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傳統的男人希望女人能夠馴順，但他從來不愛馴順的女人。這些男人被獨立女性吸引，他們像野鳥收藏家一樣，總想着折斷自由的女性的翅膀，并把她關進籠子裡供自己把玩。”
作者：Enlightening
首發：陀螺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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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精力旺盛的伊麗莎白·莫斯來說，“事業低谷”不在她的字典中。這位憑借《廣告狂人》一炮走紅的女演員已經連續數年進入了“全球收入最高女星”的榜單。如今，早已是艾美常客并順利捧得視後獎杯的莫斯正積極地拓展她事業的疆界，除了作為配角出演《方形》和《我們》之外，她主演了《她的氣味》和《隐形人》兩部長片，并在《使女的故事》第四季貢獻了令人驚喜的導演首秀。《閃亮女孩》是莫斯與Apple TV的首次合作，後者同樣處于關鍵的上升期，莫斯不僅是這部限定劇的女主角，而且再次擔任監制并執導了其中兩集（分别是第五集和第七集）。
...如果要為形容《閃亮女孩》尋找一個恰當的詞，我想也許是“淩亂”，但看完整部劇，你會意識到淩亂對于它來說并不一定是件壞事。《閃亮女孩》的基本世界觀是這裡有一座神秘的房屋，任何人隻要走進這座房屋并從其中一道門走出，就能穿梭于不同時間的不同地點——更準确而言是一系列時間與空間的組合，這意味着這些組合并不是人們所理解的線性時間中、從當下回望過去時那些已經發生過的“事實”，而可能由于穿梭行為的發生而變化。
...這些變化同樣淩亂，有時是日常生活中微不足道的細節，有時卻是人生經曆的改變。在第一集中，莫斯飾演的Kirby發現她漸漸失去了對自己生活的控制：她記憶中的工位上坐着另一個同事，後者告訴她這一直是自己的工位；她如今用來接天花闆漏水的杯子成了筆筒；她的寵物——一隻名叫Grendel的貓在回家後變成了一條狗；在同事Dan陪同她去負責驗屍的法醫那裡進行檢查時，恍惚間Kirby意識到眼前的女法醫成了另一名男法醫；在回家後，她居住的樓層從二樓變成了三樓，推開門後，Kirby發現與她同住的不再是自己的母親，而是同事Marcus，他是她的丈夫，盡管Kirby在回到家前對此一無所知。
這些橋段對于熟悉精神分析電影的觀衆來說絲毫不陌生，日常的遺失或增殖往往是精神分裂症的征兆，但即使僅僅從第一集來看，《閃亮女孩》的野心也不止于刻畫另一個歇斯底裡的女性形象，它有意模仿了父權制社會對待女性受害者的一貫做法，即她們的經曆要麼被認為是不真實的，要麼因為過度的創傷而陷入精神錯亂的應激狀态。就連Kirby自己也曾經這麼認為，但從精神病院出來的她發現事情并沒有變好。
...當Kirby所在的報社報道一件下水道抛屍案件時，她突然意識到兇手的作案手法和多年前襲擊自己的人出奇相似，兇手剖開了受害者的腹部，并将一些物件放入其中，留在Kirby身體裡的是屬于一家她從未聽說過也無法查到的酒吧的火柴盒，她從那次襲擊中幸存了下來。盡管她自己也無法解釋這一切，但她相信自己生活中的那些變化與兇手有關，于是她決定和同事Dan一起調查這個案件。
...而即使與主題有些許類似的莫斯前作《隐形人》相比，《閃亮女孩》也算不上是典型的懸疑類型，因為兇手的身份在第一集就被明确揭露——憑《跳出我天地》作為童星出道的傑米·貝爾如今飾演令人毛骨悚然的變态殺手已是信手拈來，他飾演的Harper正是襲擊Kirby的人，Harper熟練地穿梭于不同的時間。在第一集的開頭，他造訪了尚且年幼的Kirby，并在她的面前殺死了一隻蜜蜂：“首先，我們找到它的閃光點，然後我們奪走它。”他殘忍的語言開啟了《閃亮女孩》這個龐大的隐喻系統，所有殒命于Harper手中的女性，原本都即将迎來她們人生的高光時刻——Kirby即将從無足輕重的檔案員升職獨當一面的記者；在天文博物館工作的Jin-Sook即将進行她準備已久的公衆演講；觀衆對舞女Klara的表演贊賞有加，她即将預訂一家大型劇院表演。
