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朱天心《擊壤歌》，讀到胡蘭成把天心比作李白，“李白是天之驕子，他對于世上的事物什麼都高興，又什麼都不平”；“他是對盛世也不平，對亂世亦不平。真真的要從亂世開出治世，也隻有靠這股氣，不能靠杜甫詩裡那樣的情理。”越發覺得《長安三萬裡》既不懂李白，也不懂詩人和詩。
電影中的李白，前段飛揚近癫狂就算了，後段潦倒至卑微，則頗讓人無語。無論史實與否，這種先揚後抑，意在傳達什麼？電影中也有“詩在長安在”這般擲地有聲的豪言（居然從高适口中喊出），看似為詩正名，但空喊口号何用，掩飾不了骨子裡的“詩歌無用論”。尤其諷刺的是，結尾安排萬人齊誦長安詩，但字幕随後就打出“高适是詩人中唯一封侯的”，高适是靠詩歌封侯嗎？甩出這句話又意欲何為？大家不妨自己去琢磨。
電影看似務虛，但并不真的務虛，骨子裡還是中國人的實用理性。電影将李白與高适并置，應該說是一大發明。李白本質是詩人，而高适本質是軍人（或世人），詩人務虛，軍人務實。可惜的是，電影并沒有平等對待這兩種人生。雙男主，兄弟情，無論如何感人至深，都掩飾不了赤裸裸的“尊高貶李論”。李白前半生有多飛揚，後半生就有多黯淡；高适前半生有多隐忍，後半生就有多高光。一起一落，一沉一浮，述說的仍不過是事功對詩歌的勝利，務實對務虛的勝利。
在這部意在表現唐詩和唐代詩人的影片中，詩歌淪為一種華而不實的存在，詩人的意氣風發淪為一種笑料。隻要看看影片是如何理解和呈現李白為永王連寫頌詩十一首部分，就能感受到詩人已經淪落到多麼不堪、詩歌多麼令人不齒的地步。影片給人呈現就是這種詩歌的羞恥感和猥瑣感。要知道，李白的失敗，就是詩歌的失敗啊。
關于李白依附永王，我們不妨看看胡蘭成的解讀：“他在永王軍中時作的《永王東巡歌》十一首，與《上皇西巡南京（四川成都）歌》十首，最是響亮熱心。天道糊塗而不爽，李白的事不是一句話可以言明，但是我絕對相信他。他可以不要辯，他的辯亦是糊塗而不爽，像天道不言，卻來鳥聲叫得糊塗。他的辯隻是不平，他是對盛世也不平，對亂世亦不平。真真的要從亂世開出治世，也隻有靠這股氣，不能靠杜甫詩裡那樣的情理。”抛開胡蘭成有為自己附逆聲辯的嫌疑，這番解讀至少為我們還原了一個大寫的李白。
詩人在政治上當然也會糊塗。可李白的失敗不是為了佐證高适的成功。在這種成王敗寇的邏輯下，李白注定隻會以一個失敗者的恥辱形象，留在世人心目中。既然如此，那還談什麼“詩在長安在”？也更别提“天地一逆旅，同悲萬古塵”了。
成敗得失，興衰起落，在曆史的長河中，不過須臾一瞬，面對唐代這樣一個大時代、這樣一些大詩人，我們難道不應該有更宏闊的視野嗎？在時代的淘洗下，任何人生最終都不免虛擲。成也罷，廢也罷，人生沒有輸赢。而詩人，不過是拿潮起潮落的人生來成就詩篇，這就是詩人最光輝的事業，它又豈能按世俗的标準來定成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