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峰，男，1983年生于吉林長春市。著有長篇小說《維以不永傷》《為他準備的謀殺》《一、二，滑向鐵軌的時光》《淡藍時光》《白色流淌一片》等，短篇小說、散文數十篇，及《獨刺》等影視作品。一
主編說，要珍惜，詹周氏快九十歲了，我可能會是最後一個見到她的媒體人。這算激勵還是撫慰?沒任何意義。我估計連主編自己都不知道為什麼采訪她，無非是在哪裡翻檔案，看到了民國三大奇案，發現這三個案子，百十來号人，好像就詹周氏還活着。盯着民國時期的影印照她突發奇想，如果這周末把我派過去，拍一張她九十歲的樣子，彩色數碼的，貼在她三十歲的黑白照片旁邊，一定很有趣。
可是這對我來說很無趣，上海到大豐農場來回六百公裡，主編隻批我五百塊錢經費，況且兩地不通火車，早上一班從人民廣場出發的大巴，晃悠到下午才到，晚上就要從那邊再折回來。主編提醒我，幹萬别誤點，那就是個農場，可能連招待所都沒有。
用不着她提醒，還沒出發我就急着趕回程車了。坐上大巴我便開始睡覺，睡到睡不着的時候，我翻出民國三大案的資料，試着做點功課。但很快就被另兩個奇案吸引了，回頭再翻翻詹周氏的案子，到底奇在哪兒呢?也許是生命力，我望着窗外想，大家一不留神，就讓最初的那個人活到了最後。
...下樓梯時高跟鞋驚擾到了樓下的房東王燮陽，他端着正吃的面條走出來，從底下看上去，隻見兩隻藏在旗袍裡的長腿在樓梯處漸漸露出來。待詹周氏漸漸走下來，王變陽問她昨晚怎麼了，你家大塊頭夢見什麼了，叫那麼大聲?
...詹周氏搖搖頭，出了弄堂，往右走八百米是張小泉的刀鋪。經過時她對老闆點點頭，張小泉喊住她，問她前兩天在這兒做的刀怎麼樣，快不快?
“挺快的。”說完她就明白老闆的意思了，告訴他剩下的一點刀款，明天就跟他結清楚。
反而是老闆不好意思了，把她拉過來說點别的。他指着對面要出兌的生煎攤子，低聲問她：“還想不想做了，我一直幫你留着呢，好多人來問過了，想在那擺攤，我就說風水不好，下面埋着抗日的兵，做不了生意。”
“你别留了，讓他們做吧。”
“不是，”刀鋪老闆有一絲失望，把她胳膊抓得更緊，“是你跟我說，我要是給你留着，你就會給我留着。”
詹周氏撥開他的手，對他笑了笑，湊在他耳邊輕聲說：“那我們就都别留着了。”
她上午要去兩個地方，第一站是遠東飯店，從門口望過去，四層的大樓，差不多三人高的大堂，看起來是有錢人和外國人才來得起的地方。但進了門你就明白，這麼大的飯店，一個廚子也沒有，外國人也不會來這種地方。裡面烏煙瘴氣，上千号人圍着幾張桌，使勁喊着大小莊閑。詹周氏在裡面找了一圈，最後在三号桌看見她要找的那個人。她在後面喊了幾聲小甯波，裡面太吵，加上小甯波精力都集中在色鐘上，根本沒聽見有人喊他的名字。
詹周氏等了十幾秒，跟人說“借過”鑽進去，伸手去摸他褲袋裡的錢袋。小甯波這時警覺起來，忽然抓住她的手，回頭一看是熟人，長籲一口氣。
詹周氏找他是要錢，她知道小甯波有賭債欠她丈夫的，她也知道她丈夫也有些賭債是欠别人的。外頭的她不管，可是别人欠她家的，她今天就要回來，況且，可能以後就沒機會了。
也許是輸光了，小甯波一分錢都沒還她。這不可能，詹周氏皺起眉頭，錢都沒了，還不回家，留在賭場做什麼呢?跟小甯波扯了一會兒皮，她才明白，在賭場這是一類人，兜裡沒錢，見誰玩得大就湊過去出主意，押大押小什麼的幫他分析，錯了轉身就走，要是被他蒙對了，讓人赢了錢，他就跟要飯的一樣求着人賞兩個。
錢沒要來，可是下面的事情還得做。出了遠東飯店，她去上海第二紡織廠，以前沒來過，真奇怪，這麼多年都沒來過。進了工廠，她一路打聽，找一個叫劉周氏的女工。這麼大的工廠有好幾個劉周氏，最後在四車間見到了劉周氏。
她現在不姓周，随夫姓，以前也不該姓周，都是自幼為孤，被周家收來做丫鬟養大的。各自出嫁之後，兩人竟一直沒能來往，以至于劉周氏在紡織車間裡見到詹周氏的時候，瞪大眼睛都要哭出來了。
快十年沒見了，打從出了周家大宅，她們就沒有聯系過。詹周氏說，早該來看你的，你孩子流産的時候我就該來，你丈夫去世那年我也該來，我早該來的。說着說着她自己也哭了，掏出一個錢袋塞給劉周氏，說過意不去，一點心意。劉周氏哪裡能要，推着她的手，問她老爺還好嗎。
該怎麼跟她講呢，不知道是死是活，日本人進到上海，老爺把銀圓房子都捐了，才換回一條命，也不知身在何處。
劉周氏半天沒說話，仿佛在回想過去的日子。她問大塊頭怎麼樣。見詹周氏不回答，猜測大家都一樣，過得都不好。劉周氏沒再多問，讓她等一下，她攢了一些布料去給她拿過來。
劉周氏走後，她看着忙碌的工廠，這是一九三八年日本人在上海建造的，制作紗布供應前線的戰士，不，是日本鬼子。一條條白色紗帶飄蕩在車間裡，就像被日本人擊落的雲彩。詹周氏看得着迷，情不自禁伸手摸了一下，放回去時她發現紗布變紅了，有點點血印在上面。她低頭看自己，衣服是剛換的，很幹淨，臉和頭發出門前洗過，不會有血，唯有指甲嵌進去的血還沒有幹。詹周氏把血從指甲縫摳出來，一時間幾個手指都沾上了血。她擡頭看車間，手指在下面搓個不停。
劉周氏對着更衣箱猶豫了一下，最後決定把布料全拿出來送給詹周氏。之後幾十年她一定會後悔那幾秒的猶豫，等她回到車間，詹周氏已經離開了，她還是把錢留在了桌上，留給了她說是一點心意，像是一生的繼續。十年沒聯系，像這樣子來，像這樣子走，像這樣子留下一大筆錢，一定是出什麼事了。劉周氏坐下來面對錢袋有些難過，她覺得詹周氏是來跟她告别的，她就要走了，也許是永别。這都是怎麼了，她擡起頭讓自己眼淚别掉下來，淚水蒙胧中她看見一絲血印在眼前飄飄蕩蕩，她眨眨眼睛，将眼淚擦掉，之後就再也找不到那條帶血的紗布了。
三
一天都沒等到，日落之前詹周氏被幾十個巡捕圍堵在醬園弄。起初發現的是她樓下的宋瞎子，這十幾年靠算命為生，他說自己本事上海第三，前兩名一個老得不成樣子，另一個跟着蔣介石去了重慶。找他占卦的還算不少，時局不好，人們總會有這樣那樣的不順。三月二十二日那天他沒出攤，感冒鼻塞，捂着被子在家睡了一天。醒來的時候一腦門子汗，他以為病好了，可鼻子依然不通氣，躺在床上他明白是樓上在漏水。他抹抹頭上的水，起床打算上樓跟大塊頭說說。
...泰來報社的副主編張言邀請他七點鐘看戲，易蔔生的《玩偶之家》,幾十年前的老戲了，好像是國内的一個女作家改了一下，結合她離婚幾年的感受，就着魯迅的那篇雜文，改成了《娜拉出走之後》。薛至武當然沒興趣，他知道張言是什麼意思，泰來報社的主編吳玲上個月被他們抓走，他這是活動關系來了。保吳玲出來是不可能了，人是日本人點名要的。薛至武在想，要是讓吳玲在牢裡好好活着，跟張言開個什麼價碼合适。
張言的汽車就停在樓下了。電話打過來，告訴他醬園弄殺人了。殺人就抓人呗，也用不着他局長出隊。隻是劇院是不能去了，公共場合人多嘴雜，這邊殺了人，局長在看戲，肯定說不過去。電話裡他讓隊長帶一隊人過去，不要妄動，等他的命令。自己下樓走到張言的車前，俯身對後排的張言說：“局裡有事，我過不去了。”
張言表示沒關系，據說這個戲要演一個月，哪天看都可以。
...晚上七點鐘他有些微醺地回來，和學生一起把六個箱子全打開。讨厭的是有血水，滴滴答答弄得一地腥臊。他戴上手套和口罩，對幾個學生說，如果受不了，随時可以出去透口氣，之後便開始了他的工作。
盡管有那麼多年從醫經驗，可從沒有哪次是從拼接開始的。先是頭部，擺在上方中央，往下是上身，還好肚皮沒有豁開，将内髒腸子露出來。雙臂搭在兩側，大臂小臂截成了四塊，兩腿向下擺正。有一陣兒他差點把左右小腿擺反，還是看着雙腳拇指才糾正過來。
一共十六塊，拼起來真的是個大塊頭。從哪裡開始呢?内髒沒有露出，還能抽些血出來。他抽一管讓學生拿去化驗。沒有中毒迹象，他翻翻眼睑和嘴巴，當然沒有，隻是上面說要全面屍檢，才要多此一舉。
刀傷緻死，這毫無疑問，被割開的刀口達百餘處，為什麼一定要查出是哪一刀呢?錢醫生俯下身，似乎與死者告别的距離盯着詹雲影的頸部。這裡是一刀，毫無疑問，盡管事後就着這傷口直接把頭部割開，不過能看得出來這裡出了大量的血。
他往下瞄去，心髒肺部未曾中刀，下體完整，死前沒有經曆性生活，再往下，大腿根部以及膝蓋的分割處，血量已不多，接近幹涸狀态。再回到上身，兩側的胳膊，屬于死後肢解，手腕靜脈那一刀也是例行肢解。死者左手有大量血迹，這不難解釋，死者頸部挨刀後，用左手捂住動脈往外噴出的血。右手沒什麼血，也許在反抗，抓住兇手的衣領試圖同歸于盡。應該沒疑問了，他站起身，摘下口罩，點起煙鬥，等學生的驗血報告。
血液沒問題，錢醫生接過學生的報告，死者純粹死于外傷，頸部靠右側為緻命刀傷。他讓學生把碎屍一件一件地放回到箱子裡，在每個箱口貼上不同的标簽，雙臂、左腿，等等。做到一半時學生戴着口罩幹嘔起來。他起身接過學生手中的大腿，往箱子裡塞。
味道還是挺重的，分割成段，腐敗的速度要超過整個屍體。到最後幾塊他隻呼不吸，額頭的汗都冒出來了。還好隻剩一大件了，除去雙臂、頭部的整個上身，他需要把他從停屍台上抱起來。直到這時他才覺得惡心，好像在和無頭的死者擁抱。他不想這樣，把上身翻過來，從背面抱住會好一些。
翻開的一刻他停了下來，也許報告要重寫了。背部還有一刀，而且不是菜刀，是三厘米寬的匕首從背部插進去。分析的事情不歸他管，但是一看就明白，死者在床上熟睡，頸部先受一刀，傷口噴血，猛地起身，左手捂住出血口，右手與兇手搏鬥，這時背部又挨一刀，方才緻死。他知道，雖然用不着他把分析的過程寫下來，相信薛副局對着報告一眼就能看明白，兇器不是同一把，兇手不是一個人，還有個兇手在身後。
八
薛至武感覺一整天他都在做蠢事，雖然都在按照他的計劃走。詹家确實還有一把刀，與殺人無關，用了快十年的菜刀，黑鐵砍刀是三月十一日于張小泉刀鋪購得，花了一千五百塊錢，來了兩趟，頭一次沒有帶夠錢。而醬園弄的二房東王燮陽，表示詹家夫婦打結婚起就住進這間房，他從未聽說詹周氏外面有什麼頭。倒是詹雲影這幾年狂嫖濫賭，把家裡那點積蓄都敗光了。
“還有什麼?”薛至武盯着他們夫婦問。
“大塊頭頭天夜裡回來了。”王陳氏插嘴道。
...“上面要審她，我今晚帶回去。”
副典獄長有些不理解：“這麼晚帶回去?”