...他找到了她們的閃光點，并毫不留情地奪走她們的生命，還有誰比生活在現實世界中的人們更熟悉這個情節呢？多少殒命于男性暴力的女孩沒有等到她們閃亮的那一天，又有多少Harper正要毀掉閃亮女孩們的人生。試圖與現實保持距離的《閃亮女孩》用一種不可理解的方式表達了更深沉的悲觀。Kirby的幸存擾亂了Harper曾無數次造訪并習以為常的時空，他發現那些已經被他選定為獵物的女孩們的生活發生了變化，他與她們的相遇也不似從前；當Kirby看到了Dan在臨死前留給她的最後一條信息時，她找到了讓Harper能夠随意穿梭時間的房屋，她在那裡等待Harper的到來并殺死了他；在Harper死後，那些受害女孩們“本可以擁有的美好生活”的畫面以蒙太奇的形式出現，Kirby成了這座房屋新的屋主。
《閃亮女孩》的最後一個鏡頭，伴随着由Angel Olsen翻唱、Bob Dylan作曲的《One Too Many Mornings》，坐在沙發上的Kirby堅定又怅然若失地望向前方，她剛剛從Dan依然活着并且尚未與她相識的時空中回來，在吧台前，她對Dan說：“如果有一天你記起來了，你知道在哪裡能找到我。”
...在以反性騷擾、制止跟蹤狂和非自願獨身男性（incel）犯罪為主線的21世紀女權主義運動背景下，《閃亮女孩》這個隐喻系統的每個環節都有效地運轉起來，但這同時意味着它不可避免地走向一個令人沮喪的結局。在父權制這個鬧鬼的房屋中，Kirby終于成為它的屋主，但這并不意味着創傷的複原，它最終抛出了這樣一個問題而非解決它：在親身經曆暴力之後，“我們”還是原來的我們嗎？這些以性别為本的集體記憶，對于幸存者們來說意味着什麼？而正與叙事的淩亂、缺乏可理解的物理學依據或疏于對它的解釋對于《閃亮女孩》來說并不一定是劇作缺陷，沮喪的基調同樣未必意味着劇集的失敗——這已經從埃默拉爾德·芬内爾大獲成功的《前程似錦的女孩》那裡得到應驗。當#Metoo運動撼動了好萊塢和全世界，“女性複仇”被正式地整合進入主流商業電影的制片軌道，在“爽片”屢試不爽地獲得商業成功之後，正是這些重新讓人們感受沮喪的創作者們确保了女性題材不會成為另一種無關痛癢的彩虹資本主義。
...沒能擁有似錦前程的女孩，無法閃亮的女孩們，當她們意識到彼此的存在後，其力量足以追蹤并摧毀那些行将毀掉她們人生的人。莫斯和飾演Harper求而不得的女友Klara的瑪德琳·布魯爾的重聚，讓《使女的故事》的粉絲們為之一振，在第四季中，莫斯飾演的June和布魯爾飾演的Janine踏上了驚心動魄的逃亡之旅。在《閃亮女孩》中，當Klara初次來到20世紀末的繁華都市并與Kirby相遇時，她沉醉于這個時代自由平等的空氣，她無需站在舞台上供上流階級的男女凝視，而是在舞池裡與Kirby共舞。此時Harper的神情是劇集的亮點，當他看到這兩個被他視為獵物的女性沉浸在彼此的喜悅中時，他面露愠色。
...當我看到這裡時，我發現自己比看劇集裡任何一個兇殺場景時都更膽戰心驚，這個對男性暴力的精神分析時刻印證了崔娃母親的犀利之語：“一個傳統的男人希望女人能夠馴順，但他從來不愛馴順的女人。這些男人被獨立女性吸引，他像野鳥收藏家一樣，他總想着折斷自由的女性的翅膀，并把她關進籠子裡供自己把玩。”
《閃亮女孩》和莫斯近年來的演藝事業并非不存在問題。在《使女的故事》第四季播出之際，有數位評論家指出這部作品已經越來越陷入白人女性主義的窠臼，在《閃亮女孩》中，作為主要的受害者出現的同樣全數是白人女性，而在美國的現實中，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種女性比白人面臨更多危險，始終将白人女性的脆弱性置于叙事的中心在曆史上曾是種族主義的幫兇。雖然這種批評不意味着莫斯近年來塑造的諸多銀幕形象無法激起人們的共鳴，但這也許是遠未結束的女性主義電影和影視劇應當努力的方向。
...芝加哥與都市驚悚有着不解之緣，90年代的《糖果人》帶着觀衆探索了這座城市的地理，而把故事設定在芝加哥的《閃亮女孩》同樣利用了這座城市的景觀來實現數個精彩的驚悚段落，在第三集中，酒醉歸家的Dan在地鐵站與Harper相遇，列車進站，在沒有欄杆的站台前，他險些跌落。破舊的樓宇，空曠的街道……當這些司空見慣的驚悚元素與女性恐懼相遇，《閃亮女孩》問題化了城市、現代性與女性主義的關系：當現代都市讓女性獲得來之不易的機會去自我實現，它是否為她們提供了基本的安全和安全感？它是否反而為跟蹤、偷窺和男性暴力提供了庇護？在劇集的片頭，伴随着配樂師Claudia Sarne創作的主旋律《遊樂園》的沉重節拍，“閃亮女孩”的字樣向屏幕靠近，仿佛是在發出這樣的質問：為什麼這些女孩沒能閃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