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峰，男，1983年生于吉林長春市。著有長篇小說《維以不永傷》《為他準備的謀殺》《一、二，滑向鐵軌的時光》《淡藍時光》《白色流淌一片》等，短篇小說、散文數十篇，及《獨刺》等影視作品。一
主編說，要珍惜，詹周氏快九十歲了，我可能會是最後一個見到她的媒體人。這算激勵還是撫慰?沒任何意義。我估計連主編自己都不知道為什麼采訪她，無非是在哪裡翻檔案，看到了民國三大奇案，發現這三個案子，百十來号人，好像就詹周氏還活着。盯着民國時期的影印照她突發奇想，如果這周末把我派過去，拍一張她九十歲的樣子，彩色數碼的，貼在她三十歲的黑白照片旁邊，一定很有趣。
可是這對我來說很無趣，上海到大豐農場來回六百公裡，主編隻批我五百塊錢經費，況且兩地不通火車，早上一班從人民廣場出發的大巴，晃悠到下午才到，晚上就要從那邊再折回來。主編提醒我，幹萬别誤點，那就是個農場，可能連招待所都沒有。
用不着她提醒，還沒出發我就急着趕回程車了。坐上大巴我便開始睡覺，睡到睡不着的時候，我翻出民國三大案的資料，試着做點功課。但很快就被另兩個奇案吸引了，回頭再翻翻詹周氏的案子，到底奇在哪兒呢?也許是生命力，我望着窗外想，大家一不留神，就讓最初的那個人活到了最後。
...大巴十二點多才到，下了車照着地址坐兩站區間公交。好像農場都這樣，街名地名都是按數字排的，五号門四十七街區五百一十八棟三樓三十六中門，不在這兒待個十年八年，肯定搞不清楚五号門和六号門有什麼不一樣。
站在門前我弄平衣領才按門鈴，開門的是個中年女人，問我找誰。我說詹周氏。
“沒姓詹的，”她說，“找錯了。”
是弄錯了?我下樓給主編打電話，我說，詹周氏原名叫什麼?
“不是詹周氏嗎?”她說。
“那是民國的叫法，她嫁給了一個姓詹的，所以叫詹周氏。現在早不這麼叫了，她原名叫什麼?”
“讓我想想，”電話那邊停頓了一陣，思考過後她告訴我，“她應該姓周。”
“對的，”我也不知道說她什麼好，幹脆像她一樣停頓一會兒，“還有嗎?”
“還不夠嗎，你找一個姓周的老太太，還不夠嗎?”
她說了兩遍還不夠嗎，那一定是夠了。可是再上樓還是不對。還是中年女人開的門，我說找一個姓周的老太太，她搖頭，警惕地盯着我，好像我成了一個專門搜集老太太的變态。就在她懷疑的時刻，我又問了一句蠢話，我說：“那你們家有老太太嗎?”
這次連頭都沒搖，直接把我關在門外。下樓再跟主編确認，這回是确認地址，沒問題，5,47,518,3,36,這五個數一個都沒錯。說着說着她突然轉換話題，讓我拍張照片給她。
“我懷疑你就在上海，根本沒去。”
“我在這裡。”
“那你就把詹周氏找到，她就在三十六中門。”
我重新上樓，再次敲開門，這次沒再打聽，直接拿出黑白影印照給她看。“你母親今年八十七歲，這是你母親三十歲的樣子。”
她有些猶豫，端詳了半天，沒理會我，轉身沖房間說：“媽，外面有個人，好像是找你的。”
她讓我等，但依然把我關在門外，門再開啟，是一個拄拐的老人站在門邊。她用普通話問我是找她嗎。我一時慌神，腦子裡沒法将她此時的樣子和照片對上号。除了衰老，她過于瘦小了，看起來一米五出頭，也就七十來。
我不知道這東西怎麼算，她現在弓着身子一米五，六十年前她風華正茂時該有多高。她又問我一遍，我從哪裡來，是不是找她。
我需要确認一下：“您是詹周氏嗎?”
我沒想到她反應如此巨大，好像封存已久的不堪被我一下子揭開了。看她瞪着眼睛，嘴唇發抖，弄得我還有些愧疚。我沖她微微點頭表示歉意。平複過後她說起了上海話，問我是不是上海來的。她的上海話有種很奇怪的腔調，像老酒陳釀，弄得我一時接不住，隻是點點頭。她邀請我進門，坐在沙發上我明白了，這是民國時期的上海話，她五十多年前就離開了上海，沒回去過，不知道上海人現在怎麼講話。不堪可以封存半世紀，她把上海話也封存在大豐農場，難得拿出來講一回。
她女兒聽說我是從老家來的，一改之前的冷漠，洗淨水果端上來，要我留下來吃晚飯，她把兄弟姐妹都叫過來聚一聚。
“他們都在農場嗎?”
“是啊，都住得不遠。”
确實不遠，不出二十分鐘，就進來七八個拎着雞鴨魚肉的中年男女。我腦子裡瞬間冒出一個畫面，這些接到消息的兒女們，一個個撂下電話，就從一号門二号門三号門走出來。這令我有些無措，我說還要趕晚班車，不能等晚飯了。
“那我們一會兒就吃。”她的某個兒子說，之後沖着廚房喊，“别做菜了!吃火鍋，有什麼下什麼!”