盡管隻有他們兩個人，薛至武還是湊到他耳邊，講秘密一般低聲說：“上頭不喜歡她，上頭以為她早就死了，你居然告訴我她還活着，明天給我一張死亡報告。”
副典獄長連連點頭，保證不跟旁人提及，自己親自去提人。十幾分鐘後，副典獄長回來告訴薛至武，人已經铐住了，在他警車的後排。薛至武看了眼車裡的鐵欄，他有幾年沒親自抓犯人了，有人在他身後多少有點不自在。他讓吳玲坐到副駕位，雙手铐在扶手上。一路上他也不想說話，硬瞪大眼睛開着車。還好吳玲也不叨擾，沒像一般女人那樣大喊大叫。要沿着河邊走上幾公裡才能進入市區。車開到一半他停車靠邊，關掉車燈，點亮車頂燈。這時候吳玲說話了：“我認識你。”
“我也認識你。”
薛至武打量一番身旁的這個女人，與抓捕時不同，身上還穿着男式的囚服。有那麼一瞬間，薛至武想撲倒她發洩一番，将這一天的積怨全部放出去。非常渴望，他覺得就應該放縱一下，尤其是對這麼一個垂死的女人。副典獄長怎麼說的，不與旁人提及。他點起一支煙，深吸一口氣，讓白煙一絲絲吐出來後說：“有人花兩千萬讓我殺你。”
“這錢花得不值，我反正要死在提籃橋的。”
薛至武聽後笑了，湊近吳玲聞了聞，盡管關進去有一段日子，還是有些芳香留在耳後。
“沒想好，我已經收了一千萬。怎麼樣才能證明，我殺了你?”見吳玲答不上，他自己補充道，“當然，把你殺了就是最後的證明。”他起身在後排拽出詹周氏的血衣，将吳玲的手铐打開。“換上這些衣服。”
他讓她别躲，就在車裡換，他看着她略顯嬌小的胸部，過于瘦削的胯部。之後他讓她閉上眼睛，躺在河邊草地上，拍下幾張照片。叫她回車裡，繼續行駛。行至客運站，他拿出事先備好的箱子，遞給她，說：“裡面是難民的衣服，還有二十萬，離開上海，你要答應我，永遠别回來。”
吳玲點了點頭，拎箱子下車對車窗鞠了個躬。薛至武頭露出來問她：“你說你認識我，我叫什麼名字?”
“你是薛副局，别的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最好。”他摸了摸褲袋，又掏出二十萬扔過去，“記住，永遠别回來。”
開車回到家裡已經破曉。他把窗子關嚴，就快了，再等個把小時，大街就會響遍“糊塗局長糊塗案”的叫賣聲。睡前他打一個電話将張言叫醒。
“你頭一回見我，說請我看戲，看什麼《娜拉出走之後》,到今天我都沒看到。”
“馬上，馬上，我今晚就安排。”
“好好安排吧，把剩下那一千萬準備好，我們晚上邊看戲邊聊。”
“薛副局，您的意思是?”
“我是說，你們不用再等吳玲了。”
九
演出時間是晚上七點半，薛至武特意晚一點，等到黑場才和張言進入前排包廂。一整天他都沒出門，今天他是上海的主角。大街小巷談論着醬園弄殺夫案，談論他薛大局長。坐進去的時候話劇已經開始了，台上的男演員在呵斥女演員“撒謊的下賤女人”,女演員但凡頂嘴，便會遭到男演員的毆打。薛至武低聲問張言，《娜拉出走之後》講什麼的。張言臉色不對，又看了兩分鐘，确定這不是《娜拉出走之後》,他們換戲了。
“你不是說上一個月嗎?”
“這是時事劇，頂替了《娜拉出走之後》。”張言辨認着說，“劇院經常這樣，不時會有時事熱點的戲。”
...詹周氏瞪大眼睛，似乎在驚訝他的查案速度。
“借一次錢，睡一次你?”“也不一定，他主要是同情我。”“大塊頭知道嗎?”“不知道，我想他知道了也不會在乎。”“可是，他可以用這個理由打死你。”
詹周氏沉默，他說的是對的，不是今年就是明年，大塊頭早晚會打死她。
薛至武繼續講：“你最後一次跟他借錢是三月十三日，買那把菜刀，你先去的刀鋪，那把刀要一千五，我問過刀鋪老闆了，他說你頭一次來錢沒帶夠，又回去取的。實際上，你去跟何惠賢借錢了。”
“他給我拿兩千三，讓我留八百過日子。”
“可你跟他說，這樣下去不是辦法，你計劃殺了大塊頭，然後跟他過。讓你沒想到的是，何惠賢怕了，他可以同情你，可以睡你，但他不想為你殺人，甚至不想讓别人知道你們的奸情。第二天他就買了回老家的票，臨走的時候還留了他房間的鑰匙。你三月二十二日對大塊頭下手，十天的時間，你又找到一個靠山，幫你殺了大塊頭。”薛至武停了幾秒，問，“這個人是誰?”
“沒有别人，就我自己。”
“我這樣講吧，我不知道他哪天進來的，但他一直在醬園弄，住在何惠賢的房子裡。你也摸不準大塊頭哪天會回來，三月二十一日夜裡，他回來了，三點鐘他才睡着，你看着時間，四點鐘，五點鐘，你開門把他放進來了。”
詹周氏拼命搖頭：“不是的，不是的。”
薛至武盯着她，将煙頭掐滅，對她笑了笑，起身離開。出門時典獄長趕來了，跟他解釋：“辦法都用過了，真是嘴硬，什麼都不說。”
“給她吃點好的，養養傷，别在這兒出什麼差錯。記着，她是死刑犯，我得讓她死在刑場上。”
四月六日周市長邀請他吃法餐，他是薛至武的直接上司，兼任上海警察局局長。薛至武知道周市長找他幹什麼,報紙天天在炒這件事。前菜還沒上，周佛海就問他，醬園弄的案子是怎麼回事。薛至武從頭到尾彙報一遍并表示，會派人去山東抓捕何惠賢。
“把他抓到，一切就可以水落石出了。”
不知道哪句話惹他不高興了，周佛海放下刀叉，折起餐巾擦着嘴巴反問：“他是軍統還是共産黨?”
“都不是。”
“那他是什麼?”
“普通人，兇手。”
“好，兇手，你要費這麼大警力抓一個普通的兇手?我問你，上海的警察該幹什麼?”
“讓上海穩定，打擊犯罪。”
“别在這兒講好聽的，我的人該幹的是，抓老蔣和老毛的人。”周佛海看眼手表，“現在是六點半，此時此刻，全上海至少有十個組織在秘密籌劃怎麼暗殺我周佛海，你不去搜他們，跟我要人，去他媽山東抓何惠賢?”
“屬下的錯。”
“報紙我看了，記者說詹周氏一個人幹不來，那就是有個奸夫。這很難找嗎，滿大街都是。”
“屬下不明白。”
“你聽着，薛至武，你說，她不給你一個名字，你就不能給她一個名字嗎?”
“給她一個名字?”
“滿大街都是，我給你五天的時間，我要在報紙上看見這個案子了結!”
主菜是牛排，端上來時滋呟冒油，周佛海都沒瞅一眼，将餐巾扔在桌子上，帶随從離開了餐廳包廂。
剩薛至武獨自在餐廳吃了兩份的前菜、主菜和甜品，主要的是還喝了兩人份的洋酒。回去的路上有些微醺，還沒到局裡，就在路邊吐了出來。他讓司機先回去，自己步行透透氣。司機不敢抗命，又不敢把他一人留在大街上，把車開在後面緩緩跟随。薛至武搖搖晃晃，影子在路燈下時長時短。五天，到四月十日，滿大街都是，案子會更簡單，隻是時間太緊了，何況他真的不想随便拉個替死鬼。他迷迷糊胡糊，掐着指頭從拇指開始數日子，費了半天勁都數不到小指。
到局裡差不多晚上十一點。剛推門進去還以為自己進錯門了，一位圍着披巾的年輕女士正坐在他的位子上，見他進來，說：“值班的說，你一定會回來。”
他揉揉眼睛，倒退回門外，看看門牌沒錯，跨步進門問：“你找我?”
年輕女士站起來，向他走過去。薛至武确實有些醉了，瞪大眼睛也看不清她穿的是旗袍還是短裙，隻聽到高跟鞋的聲音漸漸靠近。
“你好，”女士伸出右手說，“我前天來找過你，我是蘇青。”
十四
他們倆聊了很久，确切地說蘇青在講，薛至武眯着眼睛看她，酒勁兒還沒過去，蘇青講的一句話也沒聽進去。從進門那一刻，他就覺得這女人有種味道，說不上很美，看起來也不年輕了，但就是有吸引人的地方。他确定沒見過她，可如此似曾相識，他又問一遍她的名字。
“蘇青，薛副局，你有在聽我講嗎?”
薛至武點點頭，仿佛疑點解開的表情，說：“我看過你的戲。”
”《娜拉出走之後》?”
“差不多，我奔着這個去的，劇場臨時換了别的戲。”
薛至武說完苦笑，兩人都明白這其中的意味。他看見蘇青從包裡掏出煙盒，向他推過來。薛至武瞅一眼香煙的牌子，特沒勁兒的那種女士香煙，他搖搖頭說：“那出戲講的是什麼呀?”
“沒什麼意思，外國的故事。”蘇青自己拽出一支點上，吐出第一口煙霧時說，“我要見見詹周氏，我要寫她。”
“你想把她寫好，還是寫壞?”
“我還不知道，但我同情她。”
“哈，你也同情她，何惠賢的同情是跟她睡，你的同情是寫她。”
蘇青愣了一下，也不知何惠賢是何等人物，說：“我覺得她像我們所有女人。”
“你們?你要記着，她和你不一樣，她是個殺人犯。你現在還不能見她。”
“現在是到哪天?”
