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丁·海德格爾

死亡是最本己的、不可逾越的可能性。真正理解“人終有一死”，不是讓人消極，而是讓人清醒意識到生命的有限和獨一無二。這會促使此在不再拖延，嚴肅地為自己的生命做主，籌劃并承擔起自己存在的責任。
——馬丁·海德格爾


在馬丁·海德格爾的哲學體系中，“向死而在”（Being-towards-death）并非一個消極的終點預告，而是一個關于生命如何獲得其嚴肅性、獨特性與真實性的核心命題。他認為，死亡是“此在”（人的存在）最本己的、無所關聯的、無可逾越的、确知卻又不确定的可能性。真正直面死亡，不是沉溺于虛無，而是從日常的沉淪與非本真狀态中驚醒，從而承擔起自身存在的責任，籌劃并活出獨一無二的生命。

台灣導演黃天仁執導、陳妍希與周柯宇主演的都市情感劇《狙擊蝴蝶》，劇中人物正是通過遭遇并穿越生命中象征性的“死亡”，才得以掙脫枷鎖，實現從“非本真”到“本真”存在的蛻變，從而完成了一場關于愛與存在的雙重救贖。

海德格爾指出，常人往往沉淪于日常的閑談、好奇與模棱兩可之中，逃避對自身有限性的思考，這是一種“非本真”的存在狀态。《狙擊蝴蝶》的開端，便是這種非本真狀态的集中展演。女主角岑矜（陳妍希飾）看似擁有都市精英的光鮮生活，實則被困在一段早已死亡的婚姻裡。丈夫的背叛，不僅是情感的傷害，更是她既有生活規劃、身份認同和世界觀的全面崩塌。這種崩塌，正是一種象征性的“死亡”——婚姻關系的終結、過往信任的毀滅以及對未來期待的幻滅。與此同時，山村少年李霧（周柯宇飾）則遭遇了更為具象的生存性“死亡”：至親離世，求學之路被貧困與親族的短視強行中斷，他被抛入一個毫無希望的灰色現實，如同生命在綻放前夕被迫凋零。

然而，正是這種無可逃避的“死亡”迫近感，打破了他們習以為常的“日常性”。海德格爾認為，死亡作為一種“懸臨”的可能性，具有将個體從“常人”狀态中震醒的力量。對于岑矜而言，婚姻的死亡迫使她不能再依賴“妻子”這個社會性身份來定義自己；對于李霧，求學生涯的戛然而止，迫使他必須為自己的人生發出絕望的呼救。兩人不約而同地被抛入了“邊緣狀态”，原有的生活籌劃失效，這正是海德格爾筆下“向死而在”的起點——在“無”的背景下，重新追問“有”的意義。


海德格爾強調，“向死而在”的啟示在于，認識到生命的有限性後，人必須為自己的存在負責，進行“籌劃”，做出決斷，活出“最本己”的可能性。《狙擊蝴蝶》的動人之處，正在于細膩刻畫了兩位主角如何從“被抛”的絕境中，主動進行生命籌劃的過程。

遭遇背叛後，岑矜沒有沉溺于受害者的情緒，而是展現出一種清醒的“籌劃”能力。劇中，她冷靜取證、咨詢律師，果斷終結有毒的關系。這一系列行動，是她奪回生命自主權的開始。更具哲學意味的是她救助李霧的決定。這并非簡單的慈善，而是在自身價值廢墟上的一次主動重建。當她驅車前往山村，用三萬元“買下”李霧的未來時，她不僅是在拯救一個少年，更是在為自己破碎的信念尋找一個可以托付的、有生命力的“項目”。資助李霧讀書、要求他必須考上211大學，這些具體的要求，是她為自己和他人的未來所設立的籌劃藍圖。在這個過程中，她從一個需要被定義（某人的妻子）的存在者，轉變為一個能夠定義并創造意義（他人的資助者、人生的引導者）的“此在”。

李霧的角色是“向死而在”的另一個絕佳注腳。他的“死亡”是希望的可能性被剝奪。然而，正是這種絕境，激發了他最本己的生存欲望。他抓住岑矜這根唯一的“浮木”，不隻是為了生存，更是為了一個明确的籌劃：讀書，走出大山。海德格爾認為，理解死亡能使此在從消散于“常人”中抽離，專注于自身的潛能。李霧正是如此。在城市的陌生環境中，他如履薄冰卻又心無旁骛。他珍視每一本書、每一次學習機會，甚至“吃飯始終控制在十三元以内”。這種極緻的自律與節儉，是他面對生存有限性所做出的決斷和籌劃，他的全部存在都指向了一個由自己選擇的未來。他對岑矜的感情萌芽，也超越了簡單的依賴或感恩，而是在共同成長中，看到了兩個孤獨個體可以共同構建的、更具生命力的存在可能性。

海德格爾用“煩”（Sorge）來描述此在的基本結構，它總已處于與世界、與他人關聯的狀态。《狙擊蝴蝶》所描繪的情感，超越了浪漫愛情的範疇，成為一種“本真共在”的範例。他們的關系，是在各自直面“死亡”、進行本真籌劃的基礎上自然生長出來的。


他們的情感不是一方對另一方的救贖，而是雙向的照亮。岑矜給予了李霧物質支持與人生方向，将他從物理和精神的困局中領出；而李霧則以一種“小動物式的忠誠”和毫無雜質的真誠，回饋以溫暖與陪伴。李霧會在烈日下為車中熟睡的岑矜遮擋陽光，會在她情緒低落時默默守護。這種關懷不是占有，而是“尊重貫穿在每一場對峙中”。這正體現了海德格爾所向往的本真關系：不是消融于他人，而是在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同時，與他人的籌劃發生共鳴，共同“綻出”更豐富的生命維度。


劇中六年的分離與重逢，具有深刻的哲學意涵。分離期間，兩人都在繼續各自的“籌劃”：李霧蛻變為職場精英，岑矜也在事業和心靈上重建自我。重逢不是簡單的舊情複燃，而是兩個經曆了時間錘煉、更加完整的“此在”的再次碰撞。海德格爾認為，此在是時間性的存在，真正的存在是在“曾在”、“當前”與“将來”的統一中實現的。他們的愛情，凝結了“曾在”的恩情與悸動、“當前”的成熟與平等，并共同指向一個自主選擇的“将來”。當岑矜最終回應李霧時，這不僅是情感的抉擇，更是她在完成自我重建後，對一種更為健康、自由、基于相互理解與成長的親密關系模式的确認。這種愛，是從生活縫隙裡自然長出的選擇，它不逃避社會眼光（年齡、身份差距），而是在認清了這些“常人”規訓後，依然做出的本真決斷。


《狙擊蝴蝶》是一曲獻給所有敢于直面生活“死亡”、并選擇“向死而在”的現代人的存在主義贊歌。它告訴了我們：唯有當人清醒地意識到自己終有一死，他當下的每一次選擇、每一次去愛、每一次生活，才被賦予了不可替代的重量與光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