好一陣詹周氏沒說話，倚在沙發一邊端詳我，似乎懷疑我是哪個故人的孩子。我把名片遞過去。她不識字，她女兒接過來讀給她，大聲說人家是《泰來報》的記者。
我補充道：“我們報社四十年代報道過很多關于你的事情。”
“什麼事情?”她女兒問。
我也不知道該不該說。還好菜擺上桌了，大家陸續圍着炭火鍋坐下來。他們跟我敬酒，我推辭說不能喝，他們說就這一杯，多了不勸。但這一杯也喝得我有點難受，臉上熱騰騰的。他們套話問詹周氏年輕時怎麼了，這麼多年還要來采訪。我不方便說，他們就問問題，讓我回答是或否。有名嗎?轟動嗎?全上海人都認識她?這些我都點頭，答案顯而易見，原來母親年輕的時候是明星，十裡洋場的交際花。我這次沒點頭，但也沒忍心搖頭。我想象，如果我說出真相，此情此景會是什麼樣?你們都别興奮了，你們的母親不會唱歌，也不會跳舞，沒演過任何戲，之所以六十年之後還有人采訪她，是因為她年輕時是上海最臭名昭著的女殺人犯。
我當然沒法說，我隻要求給老太太拍張照片存檔。有兩個男的放下筷子，在老太太身後鋪上背景牆。我數一二三，按下快門的時候感覺不對勁。我說放輕松，再拍一張，這次沒數數，抓拍了幾張自然點的。工作完成，有人建議我拍張全家福，還有幾個孩子在外地，不過這回有幾個算幾個。我連拍兩張，鏡頭裡面的每個人都笑得過于幸福。看着小片我都有點拿不準，這些人真的會是一個女殺人犯生育的嗎?
四點半左右我要告辭了，老太太說送送我。年紀大了，平常她幾天不下樓的。大家明白母親的心思，是想單獨跟我聊聊。于是陸續都找些理由要走，什麼接孩子放學，去市場買菜，去農場上夜班。就連住在她身邊的那個女兒，也在屋裡轉了幾圈，什麼也沒說，就出去了。
房間瞬間隻剩下我們倆。她先對我說謝謝，我沒有戳穿她。我說應該的，不管你過去幹了什麼,該判的刑也判了，該坐的牢也坐了，到安享晚年的年紀了。她沒接話，僅僅凝視着我，忽然問我是不是警察。
“是不是我的案子翻了?”
“怎麼翻?”我問。
“你們查到别的了?”
“不知道，我不是警察，我就是一名記者，被主編派過來給你拍張照片，甚至都不寫稿子，不發報紙。”
她不明白，那表情像是不明白我為什麼要騙她。我轉話題問她，你兒女真多，兒孫滿堂。
“都是收養，”她說，“我不管，他們就餓死了。”
怪不得他們都笑得過于幸福，原來這些幸福都是撿來的。我奇怪她怎麼養得起這麼多孩子。她說出獄後她在幼兒園工作，晚上擠在一張床上，白天把孩子們帶進幼兒園蹭吃蹭喝就行了。
似乎不這麼容易，孩子們小學怎麼辦，中學怎麼辦，總之她熬過來了。差不多五點一刻，我說我得走了，趕回上海的大巴。她依然疑惑，問我，沒什麼要問的了嗎?
“沒有了，我沒準備什麼問題。”
“你不是記者，”她搖頭，“記者不是這樣的。”
“我就是來拍張照，我連你的案子，還是來時在大巴上才讀到。”
“你不是記者。”她嘀咕着。
好吧，我問一個：“你叫詹周氏，為什麼解放後不姓周?”
“我恢複原姓了。”
“那以前姓周?”
“我也是孤兒，被周家收養的。”她說着說着眼睛發亮，“詹雲影也是，隻不過他來的時候十幾歲了，就不改名了。”
“也在周家?”
她點點頭。
“那是老爺許配的，還是，你想嫁給他?”
她仰頭望天，像是在回憶，又像是不想回答。我也不方便多問，九十歲的老人了，我又不發稿，沒必要讓她痛苦一回。我沖她微微鞠躬，穿鞋出了門。
當地人說回程車在二号門，走走就能到。穿三号門的時候下雨了，不過很小，本來天就是蒙蒙的，要不是雨點啪啪啪打在玉米上，我都不知道正在下雨。我踩在壟上走，左邊是農田，右邊也是一片農田。我換位思考，如果我是主編，這一天的采訪會用一個什麼樣的标題。贖罪?殺戮與扶生?算了，不上稿是對的
後來雨停了，至少沒有了雨點聲。想起某個朋友說過的話，在這種地方，你每個腳印都是告别，因為你不會再回來的。二号門前後有個長途車站，看起來比上海的公交站還小。有兩三個一起等車的，上了去往鹽城的大巴。到六點十分我着急了，三十米遠有個調度亭，一個老人在裡面聽收音機。我過去趴在窗口問：“去上海的車幾點走?”
“去哪兒?”
“上海。”
“這裡就是上海啊。”
“不是，我說我要去上海。”
老人把收音機關掉，從錢袋找出身份證說：“小夥子，你看我身份證啊，是上海戶口啊。”
我接過來，是310開頭，地址是上海大豐農場。這裡叫飛地，這地方是上海的。就好比在夏威夷或是阿拉斯加，打聽怎麼去美國一樣可笑。當然老人在跟我擡杠，他知道我說的美國是紐約和洛杉矶，我說的上海是浦東和浦西。他說早就發走了，每天晚上五點半，大巴就停在車站，湊夠一車人就走。
“再說就算等你，也沒座位了呀。”
“下班車什麼時候?”
“明天，”他把收音機打開，暗示我，這是跟我說的最後一句話，“明天早上有一班。”
我給主編打電話，我說沒趕上車，而且真被你說中了，這邊沒有旅館酒店。
“去敲詹周氏的門吧。”
“隻能這樣了。”我左手握着電話，在壟上往回走，想一想自己都笑了，“我剛才還在想，每走一步都是告别，現在我還真就回來了。”
“沒準還真是告别。”
“嗯?”
“你去詹周氏家，在她家過一夜，她不睡覺，在客廳等你睡着，五六點鐘握着菜刀把你喊醒，是不是跟詹雲影的死很像。所以啊，不是沒什麼寫的嗎，明天你就有料可以寫了。”
我沒說話。
“我開玩笑呢，她都九十歲了，你怕什麼啊?”