薛至武又數了一遍，從拇指開始，這次數到了小指，然後他握緊拳頭，輕敲兩下桌子說：“五天，到四月十号。”
等不到第五天，八日的晚上，副典獄長打電話過來說，詹周氏咬舌自盡了。話沒說全，薛至武一度以為她死了。趕過去的時候她已經住進醫療部，舌頭止血，躺在病床上，嘴裡戴了上下兩排的牙套，也不知是睡是醒。薛至武拽把椅子坐在床旁邊，點起一支煙，慢悠悠地說：“你反正都是要死的，不必這麼急，我沒讓你遭什麼罪吧，那你就好吃好喝地等到上刑場那天。反正你都不講，我也不跟你問名字了，我拿三條命陪你上黃泉，二房東王燮陽、樓下宋瞎子、刀鋪老闆，他們都可以是你的幫兇，都可以陪你一起吃槍子兒。”
薛至武講完走到床邊，打開窗戶将煙頭彈出去，陽光明媚，卻是一些人最後的時光。他聽到詹周氏在他後面翻身，一個很含糊的聲音吐出來。
薛至武想起她戴着牙套，舌頭又剛咬破，讓護士送筆紙進來。詹周氏握筆對着紙虛劃了半天，努力地說出第一句話：“我不會寫字。”
“那就說出來，救他們三個一命。”
“小，”她停頓一下，舌尖舔了舔牙套，“小甯波。”
見到他第一眼，薛至武就确定小甯波殺不了人，他沒那個長相，詹周氏都有股狠勁，小甯波眼珠子裡面蹦的都是投機與谄媚。已經是四月九日的下午，小甯波被帶進警局的十六個小時以後。隊長報告薛至武，頭幾個小時嘴還很硬，不過還是招了。薛至武接過口供浏覽一遍，放到一邊問：“你認得我嗎?”
“副局長，他們叫你副局。”
“嗯，上海我說了算，你好好地配合我，我保你不死，風頭一過我就放你出去，給你個閑差，天天玩你的牌，我給你出賭資。但你得回答我想聽的。聽說你昨晚吃了不少苦，何必呢，何必說我們不想聽的呢?明白了嗎?”
“明白，明白。”
“好，知道誰把你供出來的嗎?”
“詹周氏那個賤人。”
“她為什麼供你?”
“她不喜歡大塊頭跟我玩牌，以前去過她家一兩次，都是被她撒潑趕出來的。”
薛至武搖搖頭，很失望：“這個不是我想聽的，昨晚他們沒教你怎麼說嗎?”
小甯波眨眨眼睛，想清楚後說：“她跟我說，自己存了一些私房錢，殺了大塊頭，她跟我過。”
“很好，大塊頭很少回家，有時候一個月回不來一次，不過你知道他什麼時候回家。你先讓詹周氏買好砍刀，三月二十一日夜裡，大塊頭輸光了，離開遠東飯店，你在後面跟着，一路進了醬園弄。大塊頭上樓進門，樓下是何惠賢的房子，詹周氏早給你鑰匙了，你在裡面等他睡着，才悄悄進了門，我說得對嗎?”
小甯波愣在那裡，不知如何回答。薛至武又追問一遍：“對嗎?”
“對，對!”
“你記得就好，明天千萬不要出差錯。”
“明天就上法庭?”
“着急了不是，沒那麼快，明天過現場，在殺人的地方走一遍。”
“我真沒殺人!”
“不好，這麼說可不好，記着，全上海的記者來給你拍照，你要出名了。”薛至武微笑地看着他，那表情似乎在恭賀榜上有名的秀才。
十五
薛至武數了數，來了三十多家媒體，仿佛開一場盛大的party。一切都順理成章，詹周氏與小甯波也還算配合。隊長的意思是由他對記者講解案發過程，薛至武擺手拒絕。這段日子既然出盡了醜，他也懶得再出風頭。還好隊長懂規矩，回答每一個記者問題時，都會先加上一句“我們薛副局認為”,不敢自己稱功。
面對照相機，薛至武在二樓房間站了一會兒，之後從人群中退出去，到花壇邊抽支煙。離老遠還能聽見記者問話的聲音，聽起來他們也滿意這個結果。這時候要是有杯紅酒就好了，春意盎然，借着鳥語花香小啜一口。有個女人朝他走過來，靠近一些他認出是蘇青。
“我們有邀請你嗎?”
“我也是媒體，”蘇青在他旁邊坐下，又掏出她的女士煙，“我們辦的雜志叫《雜志》。”
“倒是挺取巧的。”
“您這不也是挺取巧的嗎?我看了小甯波的報道，他是再合适不過的幫兇了，沒老婆孩子，遠東飯店的小混混、爛賭鬼。估計你都快相信，他會殺人了。”
“你要說什麼?”
“我要說，你覺得詹周氏為什麼要殺大塊頭?”
“因為她受不了大塊頭是個爛賭鬼。”
“所以她要殺了大塊頭，好嫁給小甯波，另一個賭鬼?”
薛至武側過頭盯了蘇青幾秒，轉回來直視前方，說：“案子已經結了，詹周氏怎麼想的，那是她自己的生活，我不能替他們想透，幫他們活一遍。”
“好，薛副局，就說這個案子，你有沒有想過，詹周氏到底為什麼要殺大塊頭?”
“她想離開大塊頭。”
“那為什麼不離婚呢，為什麼要殺了親夫，把自己作踐成一個死囚呢?”
“是啊，”薛至武苦笑兩聲，“為什麼不離婚呢?”
“因為她離不了婚，我是離過婚的，我知道，在中國，在上海，離了婚的女人還不如妓女。你問我《娜拉出走之後》是什麼戲，娜拉的丈夫重病時，娜拉四處借錢給丈夫治病，後來丈夫病好了，那些債主也一個個催上門來，她丈夫說錢不是我借的。債主說了，你妻子借的，不跟你借的一樣?她丈夫說，那可不一樣，從現在開始她就不是我妻子了，我決定跟她離婚了，她借的錢她還，跟我沒關系。可是娜拉離了家就無法生存，她不識字，又幹不了體力活，房東都不會把房子租給一個單身女人。走投無路，娜拉隻好做妓女，街邊賣笑，她最後一個客人是她的丈夫，在街頭偶遇，她丈夫現在已經發達了，居然嫖了她，這他媽算憶苦思甜嗎?完事還把錢扔在床上算嫖資!”
“最後呢，娜拉什麼下場?”
“我寫時也在猶豫，我讓娜拉自殺了，看起來這是最合理的結局，可是這不對，我現在明白了，我不能讓她這麼死，她應該拿起砍刀，殺了她丈夫。”
二樓那邊罵起來了，小甯波撒潑似的，掙脫着腳鐐要往詹周氏身上撲，也許才意識到他不會就此發達，他會死在大牢裡。隊長帶頭用警棍打他，薛至武站起來回身看了會兒，坐下來和蘇青繼續說：“你說誰，你說娜拉還是詹周氏?”
“不管是誰，總有些渾蛋遊走于法律邊緣，沒犯法，卻把女人折磨得生不如死。你們警察管不了的人，我們隻能自己反抗。”
薛至武身子向前弓，雙臂撐在腿上，雙手交叉着不說話。小甯波就算了，活着死了都是個雜碎，主要是詹周氏。已經四月十日了，晚上他就要給周局長寫結案報告。他需要講詹周氏殺人是不得已而為之嗎?不可能，那就這樣吧。甭管詹周氏面前有幾條路，甭管還有什麼人在幫她，大塊頭不是死了嗎?按過去的規矩，詹周氏就算什麼都沒幹，不還是得殉夫陪葬嗎?真是的，誰也冤枉不了誰
十六
仿佛是躲媒體的風頭，法院一拖再拖，到六月底才對詹周氏開庭。五十天裡，詹周氏成了這個春天最熱門的詞彙。張言對薛至武開玩笑說，上海所有關于醬園弄的報道，加起來有幾百萬字了吧。蘇青也寫過幾篇稿子，發表在她自己的《雜志》上。他們不想讓詹周氏死，他們覺得詹周氏一死，這個城市就要病了。
胡說，殺人不償命才會讓上海大病一場。正方反方都在等一個結果，弄得法院也不敢開庭了，它也在等，等上海忘了這件事，是死是活不再被輿論左右。六月下了幾場大雨，所幸城裡沒澇，法院宣布檢方準備好材料、證人，二十七日開庭，七月以前把這場争論了結。
開庭的第二天薛至武去了，作為檢方證人，他要證明屍檢報告以及兩名被告口供的真實性。上海已經不再涼爽，尤其是大雨之後，法庭裡悶熱潮濕，幾架吊扇在棚頂緩慢轉動。他回答檢方提問，他說三月二十二日接到報警，在醬園弄将詹周氏抓獲，她本人也對此供認不諱，但一直在保護幫兇小甯波，直到警方掌握一定的線索，才肯吐露小甯波為幫兇。
“薛副局，”檢察官問，“那麼,在您多年的從警經驗裡，詹周氏此舉，算不算有自首情節?”
薛至武看眼被告席上的詹周氏，她眼神有點呆，吊扇的影子一次次打在她臉上，好像一直在盯着牆角的蜘蛛網或是斑點什麼的。他松松領帶，回答檢察官：“算的，詹周氏有自首情節，可以适當減刑。”
“屍檢報告上說，詹周氏及其幫兇，将詹雲影殺害後，分屍十六塊，對嗎?”“是的。”
“好的，法官大人，”檢方放下卷宗，面對着法官說，“殺人是死刑，殺自己的丈夫更是死刑，何況殺夫後又大卸十六塊。詹周氏的罪行足夠三個死刑，哪怕再有立功表現、自首情節，減去兩個死刑，詹周氏還是個死。”
法官思索幾秒，讓被告律師問問題。詹周氏沒請律師，最終由法院指定一名律師給她，與其說律師，不如說是詹周氏的代理。他先與詹周氏低聲商量幾句，随即起身宣布，被告方沒有問題，可進入下一環節。
中午休庭後薛至武就離開了法院，晚上檢察長打電話給他，告訴他是死刑。薛至武“嗯”了一聲，沒再說什麼,換平常這多少值得慶祝一下，這次他沒怎麼興奮，也許真的是被蘇青這些知識精英影響了。
不出所料，蘇青在次日找到了薛至武，她想知道，判死刑的人，一般多久執行。
“我還想争取一下，”她說，“争取能讓她活下來。”
“我勸你還是劫獄吧，她是一定要死的。”
“薛副局，您可能不知道，一半以上的上海人不希望她死。”
“是一半以上的上海精英吧?老百姓才不關心詹周氏，西南戰場誰勝誰敗，他們都不在乎，會操心詹周氏死不死?"
