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個性侵的案發現場，都是被隔絕的私密空間，是不可知的“黑箱（black box）”，因此，它們常常被湮沒在黑暗之中，直到勇敢的女性向其投射探照的光束。
在日本，第一位打開黑箱的女性名叫伊藤詩織，2017年5月29日，伊藤詩織在司法記者俱樂部召開了一場新聞發布會，向公衆陳述了自己被性侵、提出申告、檢方判定“不起訴”、自己遞交複議申告的一系列事實。這使她成為日本第一位公開自己長相和姓名來實名控訴性侵的女性，而彼時，距離她遭受性侵已經過去了兩年，那兩年中，她曾無數次對警察、律師、媒體人訴說自己的遭遇，但當所有的門都對她關上之後，她嘗試了最後一個可能性：與公衆對話。
...後來，metoo運動席卷全球，但日本似乎遲遲未有響應，而伊藤詩織則出版了《黑箱》持續為自己發聲，同時向性侵者山口敬之發起民事訴訟并于2019年12月18日勝訴，但那并不是終點。
...2024年4月3日，恰逢事發九周年的那一天，我在HKIFF《黑箱日記》的放映之後見到了伊藤詩織，她留長了頭發，笑的那樣真誠、輕松和坦然。那一刻，我仿佛終于看到紀錄片的結尾，确信這個漫長、痛苦的女性災後自我重建漂亮的完成了。
...文：荼白
策劃：抛開書本編輯部
伊藤詩織的不幸和幸運，或許都來自于她的職業身份——新聞記者。身為記者，伊藤擁有一種天然而強烈的使命感——傳播事實，這就意味着她無法像絕大多數日本女性一樣選擇沉默和遺忘，因為噤聲将是對自我職業身份的最大背叛。從另一方面來說，記者的身份也讓伊藤構建出了一個“第三者視角”，将“受害者”伊藤與“記者”伊藤分離開來，這就類似于心理學中的“解離（Dissociation）”。解離，是許多人在遭受創傷之後常常啟動的一種自我保護機制，将自我分離，以減輕和降低痛苦，使其保持在個體所能承受的範圍之内。
...從《日本之恥》到《黑箱日記》，我們常常能看到伊藤這兩種身份的互相撕扯和彼此拯救。記者伊藤，保持着極高的職業素養，冷靜客觀、高效表達；受害者伊藤，克服着強暴創傷綜合症努力前行，伴随着屈辱、無助和随時可能襲來的驚恐發作（panic attacks）。
...除了身份的分離，伊藤詩織體内還有兩種不同文化的拉鋸，一種是她成長過程中浸淫的日本文化，另一種是她海外求學所吸收的歐美文化。紀錄片中英語和日語兩種語言的交替出現成為這種文化拉鋸的顯像表達，說英語的伊藤顯得更加放松與理性，說日語時則相對拘謹，也有更多更為柔軟或者示弱的時刻。
...日本的社會文化無疑給伊藤詩織施加了另一重暴力：警察隊伍中僅有8%的女性警員比例讓她不得不忍受向男性描述案發細節的難堪、人偶還原案發現場的做法也無異于二次施暴；電話求助強奸援助中心卻被拒絕提供任何建議除非她花兩個小時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親自上門；發布會上沒扣的第一顆襯衫紐扣成了“蕩婦羞辱”的最佳借口、醉酒更是成為不設防的原罪……
在日本的文化中，女性從不被允許表達性，而男性對“性同意”的認知也還停留在“接吻/醉酒=性同意”、或者“拒絕就是同意（欲拒還迎）”的史前文明時期；日本的司法同樣十分落後，當時（2017年）關于強奸罪的立法還停留在1907年，起刑點甚至低于盜竊罪。
...在伊藤身上最直觀感受到兩種文化交鋒的時刻是在案發當晚，她要求他停下來，卻不敢用日語表達，因為日語聽起來更像是一種取悅（國男可能對“雅美蝶”有同樣的感受），于是她隻能選擇用英文咒罵：“FUCK OFF!”山口卻用日語說道：“很好，你被錄取了。”那一刻，文化和權力的碾壓足以讓人窒息。
...性侵，從不是關乎性，而是關乎權力和暴力。對女性來說，性侵無疑是一場對靈魂的謀殺。那一刻，她的靈魂被殺死了，破碎了，然後，她小心翼翼的拾起這些碎片，一點點的開始重建自我。“被強奸的詩織”成了無法撕掉的标簽，“第一人”的勳章也宛若枷鎖，公衆和網絡帶來聲援與咒罵，惡意和善意一同蜂擁而至，她知道時間并不是治愈的良藥，隻有每一個當下的行動才能讓她掙脫沼澤，所以她大聲的表達、用力的微笑、大聲的唱“I WILL SURVIVE”、煮一杯咖啡、吃油炸甜面果、穿着睡衣在清晨散步……在伊藤詩織一點一滴自我救贖的過程中，最勇敢的一個舉動就是自己成為主導者，完成紀錄片《黑箱日記》，這一次，她從被凝視的對象轉換成自我凝視，直面影像中的自己，也重新面對當年的錄音和監控畫面，這是一次更加私人、更加赤裸、更加鋒利的自我剖析，也是一次更為勇敢、更為堅定、更為完整的自我重建。
她說，終于可以欣賞四月初綻放的絢麗櫻花，也不再害怕胡子和秃頭，她終于可以從“活下來”的狀态轉變為更加輕松不費力的“活着”，不是新聞記者、不是受害者，隻是自己。
回望這九年，日本也發生了一些好的變化，比如那個曾經拒絕提供建議的強奸援助中心，如今會在接到電話之後立刻出發陪伴受害人去醫院；性别平等局在日本41個地區建立了強奸危機中心（雖然按照國際标準每20萬人就應當設立一個）；日本議會改革了強奸法，将最低刑期從3年增加為5年，并且允許男性作為受害人提出申告；上野千鶴子等衆多女性學者牽頭發起刑法更改請願書，将“非自願性交定義為犯罪”；傑尼斯·喜多川的性侵問題終于被正視；與山口敬之交情匪淺的安倍晉三也已經成為曆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