“我本來不害怕的。”
“那現在也别怕，去敲她的門，說借宿一夜。”
樓道裡聲控燈，連敲帶喊也不亮。開門的一刻反倒是亮了。她女兒開的門，要我快進來，倒一杯熱水給我。沒幾分鐘詹周氏出來了，讓女兒回房休息，指了指空房間，說我可以睡在那邊。我說你也早點休息，匆匆進卧室避開她。
房間能關不能鎖，我搬把椅子倚在門前。關上燈我有點害怕了，坐在床邊看門底客廳的光。不一會兒客廳的燈也熄了。我想這總算好了吧，沒事了。躺到床上我才聽出來，詹周氏并沒有回房，客廳裡還是有窸窸窣窣的聲音。似乎她一直在那裡，靠在沙發上等我睡熟。我想出去看看，假裝上個廁所，但我真的恐懼，也許她正握着菜刀等着我。
不能就這麼睡着，也不能貿然開燈。我掏出相機翻照片，最新的幾張是合影，看着大家喊茄子心裡好多了。往前翻是詹周氏抓拍的幾張，怕什麼,不就是一個慈祥的老人嗎。那張作廢的照片，我數一二三拍下來的詹周氏，還在我相機裡。為什麼不對勁呢，我把相片放大，嘴角過于緊繃，上下牙合得太緊，主要是眼神，瞪着相機，真的是目露兇光，就好像那一刻，有個更兇險的靈魂鑽進了她體内。也許那個人一直住在她身體裡，時不時出來一次，也許今晚就是他出來的時候。
我關上相機，看着無邊無際的黑暗，這時有個腳步聲離我房間很近了，然後在門前的時候停下來。我聲音發抖，有些失聲地問，誰?門外沒回答，倒是将手掌貼在了門上。
“有人嗎?”我問。
是的，有人，手掌向前一推，門咯吱的一聲，開了。
二
開門的一瞬間晨曦的光芒令詹周氏感到有些刺眼。那是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二日的清晨。一九四五年在上海有好幾種叫法，那一年的下半年叫民國三十四年，而上半年，所有的公函、報紙，以及需要存檔的記錄日期，則統一記為昭和二十年。此時距上海淪陷已經八年，一九三七年的幾場大仗之後，仿佛又回到了太平盛世。
正如薩特所言，巴黎被占領後最大的變化，就是一幫德國人在這兒辦了幾場舞會。對住在醬園弄的底層人來說，日子沒變化，該怎麼過還怎麼過，富人還是那麼富，他們依然租房過日子。中華民國走就走了，況且弄堂裡有一半的人還出生在光緒、宣統年間；日本人來就來了，反正又沒進到醬園弄裡，大不了就跟兩百年前從東北過來的滿人一樣，再過個二三百年，把日本并作中國的一個省好了。
民國三十四年，或是昭和二十年的三月二十二日，住在醬園弄二樓的詹周氏一大早就出了門，她差不多也知道，這将是她在醬園弄的最後一天。有好多事情等着她去做，她要打扮得漂亮一些。那時代在上海，即使像詹周氏這樣的上海女人，都要準備兩種衣服，頭一種是平常穿的，樸素一些，甚至還有補丁的衣服；另一種是為了正式場合，兩側分衩的旗袍，雖然一輩子也沒幾次正式場合，雖然高檔衣服她隻有這一件。
...下樓梯時高跟鞋驚擾到了樓下的房東王燮陽，他端着正吃的面條走出來，從底下看上去，隻見兩隻藏在旗袍裡的長腿在樓梯處漸漸露出來。待詹周氏漸漸走下來，王變陽問她昨晚怎麼了，你家大塊頭夢見什麼了，叫那麼大聲?
...王燮陽不算有錢人，隻能算二房東，當然比他們好多了，這幢樓都是他包下來的，再一家家租給她丈夫詹雲影這些人。詹周氏有點走神，她正留意房東右側上鎖的那道門，那是何惠賢的房子。看來他比自己還早就出門了。
房東問了兩遍她才回答他：“可能是夢見自己輸錢了，你不知道大塊頭嗎，最可怕的夢也就是輸錢了。”
"他呀，總得找點事情做，不能死等着日本人走再做事，萬一日本人不走呢，大塊頭能賭一輩子?”
...詹周氏搖搖頭，出了弄堂，往右走八百米是張小泉的刀鋪。經過時她對老闆點點頭，張小泉喊住她，問她前兩天在這兒做的刀怎麼樣，快不快?
“挺快的。”說完她就明白老闆的意思了，告訴他剩下的一點刀款，明天就跟他結清楚。
反而是老闆不好意思了，把她拉過來說點别的。他指着對面要出兌的生煎攤子，低聲問她：“還想不想做了，我一直幫你留着呢，好多人來問過了，想在那擺攤，我就說風水不好，下面埋着抗日的兵，做不了生意。”
“你别留了，讓他們做吧。”
“不是，”刀鋪老闆有一絲失望，把她胳膊抓得更緊，“是你跟我說，我要是給你留着，你就會給我留着。”
詹周氏撥開他的手，對他笑了笑，湊在他耳邊輕聲說：“那我們就都别留着了。”
她上午要去兩個地方，第一站是遠東飯店，從門口望過去，四層的大樓，差不多三人高的大堂，看起來是有錢人和外國人才來得起的地方。但進了門你就明白，這麼大的飯店，一個廚子也沒有，外國人也不會來這種地方。裡面烏煙瘴氣，上千号人圍着幾張桌，使勁喊着大小莊閑。詹周氏在裡面找了一圈，最後在三号桌看見她要找的那個人。她在後面喊了幾聲小甯波，裡面太吵，加上小甯波精力都集中在色鐘上，根本沒聽見有人喊他的名字。
詹周氏等了十幾秒，跟人說“借過”鑽進去，伸手去摸他褲袋裡的錢袋。小甯波這時警覺起來，忽然抓住她的手，回頭一看是熟人，長籲一口氣。
詹周氏找他是要錢，她知道小甯波有賭債欠她丈夫的，她也知道她丈夫也有些賭債是欠别人的。外頭的她不管，可是别人欠她家的，她今天就要回來，況且，可能以後就沒機會了。
也許是輸光了，小甯波一分錢都沒還她。這不可能，詹周氏皺起眉頭，錢都沒了，還不回家，留在賭場做什麼呢?跟小甯波扯了一會兒皮，她才明白，在賭場這是一類人，兜裡沒錢，見誰玩得大就湊過去出主意，押大押小什麼的幫他分析，錯了轉身就走，要是被他蒙對了，讓人赢了錢，他就跟要飯的一樣求着人賞兩個。