“那如果我們也不在乎，這個世界永遠不會往前走，不會更美好。”
“你們太高估自己了。”
“薛副局，我希望你能活得長久一點，久到你能看見，我今天的話是對的。”
離開警察局，蘇青沒有回家，她想去雜志社再寫一篇稿子，雜志來不及，就發在明天的報紙上。她在桌前坐了兩個小時，一個字也沒寫出來。因為她明白，就算稿子寫得妙筆生花，也不會改變詹周氏的命運。
她給張愛玲打電話，約她出來坐坐。這讓張愛玲為難，她說她在寫《十八春》那個長篇，剛剛知道怎麼寫，她怕一出來，又要重新構思幾天了。聽到蘇青語氣低落，她問蘇青怎麼了。
“詹周氏明天就要判決了，是死刑。”
“就是殺丈夫那個嗎，那你為什麼難過?”
“你一直沒關心這個嗎?”
“我隻是知道這場争論，死刑還是終身監禁，但我無所謂，我沒态度。”
“一件事情發生了，你能做到沒态度?”
電話那邊停了好久，在想怎麼跟她解釋。“就像寫小說，把它如實描繪下來，我可能會有傾向，類似于同情，但我真的沒态度。你知道，我不是左拉或羅曼·羅蘭那類作家。”
“你可以做那樣的作家。”
“像魯迅那麼操心，搞得自己一本書也寫不出來嗎?”
“好吧，你是托爾斯泰。”
蘇青笑了，挂掉電話她又打給一個人，接通後她就後悔了。那邊是胡蘭成，聽到蘇青有點不對勁，問要不要找個地方喝點什麼。地點定在靜安，離他倆都不算遠。蘇青要血腥瑪麗，由于口渴，一口氣幹掉頭一杯，喝到第二杯的時候，蘇青說起詹周氏，事實上她都沒機會去提籃橋探視過她，但說不上來，死刑為什麼會讓她很難過。
“說真的，我們能不能改變世界，讓上海變得更美好?”
胡蘭成沉默，蘇青也覺得自己格局太小了，胡蘭成幹什麼的，以前給汪精衛寫稿子，新總統上任前都得跟他拉拉關系。蘇青又要一杯，喝得太快有點暈了，想從吧台上下來，找個舒服點的卡座。胡蘭成攙着她胳膊走下去，坐好之後胡蘭成說：“現在局勢不穩定，說好的三個月，八年還沒拿下。老蔣随時可能回來，你知道我這幾天一直在想什麼嗎，我沒有想我胡蘭成什麼下場，怎麼個死法，我在想中國以後會什麼樣，會更好還是更壞。我們都一樣，我們都想為改變這個世界盡一點力氣，可有時候我們會錯，我一直努力的事，沒能讓整個世界更好，到那時我們才發現，我們把力氣用反了。”
蘇青的确是喝多了，腦子要轉好幾個彎才能想明白胡蘭成在說什麼,盡管她不願意承認，但好像是越來越喜歡這個男人了，他太強大了，在他身上總能找到一種力量來治愈她階段性的虛弱。
結賬之後他們站在街邊叫車，這時候她都不知道是一輛還是兩輛，第一輛車停在他們面前，他為她開車門，她坐到後排裡側，胡蘭成也彎腰探進車内，說：“對了，我忘記說了，我要和張小姐結婚了。”
“哪個張小姐?”蘇青皺了皺眉，想到是誰了，“可是，你妻子不是剛給你生了個女兒嗎?”
“所以我上個月離婚了。”
蘇青冷笑，搖了搖頭，嘴裡念叨着：“真是禽獸。”
胡蘭成還是對她笑了笑，感謝她介紹張愛玲與他相識，最後退出車内，禮貌地幫她關上了車門。
十七
薛至武後來想想，當時應該明确回答那個問題，一般來說，從死刑到執行是十五天到二十天。奇怪的是，兩次詹周氏都沒死成，頭一次是七月十八日，清晨小雨，像是與世界告别的日子，可上面突然要求調走所有的警力，全城巡邏戒嚴。于是行刑推遲二十天，于八月六日的晌午執行。
五号的晚上詹周氏吃了一頓不錯的上路飯。到六号上午，東京時間的八點十五分，日本出事了，美軍在廣島投放了蘑菇雲一般的炸彈。所有的警察進入戒備狀态，包括行刑隊，眼下有比槍斃幾個犯人更大的事兒等着他們。
晚上通知下來了，日本拒絕投降，周佛海要求提籃橋先處置政治犯，刑事犯人暫時擱置。行刑隊馬不停蹄，平均每二十分鐘便往刑場拉一名犯人，槍決，掩埋，再進入提籃橋提下一個政治犯。八月九日，第二顆原子彈在長崎郊區爆炸了，時間緊迫，行刑隊連刑場都不去了，直接在提籃橋打開牢房大門，對着犯人的額頭就是一槍。
這段時間薛至武一直抱病在家，他知道老蔣會回來，日本人不會帶他走，事實上他們連和服女人都無法帶走了。每多殺一個犯人，日後都會多一份罪責。
他在思考怎麼活命，有一種預感，詹周氏都會比他活得久。
還好，最終日期定為八月十五日，真是躲得了初一，躲不過十五。他那天上午出門，想去提籃橋看看，老蔣的人差不多都殺光了，一千多人，在監獄西北角攏起一個火堆，專門火化臨時處決的屍體。在那一天詹周氏終于害怕了，自殺的時候她一心想死，可别人要殺的時候，她坐在那裡兩腿發抖。
這回沒上路飯，監獄已經亂成一團，獄警的夥食都難以供應。以前的那些廚子們不是辭職就是告假，他們隻是養家糊口，日後萬一上綱上線怕是命都沒了。副典獄長帶人将詹周氏和小甯波押在前面，薛至武跟在後面，鞋跟一下一下地敲打在監獄的長廊上。他依舊帶個手電筒，像那天走進來一般，在無窗的長廊裡忽明忽暗。
走到行刑地點，副典獄長先将小甯波綁在柱子上。所謂行刑隊也沒幾個人了，樹倒 孫散，六人的行刑隊，現在還剩三個。副典獄長一聲令下，端槍上膛。不知是殘忍還是人性，民國時的槍決需三人瞄準頭部，三人瞄準心髒，保證犯人第一時間無痛苦死亡。副典獄長喊“預備”時，小甯波綁在柱子上尿了褲子，哭着喊着說，你要保我的，你個王八蛋!
砰!三個人開槍卻隻有一聲槍響，因為身子綁起來了，小甯波向前倒不下去，最終腦袋耷拉着站着死在柱子上。下一個是詹周氏，還好沒吓尿。薛至武可不想看到這一幕，尤其是長相還不錯的女人。三個人退槍換彈，薛至武有幾句話要對詹周氏說，背對着三個槍口走到詹周氏身前，湊在她耳邊說：“告訴我，那個人是誰?”
詹周氏看着他搖頭，那眼神，真像是告别，居然沒有恨。
“說出來别怕，我副局長的位子也坐不久了，沒時間抓他，我隻是想知道，他到底是誰。”
詹周氏眼神發直，盯着電線杆上的喇叭，這眼神在法庭上也曾經有過，直到薛至武把她叫回來，又問一次到底是誰。
詹周氏張了幾次嘴，決定說出來：“你調查過這個人，懷疑過他，他是……”
話沒說完，喇叭響起警報聲，不大會是空襲，上海已八年無戰事。警報過後冒出一個女播音員的聲音：“各級單位注意，各級單位注意，日本天皇已于今日正午一點零五分，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無條件投降。”
中文報了兩遍，之後是天皇接受投降的日語原聲，薛至武當然聽不懂，但他知道那語氣有多沮喪，仿佛失敗者的遺囑，他長吸一口氣，仰頭望了望天空，等轉回身時三杆長槍全都垂下來，指向沾滿血迹的水泥地上。薛至武，你生命中最高光的時刻結束了。
十八
審判自上而下，一車一車地拉人，一批一批地審，輪到上海警察局這一塊，已經是入冬時分。沒人當他律師，燙手山芋，律師們避之不及，不願跟漢奸、賣國賊有一點關系。聽說東京也要大審判了，東條英機一槍沒打準，還要被美國人救起來，等着上絞刑架。薛至武沒自殺的念頭，他就一警察，國民黨來了他抓犯人，日本人來了他也是抓犯人，怎麼加罪也不至于判他死刑。
開庭那天被告席上站滿了同僚，該來的都來了，就好像上海警察局遲來的年會。沒律師，每個人都自我辯護無罪。但是說實話，日本人在這兒八年，上海哪個警察手上沒沾過軍統中統的血?十五年的，二十年的，還有兩個周佛海的劊子手直接判了死刑。輪到薛至武自我陳述的時候，他說的第一句話還是那三個字：“我沒罪。”
現場也沒什麼反應，因為大家都這麼說，早習慣了。薛至武繼續講：“我是戴局長安插在周佛海身邊的卧底。"
這句話引起了騷動，法官敲了敲小錘子，示意現場安靜後，問道：“是戴笠局長嗎?”
“是的。”
“雖然你在牢裡，但你不可能不知道，戴笠局長上個星期飛機失事了。”
薛至武倒抽一口氣，一副茫然失措的樣子看着法官說：“我不知道。”
“除了戴局長之外，還有誰可以證明你的卧底身份?”
“蔣委員長，”薛至武說，“戴局長告訴我，如果他有什麼不測，蔣委員長會知道我的真實身份。”
法官盯了薛至武許久，他不敢怠慢，既不能輕易判被告死刑，錯殺有功之臣，又不能将報告發到委員長那裡，讓自己鬧出笑話。他右手舉錘敲下去，宣布休庭，擇日審判。
從此以後便再沒開庭過，當然，他不會見到蔣委員長，沒人知道此人真假，獄警也不敢找他麻煩，将他如軟禁一般押在提籃橋。薛至武一直坐牢到一九四九年。他一直想去女監看看，像一塊心病。民國三十七年的除夕，提籃橋搞過一次文藝晚會，台上唱唱跳跳，薛至武沒半點心思，兩個多小時一直伸着脖子往前排的女區張望。他好像看到了詹周氏，回頭同後面說了兩句話。他不确定是她，她早該死了，可他又覺得她死不了，三次行刑未中一顆子彈，永生之神庇護在她頭頂。之後他就盯着那女人的後腦勺，然而她再沒有回過頭。薛至武在想，那會是她嗎，哪怕她多回幾次頭，他能确定嗎?三年過去了，他忘記她的臉了，也許他記得的隻是那一畫面，手電筒從旗袍一路向上，最後定在她略微翹起的嘴唇上。
十九
連蘇青的日子都不好過，先是張愛玲與胡蘭成的離婚，蘇青在報紙上讀到張愛玲寫給逃到武漢去的胡蘭成一封公開訣别信。這讓她難過挺長時間，盡管不那麼情願，多少她也算是媒婆，更多的是心疼張愛玲，要麼是她不再愛胡蘭成，要麼是被談話了，不得不與汪精衛的主筆劃清界限。有幾次蘇青拿起電話，想去看看寡居的姐妹。可她不知道怎麼面對，有次聚會的時候聽朋友聊起了她，張愛玲那年寫了兩部賣座電影，《太太萬歲》和《不了情》,一分錢都沒留，兩部電影的編劇費連同那封訣别信，全都寄給了胡蘭成。真是傻姑娘。那晚蘇青一個人喝了好多酒，轉念一想自己何嘗不是如此，胡蘭成當年要求她介紹張愛玲，她又為什麼無法拒絕，還不是怕惹怒他，永遠失去這個男人。
更糟糕的事情是，将她與政治挂鈎。愛國委員會在汪僞時期的報紙翻到《結婚十年》的一篇短評，充滿贊譽之詞，這本沒什麼,不幸的是，這篇短評的作者署名為周佛海。順藤摸瓜，他們查到蘇青曾經被邀，兩次成為周佛海的座上賓。于是他們帶她到局裡談話，一天一夜不讓她回家。他們認定有些罪行是一戳即破的，比如蘇青一定是周佛海的情婦，周佛海也一定跟蘇青征求過賣國的計劃。
車轱辘話正問反問，将近二十四小時還沒取得口供的愛國委員會，開始在大仁大義上對她宣判：“不管怎麼說，你應該拒絕漢奸周佛海的邀請。”
"為什麼?他那時不是漢奸，是上海市市長，你讓我拒絕上海市市長的邀請?”
