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青春》（Happyend）是坂本龍一之子、跨媒介藝術家空音央（Neo Sora）的首部劇情長片。
自2023年在第81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首映以來，影片因其鮮明的視聽語言與獨特氣質備受國際關注。
對中國觀衆來說，這部作品也并不陌生：去年入選平遙國際電影展“卧虎”單元，今年又亮相上海國際電影節“影展精粹”單元，持續展現出跨越文化語境的感染力與共鳴力。
作為長期探索聲音與影像關系的創作者，空音央早在涉足劇情長片前，便已确立了“聲音作為藝術語言核心”的表達立場。他是影像創作團體Zakkubalan的成員之一，曾為多位音樂人執導音樂錄影作品。
2023年，他執導了紀錄片《坂本龍一：傑作》，圍繞其父坂本龍一生前的最後一場鋼琴演出拍攝而成，并于第80屆威尼斯電影節全球首映。
...作者：Leonardo Goi
翻譯：邬思存
責編：1900
策劃：抛開書本編輯部
在《昨日青春》中，聲音并非點綴，也不僅僅是青春物語中的情緒代償，而是一種作用于電影叙事本身的能動存在（an agentive force）。它既是角色内在狀态的外化，也是他們對抗社會秩序與意識形态控制的方式。
《昨日青春》可以被理解為一部圍繞“聲”的電影，通過“聲音的社會性”描繪個體與體制之間的張力。片中，因一系列惡作劇導緻學校管控升級，逐漸将校園塑造成一個高度規訓化的空間。而主人公優太與洸的覺醒，也正是在聲音被壓制的過程之中逐步形成。
...《昨日青春》不隻是青春片的革新嘗試，更是一場關于“聲音如何成為實踐行動力”的思辨實驗。正如空音央在接受采訪時所言，他并非隻是“用聲音為畫面配樂”，而是試圖讓“畫面回應聲音”。在他的電影語言中，聲音即是電影結構本身，是一種不可忽視的感知原則。
音樂、對話、辯論、沉默——多樣的聲音形态在影片中碰撞回蕩，共同指向一個關切當下的核心問題：在高度視覺化與信息化的當下，我們是否仍有可能，通過聲音，去重建共感、對話與想象的空間？
以下内容譯自美國知名的獨立電影雜志《Filmmaker》對空音央導演進行的專訪，重點探讨其聲音美學、表演方法與叙事理念，亦為理解其創作的重要文本。
Q
Filmmaker：
我想知道這部電影是否有一個“起點圖像”，或者說，你的創作靈感是否源于某個具體的影像？
空音央：
确實有。一開始我腦海裡反複出現的畫面是：兩個男孩，肩扛着一隻巨大的低音音響，穿越城市。這一畫面在我的創作過程中從未消失過。我自己也曾有類似的經驗，背着巨型音響穿越街區，那種重量既是物理上的，也具有強烈的象征性，是一種必須由兩人共同承擔的“負荷”。
...這個畫面在劇本的早期版本中就是核心場景，盡管其餘内容後來幾乎全被重寫。它寄托了我對青春友誼的某種記憶：我童年時有一群非常親密的朋友，其中兩位總是走在前面，步伐極快。我經常落在他們身後，看着他們的背影。他們的幽默、個性和存在感讓我深深着迷，而這種“追随的姿态”始終銘刻在我的腦海中。
Q
Filmmaker：
盡管主線聚焦于兩位男孩，但《昨日青春》仍然是一部具有群像特質的作品，尤其在對話與辯論的處理上顯得尤為自然。你是如何在創作中實現這種多元聲音的統一，又如何避免“口号化”或說教的傾向？
空音央：
老實說，這部分正是我最擔心的。尤其在描繪“權力代表”這一類角色時，很容易滑入漫畫化（caricature）或象征主義。劇本寫了整整七年，這段漫長時間讓我有機會讓每個角色真正“活”在紙上，而不是服務某種理念。
最初，我嘗試将朋友們的性格特點分配給不同角色，但我很快意識到那隻會讓角色淪為“象征”。他們必須有自主的生命力，而不是現實原型的影子。角色的真實感，是通過時間的沉澱與反複修改塑造出來的。
...《昨日青春》的核心問題是：我們是否還擁有“集體想象”的能力？我的答案是肯定的。我始終相信語言尚未失效，人類的溝通能力、理性推理、共情機制并未徹底崩壞。我們仍有機會避免災難、避免再度陷入極權。但前提是我們要學會運用聲音，要願意傾聽與回應。
Q
Filmmaker：