錢沒要來，可是下面的事情還得做。出了遠東飯店，她去上海第二紡織廠，以前沒來過，真奇怪，這麼多年都沒來過。進了工廠，她一路打聽，找一個叫劉周氏的女工。這麼大的工廠有好幾個劉周氏，最後在四車間見到了劉周氏。
她現在不姓周，随夫姓，以前也不該姓周，都是自幼為孤，被周家收來做丫鬟養大的。各自出嫁之後，兩人竟一直沒能來往，以至于劉周氏在紡織車間裡見到詹周氏的時候，瞪大眼睛都要哭出來了。
快十年沒見了，打從出了周家大宅，她們就沒有聯系過。詹周氏說，早該來看你的，你孩子流産的時候我就該來，你丈夫去世那年我也該來，我早該來的。說着說着她自己也哭了，掏出一個錢袋塞給劉周氏，說過意不去，一點心意。劉周氏哪裡能要，推着她的手，問她老爺還好嗎。
該怎麼跟她講呢，不知道是死是活，日本人進到上海，老爺把銀圓房子都捐了，才換回一條命，也不知身在何處。
劉周氏半天沒說話，仿佛在回想過去的日子。她問大塊頭怎麼樣。見詹周氏不回答，猜測大家都一樣，過得都不好。劉周氏沒再多問，讓她等一下，她攢了一些布料去給她拿過來。
劉周氏走後，她看着忙碌的工廠，這是一九三八年日本人在上海建造的，制作紗布供應前線的戰士，不，是日本鬼子。一條條白色紗帶飄蕩在車間裡，就像被日本人擊落的雲彩。詹周氏看得着迷，情不自禁伸手摸了一下，放回去時她發現紗布變紅了，有點點血印在上面。她低頭看自己，衣服是剛換的，很幹淨，臉和頭發出門前洗過，不會有血，唯有指甲嵌進去的血還沒有幹。詹周氏把血從指甲縫摳出來，一時間幾個手指都沾上了血。她擡頭看車間，手指在下面搓個不停。
劉周氏對着更衣箱猶豫了一下，最後決定把布料全拿出來送給詹周氏。之後幾十年她一定會後悔那幾秒的猶豫，等她回到車間，詹周氏已經離開了，她還是把錢留在了桌上，留給了她說是一點心意，像是一生的繼續。十年沒聯系，像這樣子來，像這樣子走，像這樣子留下一大筆錢，一定是出什麼事了。劉周氏坐下來面對錢袋有些難過，她覺得詹周氏是來跟她告别的，她就要走了，也許是永别。這都是怎麼了，她擡起頭讓自己眼淚别掉下來，淚水蒙胧中她看見一絲血印在眼前飄飄蕩蕩，她眨眨眼睛，将眼淚擦掉，之後就再也找不到那條帶血的紗布了。
三
一天都沒等到，日落之前詹周氏被幾十個巡捕圍堵在醬園弄。起初發現的是她樓下的宋瞎子，這十幾年靠算命為生，他說自己本事上海第三，前兩名一個老得不成樣子，另一個跟着蔣介石去了重慶。找他占卦的還算不少，時局不好，人們總會有這樣那樣的不順。三月二十二日那天他沒出攤，感冒鼻塞，捂着被子在家睡了一天。醒來的時候一腦門子汗，他以為病好了，可鼻子依然不通氣，躺在床上他明白是樓上在漏水。他抹抹頭上的水，起床打算上樓跟大塊頭說說。
...大塊頭不在家，是詹周氏開的門，見到宋瞎子的樣子吓了一跳。倘若宋瞎子能看見，或是沒感冒，鼻子通氣，也會被自己驚到。從房頂滴下來落在他臉上的并不是水，而是肢解大塊頭流下來的血。宋瞎子看不到詹周氏的表情，他隻是提醒她注意點，水漏到他卧房去了。
“好的，”緩和一下詹周氏回答他，“我會注意的。”
“在弄什麼啊，弄那麼多水在卧房?”
“沒事了，已經弄好了。”
今天有點怪，詹周氏的語氣冷冰冰的，那就沒必要多說了。他不知道現在是什麼天色，睡到中午還是晚上。不過肚子餓了，他摸着扶手下樓，打算出醬園弄，到對面的羊湯館喝碗羊雜湯，吃個燒餅。街上行人匆匆，聽腳步聲人不少，可是沒人說話，好像在躲着點什麼,腳步聲都是咚咚咚地離他越來越遠。他隻是一天沒出門而已，到底是怎麼了，日本人進來那天也不是這動靜。走到路中央他停下來，低着頭聽着一片一片的腳步聲，沒錯，不是打仗，大家是在躲着他。一輛汽車鳴笛從他身邊繞過，揚起的灰塵令他連打兩個噴嚏。宋瞎子擡起手臂抹掉鼻涕，深吸一口氣。這時候他明白了，此時的他在别人看起來，不再是一個年邁的盲人，而是一張血肉模糊的臉。
四
昭和二十年三月二十二日的晚上，上海警察局副局長薛至武下班後沒回家，坐在辦公室裡等人來接他。雖說是副局長，但已經算警務系統的老大。真正的局長叫周佛海，他更重要的頭銜是上海市市長。
...泰來報社的副主編張言邀請他七點鐘看戲，易蔔生的《玩偶之家》,幾十年前的老戲了，好像是國内的一個女作家改了一下，結合她離婚幾年的感受，就着魯迅的那篇雜文，改成了《娜拉出走之後》。薛至武當然沒興趣，他知道張言是什麼意思，泰來報社的主編吳玲上個月被他們抓走，他這是活動關系來了。保吳玲出來是不可能了，人是日本人點名要的。薛至武在想，要是讓吳玲在牢裡好好活着，跟張言開個什麼價碼合适。
張言的汽車就停在樓下了。電話打過來，告訴他醬園弄殺人了。殺人就抓人呗，也用不着他局長出隊。隻是劇院是不能去了，公共場合人多嘴雜，這邊殺了人，局長在看戲，肯定說不過去。電話裡他讓隊長帶一隊人過去，不要妄動，等他的命令。自己下樓走到張言的車前，俯身對後排的張言說：“局裡有事，我過不去了。”
張言表示沒關系，據說這個戲要演一個月，哪天看都可以。
...“别跟我說戲的事，我知道你找我幹什麼。兩千萬，我幫你把事情辦成。”
張言有些為難：“薛副局，您可能誤會了，錢不是報社出，是我個人掏腰包。”
“那就算了。”薛至武擺擺手，轉身就走。
張言急忙下車抓住他袖子，點頭說成交。“不過你要保證吳玲死在牢裡，永遠出不來。”
“你要弄死她?”