“他是日本人扶持起來的，你是作家，你應該明白，這就是漢奸。”
“那你們還是美國人扶持起來的，中共是蘇聯人扶持起來的，無非就是你們勝了，他們敗了，我就是一個女人，寫小情小愛的一個女作家，不管你們哪一個做上海市市長邀請我，對我來說都是榮幸之至，我考慮不到你們想的那麼大，吃一頓晚飯是愛國還是賣國?”
離開愛國委員會是早上六點鐘，她想起在胡蘭成家的最後一晚，也是這個時間，天剛蒙蒙亮。張愛玲與胡蘭成一夜定終身，可是我們曾堅信的終身，最終也成了終身之恨。看着日出她想念張愛玲，想到要哭出來，睫毛沾着清晨的露珠就大片大片地掉起了眼淚。
這次她沒打電話，直接去敲張愛玲的門，開門的是她姑姑，說愛玲在睡覺。她求姑姑告知一聲，說蘇青在外面。姑姑關她在外進去詢問，蘇青在台階上凍得直跺腳。過了一陣兒姑姑出來說，愛玲昨日風寒，此時見面怕将蘇小姐傳染。蘇青愕然站在原地，确定無疑，她最好的，也是唯一的朋友就要與她疏遠了。
冬日漫長而寒冷，她的第三本書終于寫完了。關于詹周氏的一生，關于中國女人的一生。将近一年，她前後去了提籃橋十幾次，除了殺夫案不談，詹周氏跟她無話不說。她從自幼父母雙亡講起，随蘇北姨媽家來到上海，因無力撫養，将她送到周家做丫鬟。那年她九歲，詹雲影十四歲，在周家的廚房打雜。直到十六歲老爺把她許給詹雲影時，她還對這個未來的丈夫沒任何印象，可是她沒法拒絕，她不能再賴在老爺家裡吃閑飯。詹周氏說，她不是沒提過離婚，哪怕出去餓死，也不想在他身邊受罪。詹雲影也并非不答應，他說，等你找到姘頭，我就把你休了。她問蘇青，這是為什麼,他為什麼一定要戴上綠帽子才同意離婚?
“因為你是老爺許給他的，”蘇青說，“隻有這樣，他回周家才能說，是你有姘頭，不是他詹雲影辜負老爺。”
這本書在元旦前交稿，編輯一改之前的催稿态度，一直到春節都沒回複她。正月初五她約編輯吃飯，她問寫得怎麼樣，如果哪裡不妥，她可以修改。
“我還沒有讀。”編輯低着頭夾菜，似乎回避她目光，“現在是新時代新氣象，你的書沒法出版。”
“醬園弄是去年發生的事情，也能算陳舊嗎?”
“不是題材，是你，你是汪僞時期紅起來的作家。”
“那我應該怎麼辦?”
“我不知道，我也被連累了，我們一起往前走着看吧。”
那就走着看吧。正月十五城隍廟燈會，那些一閃一閃的赤炎光芒，感動得她一陣一陣地想哭。二月二她去燙了個卷發，然後依然待在家裡，一個月沒有出門社交。到春天她收到一封沒有署名的信。裡面寫道：“我知道你一直對我尚佳，也一直将我當姐妹對待，隻是當我得知真相之時，仍無法說服自己，你是無心之過，或是你有何種難言之隐。理智告訴我，你日後的隐瞞隻是避免你我二人出現不堪，可我愈發覺得我如此可笑，隻是在你與蘭成的遊戲中扮演一個癡情的小醜。就此别過，勿念，心安。"
她認識這字迹，蘇青的《雜志》發過張愛玲的稿子。這一次她沒能哭出來，可與悲傷媲美的内疚。她怕自己會再讀一遍，第一時間用火機将信燒了。所有的幸福、放肆、痛苦、驕傲、懷念，最後都會連同軀體殊途同歸。差不多可以了，她三十二歲了，她應該就此衰老下去了。
二十
有時候會出門，離家五百米，不需要拐杖，在花園的長椅上手持詩集曬太陽，讀一組詩，一首詩，一行詩，連字義都忘記，隻是覺得這些字組合在一起，上下排列起來真美。頭兩個月還在經常光顧的咖啡館就餐，到後來她要算筆經濟賬了。沒有版稅，新書的出版遙遙無期，她要去市場買菜試着燒飯。那麼難吃，但可以讓她越來越瘦，離死亡越來越近。慢慢地她已不在乎買到什麼,市場的菜名與價格如詩一般排列，兩斤四十，三斤五十，多奇妙的邏輯與組合。
盛夏的一天晚上她仿佛把全上海的西紅柿都拎回來了，沒别的原因，在兩斤四十、三斤五十的下面寫着，一百全收。快到家時她看見一個年輕男人擋在門前，她從他身後繞過去，用鑰匙打開門，轉身面對着他後退進屋，将門關上。大概過了十秒她又打開門，探出頭問：“你找誰?”
這麼熱的天還穿着一身西服，年輕男人用手背抹抹額頭上的汗，有些結巴地說："我找蘇、蘇、蘇、蘇小姐。"
年輕人叫施施施拜休，是個律律律師。蘇青眨着眼端詳他好久也想不明白，口吃這般嚴重之人，是怎麼當上律師的。大概十年前他去美國遊學，二十出頭的樣子，四年的法學院還未結業，上海淪陷。之後一等就是八年，從風華正茂的少年，熬成一個形單影隻的中年人。他連娶妻生子的本事都沒有，一身學問在美國卻無以為生，他說，那裡的華人不打打打官司，犯什麼事兒就認認認栽，美國人更不會會會找他這張中國臉做律師，隻等着抗戰勝利，好回到上海大展拳腳。
蘇青歪着腦袋問他：“你在美國怎麼考下來的律師證?”
施拜休解釋了半天，美國人講究三權分立，法律也是如此，檢察院、法院和律師協會，誰也管不了誰，隻要他刻苦，不需要像在中國那樣托人找關系，就有機會取得律師資格。
“隻有筆試，對嗎?不需要面試?”
“有的，我打打打官司的時候，不不不結巴。”
蘇青笑了，問他：“你打過官司嗎?”
“沒沒沒有，但我知道，我知道我在法庭上不會結結結結巴。”
大概就是這個原因，他的律師事務所不到半年面臨倒閉，沒客戶找他，他就試着自己掏錢找客戶，頭幾單不為賺錢隻為吆喝，最好是那種闆上釘釘的死案，有些端倪也可以推翻，如果社會影響力再大一點，在上海人盡皆知，就再理想不過了。醬園弄殺夫案是他心中的完美命案，詹周氏還有一次上訴機會，幫兇又被槍決，口供是否真實可信，又是汪僞時期受理的案子，好多空子可以鑽，值得重新推敲。
“起碼，當年判她死死死死刑的那幫人，”他說，“現在都是漢奸罪坐坐坐牢呢。”
順着這些材料他看到了蘇青這個名字，他長期在國外，不知道《結婚十年》這本書有這麼暢銷。他需要她的幫忙，需要她跟他在一起，掃除他将在中國面臨的人際障礙。
“怎麼做呢?”蘇青問，“兇手是詹周氏，确定無疑，你有什麼本事，能讓她無罪釋放?”
“不一定釋放，哪哪哪怕是死刑改為無期，也是成成成功的。”
蘇青盯着他，點起她的長杆煙，慢悠悠地說：“我不管你何種目的，我也不關心你的律師事務所，倒閉也好，飛黃騰達也好，你要我幫你隻有一個前提，你要保證，不能讓詹周氏死。”
二十一
施拜休無名無分，去了兩次提籃橋也沒能見到詹周氏。事實上蘇青也無能為力，與詹周氏非親非故。她寫了一封長信，将一年多力挺詹周氏的文章做成簡報附在裡面，托熟人帶給詹周氏。第二個星期那邊給了回音，要求見到蘇青女士。
這是蘇青第二次來提籃橋，頭一次是民國三十二年，去牢裡探望胡蘭成，寫信給汪精衛說情，求總統釋放胡蘭成。大半年她都在想，如果當時胡蘭成娶了她，或是自己陰差陽錯嫁了他，她現在會過得怎樣，在哪裡，會不會像張愛玲一樣，連新書的序言都要向讀者向政府道歉。
探視時間是下午兩點，蘇青和施拜休到早了一些。獄警破例讓他們去探監室等待，非常時期，大把大把的漢奸等着拉刑場，殺人犯已經是小罪，用不着十分戒備。蘇青一進去就注意到了從頭頂射來的一縷陽光，差不多四十公分見方的鐵欄窗，碩大的太陽要好不容易才能從外面擠進來，在房間裡形成一道沾滿灰塵的射線。蘇青呆呆地看着這一切，頭也不回地問施拜休：“她還會被槍斃嗎?”
“不管政府姓汪還是姓蔣，中華民國的刑法沒沒沒變。”
“那什麼時候槍斃?”
一切都取決于最高法院複核下來的日期，施拜休告訴她，可能今晚就會被槍決，也可能在裡面待十年二十年，老死在監獄裡，都沒等到行刑通知。
“他們複核的邏輯是什麼?”
“沒法說，什麼原因都都都有，可能今年槍斃太多了，就等明年再說，可能監獄不夠住了，趕緊上上上路騰地方。”他說，“我也着急，一旦申訴成功，這期間不管最後怎麼判，但是訴訟期間，她算是未決犯人，不會被拉拉拉走。”
“未決犯人?未被槍決的意思?”
“不是，是未被被被判決的犯人。”施拜休告訴她，按照計劃他打算十一月上訴。
“現在才八月，”蘇青問，“為什麼要那麼久?”
“因為我要贏，我輸不起了。”
“那如果這幾個月，詹周氏被斃了怎麼辦?你連赢的機會都沒有。”
“但至少我沒輸，我可以再找别的案子，我還有赢的機會。”
蘇青瞪大眼睛，咽了口唾沫。外面傳來腳步聲，詹周氏戴着腳铐進來了。直到今天蘇青才第一次見到這個瘦弱女子。獄警将她帶到對面的座位上，詹周氏沒有第一時間坐下，而是向蘇青鞠了個躬。
“我認識你。”她說，“以前有人給我讀過你為我寫的文章。我早就知道，有個叫蘇青的女士一直在外面幫我。”
“我是幫過你，可我什麼都沒幫成。”
“那我也要謝謝你。你知道嗎，去年上刑場前，獄警問我還有什麼心願，或是想說的話，我當時說沒有，其實我的心裡想說的是，我想見你一面，當面謝謝你和那些幫過我的人。我要是識字就好，起碼死之前還能給你寫封信。”
“真好，你還活着。”
“你為什麼要幫我呢?”