影片中的東京呈現出極強的滲透性，它對外來文化、面孔、身體、聲音都極為開放。你的演員陣容本身就非常多元，他們所欣賞的音樂也呈現出文化縱橫的特征。從很多層面上說，這是一部國際化的影片。包括你自己在紐約的成長經曆，也讓我不禁想問：你是否覺得這種跨文化背景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你在本片中對東京的影像語言建構？
空音央：
我想說，我的創作确實是受到各種電影文化的影響。其中影響最大的一支，毫無疑問是台灣電影。楊德昌、侯孝賢、蔡明亮，他們如何構建空間與城市，那是我最熱愛的電影語言之一。
同時，我也非常喜歡經典的好萊塢電影，比如恩斯特·劉别謙那樣的導演。我知道，這些喜好在某種程度上是“藏不住的”。
不過，說到這部電影的視聽風格，我倒不覺得它主要來自于我個人文化背景的遷移，而是更側重于：我如何借助攝影與聲音，去完成一部關于“記憶”的電影。我們整個創作團隊在最初就達成一個共識：這部電影的攝影視角，應當像是片中的兩位主人公，優太與洸，在未來回望自己的高中生活。
那麼，問題就變成了：他們會記得什麼？攝影機應該處于哪個角度？它應該凝視何處，才能“浸潤”進那些模糊、斷裂、而又情緒飽滿的記憶？
我想，正是這種處理方式賦予了電影一種“時間錯位”的質感。它不是現實主義意義上的回憶，而是一種“未來記憶”的視角。這也是我們始終在嘗試捕捉的東西：如何用影像講述一段來自記憶深處的青春。
Q
Filmmaker：
我們聊聊音樂吧？影片的配樂在風格上極為豐富，卻又保持着高度的和諧統一。你在構建配樂系統時，是基于怎樣的思考？
空音央：
這個話題我可以講上一整天（笑）。我本身非常熱愛電子音樂，尤其是Techno（科技舞曲，又稱“工業噪音”）與Ambient（氛圍音樂）。同時，我也很欣賞那些旋律飽滿、情感強烈、容易被記住的傳統電影配樂。
在《昨日青春》中，我們是從叙述者的情感視角出發，從而确立了音樂的定位。換句話說，是一群正在“回憶高中”的年輕講述者的心理聲音。這種回憶不是線性的，而是情緒性的。有時是悲劇感，有時帶着憂郁，也可能是浪漫的。我們想呈現的是那種“喜悅中隐含失落”的複雜情緒：當你在回憶童年裡一個極其幸福的瞬間，而你同時意識到那個時刻終将消逝時，那份喜悅就會帶上一種難以言喻的憂傷。音樂，正是我們捕捉這種情緒的手段。
至于Techno的使用，那幾乎是一種本能。我很喜歡夜店文化中那種深層次的具身體感：當你置身于Deep House或Deep Techno的律動之中，仿佛進入了一個“子宮式”的保護空間，隻剩下節奏與感官存在，那是一種近乎原始的安全感。這種“封閉的安全感”其實也符合優太這個角色的情境：他像是一個被包裹、被庇護的孩子。
同時，Techno也與地震這一母題形成了呼應：超重低音可以撼動建築，宛如地殼的震蕩。這種震顫既是物理意義上的，也是情緒層面的——我們通過聲音重現了不可控的失重感。
至于Ambient音樂，我對它情有獨鐘的原因是它能表達語言無法承載的東西。其實我逐漸意識到，我本質上不是一個“語言型”的人。雖然我通過語言來溝通與表達，但我内在的感受往往是模糊的、非語言的，是某種“氛圍性的思維”。而Ambient音樂、或更廣義上的非言語音樂，常常比圖像或文字更準确地表達我内心的某些“知覺”。
Q
Filmmaker：
所以你在寫劇本時，就已經在聽這些音樂了嗎？我之所以這麼問，是因為有些段落明顯是“由聲音牽引出的影像”，二者的結合非常緊密。
空音央：
是的，完全是這樣。更重要的是，我很幸運地能與配樂作曲家Lia Ouyang Rusli合作。她受過古典音樂訓練，同時也是一位活躍的Techno與Ambient創作者，幾乎覆蓋了我所有的音樂興趣譜系。我們在創作傾向上極為契合，因此合作非常順利。
在正式合作前，我在寫作期間就經常聽一些特定的音樂，比如Dedekind Cut的作品。他的音樂在Ambient、電子與實驗之間遊走，那些作品幾乎無法用語言精确描述。它們帶來的感受是一種“不可言說的懷舊與憂傷”，但有時也潛藏一種強烈的反烏托邦氣息。這種既親密又陌生的感官體驗讓我深深着迷，也是我不斷回到這些音樂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