“她不死，主編這位置就得一直給她空着，當牌位供着。”
薛至武皺皺眉，不置可否地點了點頭，讓張言回去先數出一千萬，等他消息。他也不知道弄死她對不對，登了幾條重慶的新聞就一命嗚呼，還挺可惜的。行吧，有人當烈士，就得有人當劊子手，不然哪有那麼多英雄?
他進了自己的警車，告訴司機去醬園弄。二十幾個巡捕早已把那裡圍得水洩不通。薛至武問隊長是哪間屋子，隊長還沒回答他就看出來了，隻有兩個房間是關燈關門的，其他房間的人都探頭探腦地開窗看熱鬧。薛至武擡槍對醬園弄瞄了一圈，警告他們關好門窗，别給自己找麻煩。隊長向他彙報情況，說是二樓死人了，這裡的房東講，還有個女人在房間裡。
“她還活着?”
“活着。”
“她是兇手?”
“應該是。”
“她殺的什麼人?”
“好像是她丈夫。”
“殺夫。”
薛至武冷笑一聲，真是世風日下，報社裡二當家的要殺當家的，這兩個人的小家，二當家的也殺當家的。他讓隊長去後窗把守，自己帶兩個人上二樓。隊長提醒他危險，不然先鳴槍三聲，再踹門進去。薛至武讓他别那麼多話，去後面守着。他進車裡把手電筒拿出來，上到二樓先輕敲幾下門，問了三聲有人嗎。屋裡沒有動靜，但他聽見有人在裡面大喘氣。他想再等一下，心裡默數十個數，讓手下持槍上膛，把手電筒打開，正要擡腳踹門的時候，咯吱一聲，門緩緩地打開了。
沒錯，雖然看不清，但他知道是女人，站在半開的門後，輕聲問他：“怎麼了?”
薛至武握着手電筒從她的腳照起，光圈仿佛男人的手一點點地向上撫摸。遊過膝蓋他明白這是個穿旗袍的女人，他手電筒向右側傾斜，從大腿外側緩緩上移，最後停在旗袍的開衩處。
“沒什麼,例行公事，你叫什麼名字?”
“詹周氏。”
“哪年生人?”
“民國五年。”
旁邊的警衛算好告訴薛至武是大正五年。他才不管這些，知道她今年二十九歲就好了。他繼續移動手電筒，從胯部輕劃到腰間，細不過二尺，似乎沒生過孩子，一個弧線穿過胸部，将光圈留在鎖骨上。
“你丈夫叫什麼名字?”
“詹雲影。”
“他現在在哪裡?”“房間裡。”“為什麼不出來?”“因為他死了。”
薛至武右手一抖，光圈在脖頸處顫了一顫，聚光在她的耳垂上。
“怎麼死的?”
“被我殺死的。”
這是他沒想到的，一個女人，殺了丈夫，卻如此冷靜。薛至武關閉手電筒，再打開的時候用同樣的線路在詹周氏的左側走了一圈，小腿、大腿、腰部、胸部、脖頸、耳垂，然後手腕一抖，将電筒移向中央，終于看清了這個女人的臉。
五
薛至武不打算進門，讓隊長押着詹周氏進去指認現場，再把屍體拖走，也就算結案了。或許是天黑，房間燈被詹周氏摘掉了，裡面的人鼓搗半天也沒個動靜。等得不耐煩，他拉門邁進門裡。蹚出兩三步，薛至武被絆了個趔趄。
他打開手電筒，有三個箱子擋在前面。薛至武彎腰将它們推走。再往前走一步，腳有些沉了。他知道是踩到血了，用手電筒照在地上，都是箱子推出的血道道。箱子裡都是什麼呢，他快要猜到是怎麼回事，關掉手電筒，走到一個箱子面前，打開箱蓋，血腥之氣撲面而來。他想看看，卻忽然有些害怕，摸黑去開第二個箱子，感覺有一絲頭發黏在手指上。他用手搓了一陣，頭發從食指粘到拇指，就是甩不掉。他掏出手電筒閉上眼睛，将光照在箱口，等他再睜開眼睛的時候，他倒吸一口氣。有一雙眼睛也在望着他，那是大塊頭的頭，而架着他的頭的，則是大塊頭一雙被肢解下來的腳。
總共裝進六個箱子，頭部一塊，雙臂兩塊，左右大腿各一塊，還有身體、雙腳，反正除去砍碎的骨頭渣子，加起來一共是一十六塊。這些都沒意義了，有人死，有人認，被他薛副局當場抓獲，案件也就告破了。可奇怪的是，在他眼前不停閃現的這張臉，不是大塊頭的，而是在醬園弄二樓門縫後面被手電筒照到的那張臉。應該是很好看的一個女人，旗袍都不用換，隻要換個地方，說她是社交名媛也不為過。可是她叫詹周氏，連個名字都沒有，嫁到這種地方。
這就是命，美麗的女人像蒲公英，落哪兒算哪兒，生根發芽，這輩子一直到死，也别想挪窩了。
有幾家報紙上了這條新聞，記者都沒查出什麼,連照片都沒搞到，小小的一個版塊，跟訃告似的，說某日某地某人殺了她的丈夫，當天破案。看起來太簡單了，寫多了也沒意思。《泰來報》沒登這種事情，他們更關心主編吳玲的狀況，這個月都是這樣，每天空出兩個版，那是吳玲以前負責的版面，現在上面印着血淋淋效果的紅字——我們在等她。嘿，是在等她死吧。
第三天晚上薛至武和張言在日本餐廳吃壽司。薛至武請客，因為張言帶來了一
千萬。那年頭鈔票貶值，錢币面額可沒跟上，一百一百的，箱子去皮上秤一稱，就算點清楚了。酒足飯飽，請客的人最滿意，薛至武提起箱子讓張言回去等消息。張言提出再換個地方喝點什麼。那就是還有事求他。
“那就在這兒說吧。”薛至武掂量一下箱子，琢磨一會兒出門就把它換成黃金，誰知道國民黨哪天會打回來，明天是民國還是昭和。
張言結結巴巴，啰唆了半天，總結下來，是想多要點信息寫醬園弄殺夫案，好替換掉“我們在等她”的兩個版面。
“這是寫您薛副局的特稿。”他比畫着說，“主角不是死人，不是兇手，就是您。”
這倒挺好，薛副局添油加醋講了一小時，淨是些愛國愛民的細節，比如怕開槍驚擾到百姓，冒着危險獨闖虎穴。當然，大卸十六塊的畫面也一字不落。講着講着他有些奇怪了，問張言：“你們報紙真的對這種事感興趣嗎?”