“因為我不想你死。”
蘇青說完扭過頭去，在包裡掏出香煙，找了半天才想起來，火柴在進門的時候就被獄警收走了。她咬着過濾嘴，空吸一口空氣，之後長吐出來。施拜休則打開本子，裡面寫着備好的問題，每一個問題下面都留了七八行的空白，仿佛詹周氏可以對他的提問長篇大論一般
三人一時有點無話可說，施拜休趕緊翻着問題，挑一個重要的問：“詹詹詹女士，請問你當時的律師是是是誰?”
詹周氏有些詫異，轉頭問蘇青：“這是我的律師嗎?”
蘇青點點頭，施拜休接過話回答：“我是否有資格當你的律師，取決于你。”見詹周氏沒反對，他繼續問之前的律師叫什麼。
“一個老律師，我不知道叫什麼,姓徐吧。”
施拜休在本子上寫下來，問她最後一次見到徐律師是什麼時候。
“沒有最後一次，我隻見過他一次，在法庭上。”
“開庭之前他沒有來過?”
“沒有，就是上了法庭，我才知道我還有個律師。”
“是法院委托的律師。”蘇青補充道。
“不管是是是誰委托的，他也是拿拿拿了法院的錢的!他應該有起碼的操操，操守!”
聽施拜休講話很有趣，明明很憤怒，可是最後幾個字一結巴，又多少有些可笑。
“可能這是一個怎麼折騰都改變不了結果的案子吧?”蘇青說。
“如果是這樣，”他搖着頭，“為什麼還要接呢?”
說完低下頭看着本子上的問題，很多可以查到，多問詹周氏一遍，也沒什麼用，他合上本子，隻想問最重要的那個問題：“詹周氏，你在這裡自殺過，是是是嗎?”
詹周氏點點頭。
“那麼我問你，你現在還想死嗎?”
“我想活。”
“等我幾個月，我會竭盡全力幫助你活活活下去。”
“你們為什麼要幫我呢?”
“我剛才說了，”蘇青講，“我們不想讓你死。”
“我活下來，對你們也沒好處，你們為什麼還要幫我呢?不是這樣的，你們跟我認識的人不一樣，以前大塊頭在醬園弄幾天打我一回，有的時候打到夜裡，吵得鄰居們都睡不好覺，你知道他們怎麼想的?他們盼着我哪天被大塊頭打死，那樣世界就清靜了。這才是正常人的想法，可是你們，無親無故，為什麼要幫我呢?”
從提籃橋出來，兩個人一路不說話。一直開進市區，施拜休建議找個地方喝點什麼,蘇青望着他，一臉茫然，這時她才意識到，原來她早就戒酒了，說不上從哪天開始，她差不多一年沒碰過酒了。那就吃點什麼,可惜也沒胃口，下午的探視讓她有些難受。她幹脆讓施拜休直接送她回家。車停在門口，蘇青摸着門把手，想最後跟他講幾句：“你也沒幫她，你和他們一樣，你在做你的事，隻是碰巧在幫她。要是她死了，你再去幫别人。你想翻身，總要找個人幫的。”
施拜休拉開車窗，讓晚風吹進來，把頭探出窗外盤算了一會兒，鑽回車内欲言又止。蘇青對他搖着頭，又沖他笑笑，打開車門說：“謝謝你送我回家。”
二十二
整個八月施拜休都往返于法院與巨鹿路的住宅的路上，那天分開以後，他決定立即上訴，不再拖延，用前途去打賭。本來是想瞞着蘇青的，待拿到上訴書再去找她，證明給她看。隻是幾趟法院跑下來，一點頭緒都沒有。他找法院，法院推給檢察院，他找檢察院，檢察院又說汪僞時期的檢察院跟他們完全不是一個機構，況且那時期的大多數檢察長，不是降職就是坐牢，擦屁股的事兒他們可不想管。然後他又回到法院，挨個兒房間敲法官的門，過完整幢樓時，他産生了一種幻覺，好像這不是上海，所有人都有西南口音，就算不是陪都重慶，也是成都昆明那一帶的。日據八年，江南都沒幾個幹淨的法官了，坐在大廳他冒出了個結論，
這是個被摧毀後正在重建的時代。照這個邏輯，他施拜休将成為民國法制最需要的新生代，自我慰藉一番，他一下子又充滿了動力。
隻是充滿動力地坐在那兒等，他做不了什麼。通常他攔住一個法官，剛說上幾句，就被揮揮手，說寫一份書面報告交上來，回去等消息。沒人願意跟他聊，沒人在乎過去的幾年上海發生了什麼,就好像是兩個朝代，崇祯年間的事情，順治才不關心。
他看看時間，下午兩點半，他決定等到五點法院下班，還有兩個半小時。大堂的北窗正對着一座工廠的食堂，一股股炊煙從煙囪裡冒出來，在空中逐漸變淡。人生難得有兩個小時的放空，未來不敢想，他自己這三十多年，從中國出去，滞留在美國，抗戰後歸來，通通過了一遍。然後他激動地站了起來，對着窗外的炊煙問自己：“施拜休，你學法律，當律師，到底是為了什麼?”
是，為了讓自己過得好一些，吃飽飯，住好房，找一個好太太，做一個中産階級，但這都是後來的欲望，最早立志的時候可不是這樣，不然哪個行業發财幹哪個好了。民國十幾年，百廢待興，他可是想着改變國家。真是的，年紀大了就将家庭、婚姻、幸福視為男人的責任感，反倒失去了少年時的磊落氣概。
不是小情小愛，不是功成名就，他推開窗戶，使勁揮了一下拳頭，大口呼吸着上海的空氣。
五點差一刻，第一個法官從電梯出來，準備離開。施拜休認識他，他姓于，也是從重慶調過來的。施拜休裝好文件追上他，結結巴巴地自我介紹。
“你是律師?”于法官停下來，狐疑地看着他。
“是是是的。”施拜休抓緊時間陳述這個案子，可是由于口吃語速跟不上，最後一着急說出可能讓他感興趣的那句話，“這是日僞時期上海三大奇案之之之一。"
于法官看看門口，揮手讓外面的司機等一下，轉身問：“奇在哪裡呢?”
“奇在殺夫這件事，所引起的社社社會轟動。”
“現代版潘金蓮?”于法官自言自語，低頭看眼手表說，“我不是不接，從法官到檢察長，沒一個親曆一審，連你這律師都是新的，重新審理耗時耗力，這是在
浪費國民政府的錢啊。”
“律師!徐律師!他他他是親曆者。”
“那就叫他申訴，叫他提供材料。”于法官說完就向門口趕去，推大門的時候他回頭問施拜休：“年輕人，你怎麼選的律師這一行呢?”
啊?
“真是哪壺不開提哪壺。”
找到徐律師不難，卷宗上寫他叫徐沛東，祖籍浙江麗水，自己是土生土長的上海人。今年六十三歲，應該是兒孫滿堂的年紀，光複以後就退離這行，在家養老賦閑。第一次拜訪并不順利，管家将施拜休領進去，聽到他的身份就連連擺手推辭：“我不接案子，老了，幹不動了。”
“不不，不是接案子，是您您過去的案子。”
“誰的?一朝天子一朝臣，早就清算了。”
“詹周氏，醬園弄殺夫案。”
徐律師想了很久，漫長的律師生涯裡，那幾乎是個微不足道的案子，就一上午的工夫，法院的朋友讓他去走個過場。還好社會輿論夠大，徐律師不至于徹底忘掉。
“我記得，兩個人，一男一女，不是死刑嗎?早執行了吧。”
“小甯波被斃了，詹周氏還活着，還沒來得及斃她，日本人就投降了。”
“那你想讓我做什麼?”
“幫幫幫詹周氏翻案，重重重新上訴。”
“是冤案?人不是她殺的?”
“人是她殺的，但罪不至死。”
“既然殺了人，能活着，終身監禁是造化，就是死刑，也算不上冤枉。”
管家剛剛把茶水準備好，端上來，徐沛東示意他不必了，可以送客了。他想最後對施拜休說一番話：“我真的老了，幹了三十多年，從有律師有法院那天，我就幹這一行，日本人來了，我活得跟狗一樣，日本人滾蛋了，我還是要低三下四，反複查我，從我身上查不出毛病，就要我檢舉揭發同行、法官、檢察長，幾十年的交情了，就算有些小毛病，貪點财，愛點美色，總不至于到漢奸的程度。我們研究的就是法律，可是法永遠在變，去年授勳嘉獎的，明年就變成了賣國求榮。我累了，再也不想進法院的大門。你還年輕，有的是機會，多大成就看你多大本事，起碼可以肯定的是，你未來的世道，不會再像我們這樣動蕩不安。”
不能就這麼放棄，還是要去找蘇青女士。聽完施拜休的講述後，蘇青的第一反應是怎麼可能，他是律師，你也是律師，你都勸不動他，我怎麼能做到?她點着一支煙，搖着頭苦笑：“你要我去陪老爺子睡嗎?”
“當當當然不是!”
“那我拿什麼說服他?”
“不知道，”他說，“可是你那麼在乎詹周氏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我們同為女人，同為婚姻不幸福的女人。我同情她，擺在詹周氏面前隻有兩條路，要麼被大塊頭殺死，要麼殺死大塊頭。”
“可是你既沒有殺死你前夫，也沒有被你前夫殺死，你現在過得很好。”
“那是因為我運氣好，我前夫同意離婚。”
施拜休若有所思，難得跟蘇青讨了一支煙，抽完之後他說給他兩天時間，星期日他們一起去拜訪徐沛東。
二十三
再去的時候下雨，兩個人在庭院門口候了十分鐘。徐沛東本不想見他們，見不得他們淋雨，讓蘇青和施拜休進來暖和一下。
“我說過不接，是肯定不接的。”
徐律師把毛巾遞給施拜休。他接過來隻是簡單擦一把臉，仿佛趕時間一般直奔主題：“您要接下這這這個案子，您是在上海生，上海長，可能以後也會在上海終老。你很了解這個城市，全世界第四大都市，僅次于紐約、巴黎和倫敦，我在美國十多年我知道，美國人很在乎上海最近發生了什麼,大事小事他們都會關心，不光是美國，全世界都在看着我們，或者羨慕，或者笑話，我們應該為上海做點什麼。”
徐沛東承認他說得有道理，上海是不錯，是有影響力，可這隻是一樁殺人案，再怎麼樣也不會被什麼人關注的。
“會的。”蘇青說，“它背後的社會效應将會持續發酵。”按照計劃，蘇青重複了一遍那天的原話：“擺在詹周氏面前隻有兩條路，要麼被大塊頭殺死，要麼殺死大塊頭。”
”《婚姻法》,”施拜休說，“中華民國的憲法規定，女人沒有權利提出離婚。隻有男人才有同意離婚的權利。詹周氏提出過離婚，大塊頭不同意，說等你找到姘頭那天再離不遲。這是緩兵之計，不難想象，當詹周氏真有姘頭那天，一定會被大塊頭打死，而按照我們的法律，詹周氏犯有通奸罪，他會被輕判，甚至緩刑釋放。”
“男人休女人，自古以來的道理，難道還允許女人把男人休了?”
