我就不去深究古希臘的先賢們在他們身上所具有的那種身份屬性了。我姑且把對于intellectual這個概念的讨論時間範圍限定在現代以來，源頭之一來源于俄國。在當時出現了一批由沙俄到西歐去學習然後回國的青年貴族，他們了解到了近代以來的西歐科學文化思想概念社會制度這種方式。當這些青年貴族和國以後，他們深深感受到俄羅斯社會文化和社會現狀的落後。因而産生了一種對現行制度的疏離感和反叛意義。這樣一批在當時具有與主流社會格格不入具有反叛精神，尤其是具有強烈道德批判意識的群體被魯迅在《三間集》中音譯為“印貼力更追亞”（Intellectual）也就是我們說的知識階層。來源之二的法國的intellectual的概念與兩部電影《左拉傳》《我控訴》的内容著名的德雷尼斯案件有關，猶太血統的德雷福斯上尉因為間諜罪被判處監禁。流放到了人迹罕至的惡魔島，1898年法國作家左拉在巴黎《晨光報》上發表了寫給當時法國總統《我控訴》文章。次日該報紙又跟進了一篇由多名知識分子簽名的宣言書以示抗議為德雷福斯辯護，在這個抗議書上簽名的都是當時著名的作家藝術家和學者。後來這批為社會正義辯護為當時所謂“醜惡的猶太人”辯護的人們。就被當時敵對的蔑視者稱之為Intellectual，因此從法國的源頭來看Intellectual這個詞起初是充滿了貶義的。

在今天雖然因為各種原因導緻對intellectual這個概念的模糊，但是我們依舊可以看到這個詞的源頭裡都有對于反思的現狀與批判現實的内涵。再回到中國來看 Intellectual與我們常說的知識分子的區别，根據《現代漢語字典》的解釋對于知識分子的劃分很大程度上體現在關于智力的讨論上。定義知識分子這個詞為“具有較高文化水平從事腦力勞動的人”在中文這個定義範疇内我們不僅看不到俄國或法國對 Intellectual的核心诠釋，我們也看不到中國的第一代知識分子列如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在曆史上扮演的重要社會角色。隻剩下了一個文化和腦力的軀殼，我們今天對知識分子有如此的理解，很大程度上來說是在20世紀50年代形成的背後的原因與衆多複雜的因素有關就不在此過多提及了。

那麼我們中國是否缺乏真正意義上曆Intellectual，答案是否定的。我們知道像魯迅先生那般執筆為槍充滿社會責任和批判精神的真正知識分子完全起到了西方intellectual中的作用。而在如今的中國很大程度上知識分子的概念完全被割裂了，并且因為半個世紀以來人們的說話習慣。早已把知識分子和 Intellectual混為一談了。

知識分子寫作并非從佐拉開始的，但是談論知識分子不妨從左拉開偏。名詞Intellectual的确立佐拉功不可沒，佐拉是法國自然主義的代表作家，他的一生經曆了法國不同的曆史階段，7月王朝，二月革命，法蘭西第2共和國，法蘭西第二帝國，克裡米亞戰争，普法戰争，法蘭西第3共和國以及大大小小殖民戰争等等。當時佐拉生活的年代是一個進化論，功利主義，共産思想主義，民主革命，印象派，心理科學的時代，世界面臨着最大的轉型。人們的生活與日常思想都發生了巨大的轉變。

經由攝影術的發明，繪畫被迫轉型印象派橫空出世。佐拉與“現代繪畫之父”賽尚是很好的朋友，同時在文學方面佐拉與當時很多作家構成了今天的現代主義的文學藝術。馬拉美，紀德，波德萊爾這些标準的現代主義者是和佐拉同一個時代的代表人物。左拉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融入了19世紀下半葉的現代主義這個光輝無比的圈子，這個圈子裡充滿了早期的現代主義者，浪漫主義者，現實主義者又有真正的現代主義者。早期的現代主義者們包含了丹納，雨果，巴爾紮克，後者現代主義者有波德萊爾，馬拉美和意象派的畫家。在當時印象派還沒有完全站穩腳跟的時候，佐拉化名克洛德為馬奈的《吹笛少年》辯護。高度贊揚馬奈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偉大畫家，而曆史也證明了佐拉的眼光。而使得佐拉的眼光得以在百年後得到驗證的在當時佐拉盛行着的現實主義的夾縫中尋得一點點關于自然主義的土壤，正是這一點點的土壤讓馬奈和佐拉都不約而同的認為一個新的時代已經到來。而真正讓佐拉站在風口浪尖上的是德雷福斯事件，因為這個事件法國吸引了當時整個歐洲的目光甚至因為這個事件為歐洲留下了一筆重要的政治遺産。那就是猶太複國主義，德雷福斯事件很快把法國分成了支持和反對兩個陣營。形成了以德雷弗斯事件為由的社會大論戰，在知識分子對裡面就是保守勢力的天主教會和第3共和國的右派們。在這次論戰中出現了許多傑出的知識分子代表，其中最為傑出的就是佐拉。佐拉在對待當時整個歐洲彌漫的反猶情緒盡可能的保持冷靜與克制，這與我前面說到的intellectual具有批判意識冷靜的與大衆保持疏離的狀态，時刻保持警惕是一緻的。在面對德雷福斯案件佐拉并沒有果斷的不加思索地介入其中，而是在德雷福斯衆多好友的請求下并當證據真正擺在他面前的時候，他才開始動筆。起先是出版了兩版小冊子以示聲讨，後來他寫了一封信緻共和國總統的信刊發在了《晨光報》上被命名為《我控訴》。在這篇文章裡佐拉詳細的揭露了整個事件将德雷弗斯猶太人置于一個受難者的位置，大量的語氣強硬的以控訴某某某為開頭的話語為德雷福斯發聲。毫無畏懼的控訴政府與軍隊的腐敗堕落，因此佐拉被送上了法庭。在法庭上面他慷慨激昂的為正義與自由辯護無畏對抗政府法庭教會以及保守勢力，這種以批判的眼光觀察社會并以極大的同情心幫助受害者的行為。是一種非常典型的知識分子情懷，至此，知識分子開始一種以清晰的自我意識在社會中尋找到了自己的曆史位置。

而佐拉在這個意義的層面上來說是曆史上第1個現代知識分子的典型代表，作家契科夫由此說道：“一個嶄新的更好的佐拉誕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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