“這可是兇殺，讀者就愛看這個。”
“死人怎麼了?”薛副局點起一支煙，長吸一口，“西南戰場每天死上千人，也沒見哪家報紙上過頭版。”
“那不一樣。”
“怎麼不一樣了?”
張言說不上來，換薛副局也一樣，大家都明白這道理，就是講不出為什麼。可能大街小巷談論一場兇殺，要比談論某場戰役更顯得像和平年代吧。如果搞一場投票，國民黨哪天打回來，就像當年日本人進上海一般再來場硬仗，你是贊成還是反對，結果還真的說不定。
《泰來報》拿到獨家新聞，其他報紙自然不幹，第二天上午剛過十點鐘，就有二三十名記者坐在警察局的台階上守候局長大人。薛至武來不及理他們，他要先把稿子細細讀一遍。不出所料，《泰來報》把醬園弄殺夫案放在了頭版。文章裡張言沒有糾纏詹雲影和詹周氏的矛盾沖突，而是從宋瞎子報案寫起。作者強調，出事當晚薛副局本來是要視察上海大劇院的安保問題，聽說醬園弄出人命，放下手頭的公務趕往事發地點，在詹周氏被捕前，薛副局根據現場的線索，已對兇手的體貌特征有了大緻的判斷，至于抓捕詹周氏，早已是他成竹在胸水到渠成的事情。
通讀下來薛至武很得意，仿佛那些不是他親曆的，而是另一個叫薛至武的神探所為。隻是樓下太吵了，有幾個沒素質的記者居然對着喇叭喊，請局長大人還上海一個真相。還當是民國哪，動不動就上街遊行。薛副局打内線通知隊長下去打發掉他們。沒多久隊長上來為難道：“不然就開場發布會吧，就當是為您舉辦表彰大會。”
哪裡像表彰，記者們認定了《泰來報》是向警局行賄才獲取獨家新聞，發布會上每個問題都是帶刺的。《自由時報》第一個提問，他問詹周氏為什麼要殺害詹雲影。說實話薛至武也不知道，詹周氏被抓後甚至沒人審過她。大家清楚，這案子結了，錄個筆錄，走個過場都用不着，檢察院會第一時間判她有罪。
“請問，詹周氏為什麼要殺害詹雲影?”《自由時報》的記者又問了一遍。
“夫妻生活不和吧。”薛副局說得自己都想笑，這回答放哪兒都是對的。
“具體矛盾沖突呢?”
“現在還不方便透露，下一個記者。”
有個小個子男人站了起來，他說他是《申報》的記者。看年紀不大，不會有攻擊性，薛至武打算讓他多問兩個。
“您方便透露詹雲影的死亡時間嗎?”
“三月二十二日早上。”
“詹周氏是如何殺死詹雲影的?”
“用菜刀，趁詹雲影睡熟，殺害并肢解了他。”
“當時是否有幫兇?”
“沒有，皆是她一人所為。”
“那麼,您為什麼會認定詹周氏是兇手?”
薛至武停頓幾秒，盯着他，感覺這小夥子也不是什麼善茬兒。“詹雲影被殺，他夫人認罪，你希望我把案子想得有多複雜?”
“好的，謝謝，請問薛副局，您知道醬園弄的鄰居都管詹雲影叫什麼嗎?”
“這個與本案無關。”
“大塊頭，他身高有一百八十五公分，差不多一百公斤。而詹周氏隻有一百五十幾公分，不足四十公斤。”
“謝謝你提醒，我再強調一遍，詹周氏是趁詹雲影睡熟用菜刀下手，這些和身高體重沒有關系。”
“是的，但是您曾說過，事發當天詹周氏将死者肢解成十六塊。”
“我說過，有證據可以證明。”
“我們相信證據，我們相信她是一個人，沒有幫兇，但是這樣瘦弱的一個女人，可能剁個豬爪都費勁，卻可以把一百公斤的大塊頭大卸十六塊，請問，您是怎麼相信的呢?”
薛至武向椅背靠去，側過頭迎着陽光，他知道自己完了。不用到明天，全上海人都會拿他們的警察局長當笑話講。
六
用不着到明天，也許晚報就能把這種事傳出去。幾個下屬找薛至武請示，按隊長的意思，去找報社談，不行的話查封它，上海有幾家算幾家，往前翻八年，一直到日本人進來的那一年，總會有言行不當的地方。薛至武沒說話，煙抽個不停。就在下屬們以為這事就這麼定了，準備行動時，薛至武叫住了他們。他沒下命令，行或者不行，反而講起了幾年前的案子，民國三十一年的“華美藥房弑兄案”。那是薛至武任局長經手的第一個人命案，本來沒立案，沒人知道“華美”的二公子把大公子給殺了，老爺子為難，兩個兒子死了一個，再槍斃一個就絕後了。薛至武去過幾次，收了錢，幫他把這事壓下去。老爺子對外面說，大公子暴病而卒。
沒幾天被《申報》的記者發現了，登在報紙上。老爺子頭天得到消息，“華美”有的是錢，第二天一大早，老爺子就讓人把全上海的《申報》都買光了，弄得挺大的新聞，卻沒幾個人知道。
“可是瞞不住，你們猜第二天頭版标題是什麼,‘華美’買光全上海《申報》,疑似認罪!”薛至武熄滅煙頭，對下屬做出決定，“所以說，醬園弄這個案子，我要重審。”
然而剛結過的案子，他們卻一無所知，死的人是誰，嫌疑犯是誰，都有什麼家庭背景，什麼樣的社會關系，沒人講得出來。薛至武先從兇器入手，已被存到證物科的一把菜刀，再把它從紙袋裡抽出來，他明白這是一把黑鐵菜刀，比普通的家用菜刀重上幾倍。确實如記者所猜測的，詹周氏雙手可能都握不穩。一把新刀，刀把沒多少油脂，順着刃線能看到幾十個豁口，應該是肢解人骨造成的。他讓隊長晚點查一下刀是在哪家刀鋪買的。
“詹家還有一把刀，”他說，“叫人把它找出來。”
隊長沒明白：“您是說，還有一把兇器嗎?”