“您說得對，可放大去想，全世界的大城市，隻有我們還停在休妻的層面上，這是不合理的，這是被世界取消的法規。”
“好，就算是這樣，詹周氏這個案子跟那些沒關系，那是殺人案，殺人償命，放在哪兒都合理吧?”
“有關系，我要打一場勝仗，如果我們赢了，詹周氏沒死，判無期，讓媒體持續關注這件事，我相信不出五年，《婚姻法》就會重新修訂。您做律師這麼多年，能碰上這樣的案子，一場官司就能改變法律的進程，相信您也會覺得，不白幹這一行。"
徐沛東半天沒說話，彎腰大喝一口茶水，牙齒在嘴唇抿了半天，尋找那一棵漏進來的茶葉。從頭到尾如背景一般的管家接過他手中的茶杯，搶話說：“老爺，您不能接這個案子，您身體不允許。”
他找到了那棵茶葉，将舌尖的茶葉吐進煙灰缸，站起來問：“什麼時候上訴?”
“隻要你你你同意，随時可以。”
“我聽你一次，把官司做大，把案子抻長，抓緊時間，我們弄一把大的。”
二十四
對詹周氏來說，最近來看她的人多了起來。先是蘇青女士和那個結巴律師，沒兩個月他們又領來一位老律師看她。她記得他，第一次就是她的律師，隻是這次不一樣了。他開始跟她聊天，打聽她的狀況，詢問她和詹雲影當初是怎麼結婚的，媒人是誰。她說她是周家的丫鬟，大塊頭是周家的長工，要是真論起媒人，就算是老爺吧。
“大塊頭之前怎麼樣，剛結婚那陣兒。”徐律師問她。
她說那時還挺不錯的，兩個人從周家搬出來，在醬園弄租個房子，老爺給他謀了個當鋪的差事，掙的錢夠花，夠養活這個家。隻是後來當鋪倒閉了，沒了工作，他又試了各種營生，沒一個長久的，就染上了賭博的惡習，經常酒後打她，苦日子就來了。
“當鋪怎麼黃的?”
“日本人進來後，都忙着逃難，當鋪裡光是當，沒人贖，放到市場也賣不上價錢，弄得當鋪最後淨是些古董古玩，現金卻一分錢也沒有了。”
“那還是日本人的罪行。”
這挺奇怪的，大塊頭打她，狂嫖濫賭，最後都要怪罪到日本人頭上。他一直在引導她，暗示她大塊頭以前還是不錯的，甚至對他倆的未來有一個挺好的規劃，上海一淪陷，這一切都變了，丢掉工作不說，大塊頭會拿老爺和當鋪老闆舉例子，一輩子辛辛苦苦，賺了那麼多錢，到最後不就是個家破人亡，那麼,勤勞努力還有什麼用呢?詹周氏乍一聽有道理，按照徐律師的原話，“時代的悲劇的産兒”,她死也沒法把這麼深刻的稱呼和大塊頭聯系在一起。坐了幾年牢，她也慢慢了解了法院的每個職位，檢察長是起訴她的，罪責越重越好，律師則是幫她脫罪的，越輕越好，法官是判官，聽兩邊的陳述，他來做決定。可是，把大塊頭的惡習，把她的罪都怪罪到日本人身上，真的就可以幫她減罪嗎?
徐律師除了一直引導她，還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咳嗽，監獄空氣不好，她習慣了，可是有到塵土飛揚的程度嗎?每次咳嗽都是用他的白手絹捂着嘴巴，好像咳出來的是黃金，怕别人看到似的。那天走的時候，他把手絹忘在了這裡，詹周氏以為會很惡心，打開一看卻是很可怕，真是，一攤厚厚的凝血。看的時候她有點傷感，她想，就算官司輸了，她還是死刑，這個滿頭白發的徐律師，都可能比她先死。
二十五
大概在十月施拜休才意識到，徐沛東的咳嗽不是感冒着涼，不是偶感風寒，可能是腫瘤，美國人稱之為cancer的絕症。白天偶爾咳嗽不止還隻是小症狀，難過的是晚上，一夜一夜地脹痛，就好像有雙手伸進體内要把肺掏出來一般。
開庭前三天，他們最後一次去提籃橋，三個人，施拜休、蘇青，以及咳得有點弓着身子的徐沛東。他确認最終的一件事情，确認詹周氏不會反口。三兩句寒暄後他直奔主題，聊起了已被處決的小甯波。徐沛東問這是個什麼樣的人，和大塊頭從哪一年開始認識的，他是不是一直這麼好賭。
詹周氏與小甯波見面不多，更多是從大塊頭的口中得知。她隻知道這個人無可救藥，屬于天生的賭徒，最狠的一次竟将自己的女兒輸給了人販子。說着她想把實話說出來，她想說那個幫手不是他，雖然小甯波這種人死不足惜，可不該死在大塊頭的命案上。
這就是徐律師要來确認的事情，詹周氏不可以講這些，屈打成招是可以為她加分，可是整個案子最大的疑點是，詹周氏做來這些，到底是誰在幫他?一時間詹周氏聽得都想講出那個人的名字了，徐沛東擺擺手說：“我不在乎那個人是誰，你隻有死咬小甯波，不然等于你身上又背了一條人命。”
回去的路上下雨了，就像是老天安排，他們懇請徐律師那天也是雨天，兩個人在外面守了很久，而這一次，大戰之前又迎來了大雨。他們先将蘇青送回家，臨到徐律師家門口時，他讓施拜休将車停在路邊，狠狠地咳上一陣後，看着雨點啪啪地打在車窗上，好半天才說話。施拜休将買好的一打手絹遞給他，猶豫了半天對他講：“對不起，我不知道您您您病得這麼嚴重。”
手絹五顔六色，徐沛東在裡面挑了兩條素一點的收下，說：“光複之後我一直做證人，證明這個不是漢奸，那個不是賣國賊，一場官司也沒接。民國三十四年有幾場，醬園弄這個也算一個，都是這種案子，一目了然。被告人沒錢，從法院那兒有筆不菲的酬勞，但又不需要我做什麼,按法官的意思走就好了。這十年都這樣，早失去了年輕時的激情，所以我得謝謝你，又給我送來這個，讓我覺得幾十年的律師生涯，不是渾渾噩噩就這麼過來的。”
二十六
那個《申報》記者，幾年前曾笑話薛至武，詹周氏連個豬爪都剁不動，又怎麼将大塊頭大卸十六塊的人，在第二天的報紙上這樣寫道——或許這将成為中國法律史上的奇觀，兩個律師，一個是結巴，一個又咳嗽不止，連一個完整的句子都講不出來，乍一看來是最可笑滑稽的官司，可是随着案情的深入，我們會慢慢發現，他們如此可敬，這場官司的勝負已經不再是詹周氏的死活，最後的判決可說是宣判中國兩萬萬女性的未來。
庭審三日，因為報紙的特稿，第二天來了更多的人旁聽，他們都在關心，在中國，在上海，法律對女性的态度。到第三天庭審已無法順利進行，下面喧喧嚷嚷，法官每敲一次錘子，也隻能将安靜維持到檢察長或被告的下一次講話。上午的程序隻草草進行到十點鐘，法官要求休庭，下午兩點宣判結果。之後他要檢察長和兩位律師跟他去密議室商議。
“說說吧，都想要什麼?”
進到房間，法官坐下來，擦着額頭上的汗，拽出幾支煙，不管抽不抽，給每個人都扔過去一支，自己點上後問大家。
檢察長不抽煙，将煙在桌上擺好說：“維持原判。”
“死刑?”法官笑着指指徐沛東，“你覺得他們能幹嗎，這老病秧子，他要是不死，還得再上訴，下次啊，他得把北平的記者都找來鬧。說吧，你呢?”
徐沛東接過來說：“終身監禁。”
“不可能，這你别指望，殺人償命，曆朝曆代如此，我判詹周氏無期，往後的社會影響，有點小仇小恨，就起殺生之心，不是你我能擔當得了的。”
“起碼不能能能死。”施拜休說。
“這樣吧，斬監候，死緩怎麼樣?你們倆赢了，檢察院也有台階下。”法官掐掉煙，站起身拿椅背上的外套，“我對你們就一個請求，誰也别再鬧，誰也别上訴。這事就這麼了了吧。”
二十七
兩點鐘宣判，三點多從法院出來的時候外面已經擠滿了記者，這是一場勝利，他們等着采訪戰場歸來的戰士，施拜休和徐沛東。人多嘴雜，施拜休和幾家報紙約定了改日的專訪時間，從人群中與徐沛東擠出來，鑽進車裡面。
徐沛東邀請他去家裡坐坐，準備家宴晚上邀請蘇女士慶功。到達徐律師府上已經快五點，天有些發暗，街上開始起風，眼看就要下一場秋雨。他吩咐廚房着手準備，兩個人坐在院子裡吹着大雨前的秋風。
“這樣的結果，這樣的關注度，是你的完美起步，你以後會很好。”
施拜休一時有些不好意思，說：“這都是仰仗您。”
“你當時說，這是一個可以引起全社會關注、推進《婚姻法》的案子。”徐律師說，“知道我為什麼對推進法律那麼感興趣嗎?”
“因為，這真的可以改變中國女性的婚姻地位。”
“我不在乎那個，她們過得好壞跟我無關，殺了人，或者是被人殺，花錢請我打官司就好了。記住，律師是冷血動物，上來就這麼感性的東西，你走不遠。”
“那您在乎的是什麼?”
“你看看這宅子，這池塘，這些文物，這些都是我幹了幾十年律師賺來的。我研讀法律，倚仗這個打官司，讓我請得起管家，請得起廚子，下面還有幾個用人。我之所以接這個官司，是因為我覺得，法律帶給我那麼多，一輩子的衣食無憂，而現在應該是我回報法律的時候了。”
施拜休有些驚詫地望着他，雨似乎下起來了，偶爾有雨點打在臉上。徐沛東說：“但是我老了，見得到一審，見不到二審，死緩不能接受，不管詹周氏結果如何，你要上訴到，讓全上海，讓全社會都認清，我們的《婚姻法》錯得有多麼荒唐。”
二十八
一九八一年的蘇青老是思念一些過去的老朋友。胡蘭成已經死在日本，她想給張愛玲寫信，苦于她在美國，無法寄出。幾年前她已從芳華越劇團退休了。到現在她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錯了什麼,不知道自己在為哪一個時代還債。最慘的時候，她在劇團守了十年的大門，上面傳達編排郭沫若的《屈原》,劇團領導審查幾次依然不夠滿意，這時劇團才不得不直面這樣的窘況，全上海最有才華的女子正在收發室替他們看大門呢。她可以改善《屈原》,卻無法改善自己的人生，每次彩排結束，她都要抱着《屈原》的打印稿，回到收發室繼續改編。
上個月她剛剛和人換了房子，住了半個世紀的老屋，由于她政治背景有問題，又是個有作風問題嫌疑的離異女人，沒人瞧得起她。鄰居習慣性地在她門前堆放垃圾。有一次她終于忍受不了了，她提醒這些鄰居：
“新中國成立前這裡都是我的家!你們住進來也就算了，為何天天還要針對于我!”
她沒說服任何人，每天一開門，除了滿地的垃圾，門口從此多了一攤又一攤的髒水。在給朋友信中她寫道：“每日痛苦生不如死，卻又失于死的勇氣。”
她小女兒在郊區給她聯絡了一戶人家，遠離市區，房間反而更小，思量許久她決定和女兒一起換過去。新房地處荒郊野嶺，夜晚的時候風聲鶴唳，第二個星期她終于習慣這裡的荒涼與清靜。那時候她才意識到，她早已不在上海，上海的榮辱都将成為她最後的記憶。
這一年十月家裡頭一次來了客人，先是門口停了一輛“紅旗”車，客人一副幹部裝扮從車上下來，穿着一套系扣到頂的中山裝，戴一副厚厚的眼鏡，頭發也基本掉光。隔着門蘇青瞅了半天也想不起在哪兒見過，直到他講出第一句話：“是蘇蘇蘇青女士嗎?”
施拜休從北京過來，說是回上海探親，其實他早在民國時期就父母雙亡了。他去老宅找過蘇青，沒想到她真“住”在那裡，以前一個人的房子，現在變成四五戶人家合住，新換的那個人家告訴他這個地址，才叫上海法院派車把他送來。
“不然不願動用公車。”他說。
蘇青問他現在在做什麼,弄得這麼大發。全國最高人民法院的死刑複核官，每天的工作就是對着卷宗，在那些已經被判死刑的案子上寫上“核”字，或是不寫字。
“核就是同意死刑，七天内，我核準的這個人就要被槍斃了。要是不寫字，就是打回去，等到明年或者下一批再說。”
“你以前跟我說過這個，沒想到，你現在就做了這一行。”
“我們分紅案和白案，紅案子是殺人越貨，那是一定死的，寫上核為難的是那些白案，反革命、通奸、巨額的投機倒把，甚至販毒走私，我們每天都在讨論，這些人該不該死。”
蘇青留他吃飯，可是家裡也沒什麼,下一碗面條，炒一盤雞蛋澆在上面還好有些酒，可以慢慢小酌。月色上來施拜休說出了心中的困惑，他說這次是回來探親，其實已無親可探，他隻是想回來靜一靜，想一想自己還做不做法官，要不要抱病退休。
“還記得詹周氏嗎?”他問。
“笑話，不記得她，我就不記得你了。”
兩個人笑了，蘇青建議碰杯，小飲一口後，施拜休說：“我當時跟徐律師講，醬園弄殺夫案是可以推進《婚姻法》的案子，我當時沒當真，我是為了我自己，想要說服他。但是他認真了，臨死前囑托我，把這個事做下去。我呼籲了三十年，去年我們終于推行了，新修訂的《婚姻法》,女方可以‘感情破裂’為理由申請離婚。”
“我以為早該有了。”
“對啊，我們都這麼想，什麼年代了，可是你知道嗎，一九五○年《婚姻法》允許女方主動提出離婚後，出現了多少起殺妻案?過去一年，《婚姻法》修訂後，又有多少男人将妻子也好，前妻也好，殺死的案例?”
蘇青被驚到了，有些失神地看着酒杯。
“所以我不知道，我這一年淨核這些殺妻案，要是沒出這個法律，這些人可能就不會死了。我想休假一陣兒，好好想想，我們三十多年前就在呼籲的事情，到底是錯的還是對的?”
二十九
倒是詹周氏後來結婚了，從大豐農場釋放後，組織給她物色了一個合适的結婚對象，兩人說不上什麼感情，隻是在物資匮乏的年代，結婚成了實用主義的互補。從前幾年開始她就搬進孤兒院居住。她一輩子無兒無女，忽然又擁有了這麼多孩子。有時候，陽光明媚心情爽朗的日子，她會回想一下過去，要是她能生育的話，要是她給大塊頭生了一個孩子，他對她會不會好一些，會不會多一點家庭的責任心，不那麼嗜賭?
有時候她會想起另一個人，那個永遠查不到的幫兇。她有假想過跟那個人在一起會怎麼樣，比如他們那天藏屍成功了，順利脫逃了，會不會幸福餘生?也許他們逃不過戰火，到處都在打仗開槍，也許他早就死在日本人手裡，或是被哪一顆冷彈打死。
一九八○年有二月二十九日，那一天是正月十五，院長通知他們今天鎮委書記會來看望陽光福利院的孤兒們。為此她帶着孩子連做了三天的大掃除，又排練一出方陣歡迎儀式。那天一早，他們就在院前鋪上了紅毯，十點鐘左右鎮委書記莅臨福利院，在歡迎歡迎的口号中，揮手笑着走過紅毯。本來是順利驗收的一天，但詹周氏就是覺得不對勁，有個老司機，給鎮委書記開車的，好像一直在車裡盯着她。是不是太敏感了，因為自己的過往。那天來了三輛車，都是停在院前的路邊，其他兩輛都沒問題，隻有那一輛，把車窗搖開，好像還跑到副駕位上來辨認她。
對的，一定是辨認，過了正月她想，他一定認識她，上海的舊人，也許是醬園弄的某個鄰居。她以為他會再來，她可不怕，雖然殺過人，可現在是光明正大，除了幹兒子幹女兒，誰都不用瞞，連她丈夫都知道，自己娶的這個女人，在舊社會不忍家暴，坐了那麼些年牢，改造良好才出來的。
但他還是來了。那一年夏天，蘇北最熱的那幾天。她帶着孩子們在泳池玩水，他直奔大廳，坐在吊扇下面看着她做事，中間還抽了幾支煙。
她不去理會，也沒法抽身出來，直到把孩子們從泳池勸走，将他們哄睡午覺後，回到大廳，和他面對面坐着。兩個人都不說話，吊扇的影子一下下打在他臉上。詹周氏記起他是誰了，那個薛局長，喜歡拿着手電筒的薛至武。完全變了樣子，不隻是變老了，身上再沒一點光鮮的東西。他戴着前進帽，一身藏青色的卡其布衣服，腳底也不再是響徹提籃橋的皮鞋，隻是一雙軍綠色的膠鞋。
他居然還沒有死，她想。事實上連薛至武自己都想不通，自己怎麼還不死，新中國成立，五六十年代斃了那麼多人，政委也沒找他談話。也許是從一九四五年就一直在提籃橋坐牢的關系。他想如果國民黨沒抓他，繼續做他的上海警察局局長，以這個官位他沒機會去台灣，留下來就一定是死。可他是階下囚，國民黨的犯人，解放後，好像敵人的犯人就不再是犯人一般，隻是轉到大豐，簡單地進行幾年勞改，就被分配到鎮政府當司機。三十幾年從宣統到北洋，從租界到汪僞，從民國到解放，王朝更叠，你永遠都不知道你明天的命運如何。慢慢地，他從薛局長變成了薛師傅。自然他永遠講不出那句話：在上海，我說了算。
他幾乎都忘了，詹周氏的出現才提醒他，他不是一輩子都這麼卑微。他也沒什麼好說的，就是過來看看她，似乎通過她能看見自己不錯的日子。
“我在提籃橋見過你一次，我後來也進去了。”他說，“五O年我跟着來了大豐，我知道你肯定也在這兒，隻是三十萬上海人，就又過了三十年。”
“你一直在找我?”
他點點頭，又拿出一支煙，說：“因為是個謎，我想知道，那個人是誰?”詹周氏眨着眼看他。
“你用不着怕，我現在就是個老司機。”他抽口煙說，“幾十年我都在想這事兒，我們忽略了最重要的一個線索，分屍，就是，你為什麼要分屍，你又拿不走，為什麼要分?因為死的人不是大塊頭，是何惠賢，早在退房子的時候，你們就把他殺了，占了他全部家當。你們接下來要做的，就是你殺了大塊頭的假象，計劃那天晚上遠走高飛，隻是被樓下的瞎子發現了，計劃亂了。”
“你想多了。”
“我沒想多，大塊頭發現你倆有奸情，失手打死了他，你也沒法報警，你是通奸罪，之後那幾天，他想到了這個辦法，看起來是把自己殺死，
這樣你這邊也相當于離婚了，他死了，你也就自由了。也許懷揣罪惡，你們各跑各的，隻是他跑了，你還在猶豫往哪裡跑。”
“你真的想多了。”
薛至武搓着臉，有些不自信地：“難道死的人是大塊頭?而那個人，我一直在問的那個人是誰，那個人是何惠賢?反正有一個是何惠賢!”
詹周氏笑了，不置可否，死的人是誰，殺的人又是誰，随着時間的流逝已經沒有意義了，其實她詹周氏也該死了，她自己都不明白，哪裡來的力量，讓她活得那般長久。
三十
一九九五年九月八日，中國人的中秋節，遠在加州的張愛玲在公寓死了一個星期，才被她的美國房東推門發現。老無所依，貧困交加，張愛玲晚年給朋友寫信時曾抱怨貧窮，為了錢她什麼都幹，甚至五六十歲的年紀，還要去餐館刷盤子。她的房東是再普通不過的美國老太太，推開門的一刻，她絕對不會想到，死在她房間裡的這個中國老太太，是二十世紀中國最偉大的女作家，沒有之一，甚至不需要性别限制：最偉大的作家。
第二天我一直睡到中午，相當于多蹭一頓午飯才告辭。午飯過後她一直抓
着我的手，仿佛生怕一松手就見不到我了。她問我，還見過别的人沒有，比如幫過她的那個女作家，那個結巴律師。我說都沒了，時間那麼久，再沒誰如您一般長壽，蘇青女士于一九八二年死于上海郊區，施拜休在一九八五年死于心髒病，而那時他仍沒有想好，他所推動的《婚姻法》是對的還是錯的，他沒能呼吸到二十一世紀自由的空氣，薛至武于一九八一年死于糖尿病并發症，就葬在大豐農場。我沒有他那麼瘋魔，但如果有機會的話，去他墓前走走，告訴他，那個人是誰。
風和日麗，她想跟我出去走走，數字命名的農場大門她輕車熟路。在路上我發現頭一天繞路了，走了一個馬蹄，直接去汽車站的話，是不用經過田地的。
等車的時候她比我還要焦慮，時不時看車來的方向，希望遲些過來。直到站長吹了一聲哨子，讓大家準備好上車，她最後一次握住我的手。我說您保重身體，若有時間我還會再來看你。這是敷衍，她的時間不多了，我也不大會過來。
“你就隻是來看看?”
“啊?”
“真的不是案子重審了?”
她問第二遍了，昨天離開的時候就問過我一遍。我揮手上車，大巴在大豐前後颠簸，半個小時後進入平穩高速，右側的公裡牌如年份一般，每四十秒上漲一個數字。我把窗簾拉上，有些明白了，也許她想說的是，如果案子再重審一次，她就會把真相講出來。真是的，在逃的那個人，也早已隻剩在天之靈了吧。
《小說月報》2015年8期選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