“沒人用這個切菜，”薛至武用大拇指甲劃着刀刃說，“這是屠夫用的，這就是買來殺人的。”
薛至武想去看看屍體，停屍間在地下一層冷藏庫。他帶着隊長從五層坐鐵閘電梯下到一層，再從樓梯走下去。打開冷庫門，一片白氣撲面而來。薛至武攏攏警服邁進去，隊長跟在後面把門合上。三十平方米大小的房間擠滿了停屍床，上面躺着的都是未結案的被害者，戰亂年代，有些死者的身份還不清楚，在這裡放了幾個月，等待年底拉去火化。薛至武問哪個是詹雲影的床位。
沒有床位，隊長指了指角落裡的幾個箱子，仿佛随時待發的包裹。薛至武打開最上面的箱子，是一根小腿，經過幾日冰凍，上面起了一層白霜，敲起來梆梆地響。他把小腿連着腳抽出來，放到停屍台上，挑一塊完好無損的皮膚，右手砍幾刀，再換左手砍幾刀，然後捧起來對照切口的相似度。是一個右撇子，他确定。隻是慣用右手的人太多了，如果詹周氏也是右撇子，那說明不了什麼。
“衣服呢?”他打開其他的箱子，伸手進去扒拉幾下，問隊長，“這人跟死豬一樣，光着身子。”
隊長東翻西找，拽出幾件染血的衣服。
“這是女人的衣服。”薛至武問。
“是，大塊頭睡覺沒穿衣服，這些衣服是詹周氏捂他的頭的。”
“把法醫找過來，完整地做一次屍檢。”
“可是，”隊長指着開口的箱子說，“都這樣了，怎麼屍檢?”
薛至武把小腿扔回箱子，拍拍手，貼在隊長面前，一字一句地說：“怎麼屍檢?按照程序一步一步地檢。”說完向門口走去，給隊長下命令：“查出緻命那一刀。”
走到門外他記得還有個細節要核實，他回去抱起一個箱子，算上箱殼差不多二十公斤，他薛至武擡起來都費勁，兇手卻裝了六個箱子。
“你擡不走的，”似乎詹周氏就在面前，薛至武咬牙切齒地說，“詹周氏，你到底想要幹什麼?”
七
民國年代沒法醫，那時法醫一般是由大醫院知名醫師做兼職。華山醫院的錢醫生接到任務時并未覺得有多棘手。行醫三十多年，經曆兩次戰争，沒什麼死屍在他面前是慘不忍睹。肢解，冰凍三天，分成六個箱子，這些都沒問題。他讓學生把屍體搬上來，看了看分割肉一般的碎屍，明白這怎麼也得花上一陣兒。他先找地方吃飯，喝點小酒。跟學生說好兩個小時之後開始屍檢。
...晚上七點鐘他有些微醺地回來，和學生一起把六個箱子全打開。讨厭的是有血水，滴滴答答弄得一地腥臊。他戴上手套和口罩，對幾個學生說，如果受不了，随時可以出去透口氣，之後便開始了他的工作。
盡管有那麼多年從醫經驗，可從沒有哪次是從拼接開始的。先是頭部，擺在上方中央，往下是上身，還好肚皮沒有豁開，将内髒腸子露出來。雙臂搭在兩側，大臂小臂截成了四塊，兩腿向下擺正。有一陣兒他差點把左右小腿擺反，還是看着雙腳拇指才糾正過來。
一共十六塊，拼起來真的是個大塊頭。從哪裡開始呢?内髒沒有露出，還能抽些血出來。他抽一管讓學生拿去化驗。沒有中毒迹象，他翻翻眼睑和嘴巴，當然沒有，隻是上面說要全面屍檢，才要多此一舉。
刀傷緻死，這毫無疑問，被割開的刀口達百餘處，為什麼一定要查出是哪一刀呢?錢醫生俯下身，似乎與死者告别的距離盯着詹雲影的頸部。這裡是一刀，毫無疑問，盡管事後就着這傷口直接把頭部割開，不過能看得出來這裡出了大量的血。
他往下瞄去，心髒肺部未曾中刀，下體完整，死前沒有經曆性生活，再往下，大腿根部以及膝蓋的分割處，血量已不多，接近幹涸狀态。再回到上身，兩側的胳膊，屬于死後肢解，手腕靜脈那一刀也是例行肢解。死者左手有大量血迹，這不難解釋，死者頸部挨刀後，用左手捂住動脈往外噴出的血。右手沒什麼血，也許在反抗，抓住兇手的衣領試圖同歸于盡。應該沒疑問了，他站起身，摘下口罩，點起煙鬥，等學生的驗血報告。
血液沒問題，錢醫生接過學生的報告，死者純粹死于外傷，頸部靠右側為緻命刀傷。他讓學生把碎屍一件一件地放回到箱子裡，在每個箱口貼上不同的标簽，雙臂、左腿，等等。做到一半時學生戴着口罩幹嘔起來。他起身接過學生手中的大腿，往箱子裡塞。
味道還是挺重的，分割成段，腐敗的速度要超過整個屍體。到最後幾塊他隻呼不吸，額頭的汗都冒出來了。還好隻剩一大件了，除去雙臂、頭部的整個上身，他需要把他從停屍台上抱起來。直到這時他才覺得惡心，好像在和無頭的死者擁抱。他不想這樣，把上身翻過來，從背面抱住會好一些。
翻開的一刻他停了下來，也許報告要重寫了。背部還有一刀，而且不是菜刀，是三厘米寬的匕首從背部插進去。分析的事情不歸他管，但是一看就明白，死者在床上熟睡，頸部先受一刀，傷口噴血，猛地起身，左手捂住出血口，右手與兇手搏鬥，這時背部又挨一刀，方才緻死。他知道，雖然用不着他把分析的過程寫下來，相信薛副局對着報告一眼就能看明白，兇器不是同一把，兇手不是一個人，還有個兇手在身後。
八
薛至武感覺一整天他都在做蠢事，雖然都在按照他的計劃走。詹家确實還有一把刀，與殺人無關，用了快十年的菜刀，黑鐵砍刀是三月十一日于張小泉刀鋪購得，花了一千五百塊錢，來了兩趟，頭一次沒有帶夠錢。而醬園弄的二房東王燮陽，表示詹家夫婦打結婚起就住進這間房，他從未聽說詹周氏外面有什麼頭。倒是詹雲影這幾年狂嫖濫賭，把家裡那點積蓄都敗光了。
“還有什麼?”薛至武盯着他們夫婦問。
“大塊頭頭天夜裡回來了。”王陳氏插嘴道。
...“他當然回來了，他死在房間裡!”王燮陽阻攔道。
“不是，我是說他難得回來，”王陳氏看着薛至武說，似乎希望從他這兒得到認可，“有時候一兩個月都見不着一回，估計是把錢輸光了，餅頭也不留他了，才回來的吧?”
“詹周氏知道他那天回來嗎?”
“不知道，她連她先生去哪兒都不清楚，怎麼可能知道他什麼時候回來?”王陳氏壓低聲音，“但我知道他什麼時候回來，十二點左右，因為一回來，他們就開始吵架。”
“他們吵什麼?”
“那我沒聽見，您想，大塊頭輸光了回家，還能吵什麼呀，錢呗。”
“吵到幾點?”
王陳氏說三點多就沒什麼動靜了，他們也睡着了，不過沒兩個小時，大概是清晨六點鐘，大塊頭的一聲慘叫，把她驚醒了。她搖醒王燮陽去看看，是不是哪裡漏電了。畢竟是二房東，出了事大家都得兜着。王燮陽穿着睡衣上樓，敲了好半天門才打開，出來的是詹周氏，說大塊頭做噩夢，沒事。他才放心回去繼續睡。
“當時你信了嗎?”
“不信，”二房東搖頭，“誰沒做過噩夢，怎麼就他的噩夢喊聲這麼大。反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也沒多問。”
王陳氏接話問，要是她丈夫多問幾句，會不會也被殺掉。薛至武點頭，又搖搖頭，他也不知道，他不知道詹周氏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女人。他不想知道，也不想和這些二房東醬園弄什麼的多聊幾句。他真的幹了一整天的蠢事，毫無疑問，詹周氏是兇手，他也一直在證明這一點，這本身就很蠢，像是證明一加一等于二，理所當然卻不知從何下手。
從醬園弄出來已經是深夜一點多，五個小時之後滿大街的報童就會揮舞着報紙，吆喝他薛副局的笑話。他打算找詹周氏談談，問隊長人在哪裡。
“在提籃橋。”
“為什麼弄那兒去了?”薛至武皺眉問。
“之前她認罪了，我們以為案子就結了。我現在就把她提過來。”
“不用了，你跟提籃橋的人說一聲，我現在過去。”
他讓司機和下屬回去休息，自己開車過去。提籃橋位于虹口區，從一九O三年建成的那天起就被譽為“遠東第一監獄”,死亡之城。每年兩千名犯人進去，但沒幾個人活着出來，即使不是死罪，沒有槍斃，也會有疾病，獄警的虐待，以及其他犯人的毆打，令其丢掉性命。
進入監獄大門已經是半夜兩點鐘，從家裡趕來的副典獄長全程陪同薛副局。薛至武問清楚詹周氏在幾監幾室，讓副典獄長在外面候着，他一個人進去。他不想開燈，不想記住與此無關的其他犯人的臉。右手握着手電筒，穿過幽暗的長廊，而長廊兩側住滿了在這裡等死的人們。犯人們知道是大人物來了，醒來的那些沒人敢發聲，走廊裡隻剩下薛副局皮鞋的回響。漫長的黑暗，垂下來的手電筒每隔幾秒點亮一次，随即又被他關閉，仿佛海盜在發出登船的信号。
差不多倒數第二個房間，薛至武看了一下号牌，皮鞋的敲打聲停止，手電筒的光開始長明，照向獄房角落蜷縮的女人臉上。他擡起手電筒在她身上轉了幾個圈，确定她活着，确定她醒着，确定她還記得他。最後光圈定在她的小腿上問道：“還有誰?”
詹周氏收回小腿，試圖躲開光暈。手電筒仿佛追光一般，始終跟着她小腿肚的弧線，直到她放棄躲閃，被光所圍繞。
“你殺不動大塊頭，還有誰在幫你?”
“是我殺的，沒有外人。”
“剁成十六塊，背後還有一刀，六個箱子，每個都有幾十斤重，你已經快把我弄成一個笑話了。”
詹周氏答不上來。薛至武點起一支煙，把光圈劃過她腹部、胸前、脖頸，移到她的眼睛上。
“你給我一個名字，我明天告訴記者，我保你不死，你保我别像個傻子。”
“真的就我一個，而且我也不想活下去。”
“大塊頭十二點回來，你們吵到三點他睡了，你等到六點下手，三個小時你在等誰來?殺也就殺了，你不立即消失跑掉，反倒是分起屍體來了，一直到晚上，你在等誰走?”
詹周氏不說話，一定是裝的，一副吓傻了的樣子，講不出話。薛至武隻能繼續講下去：“你要是想割喉，随便一把刀，你家裡就有現成的菜刀，可你偏偏要買一把砍刀，為什麼要分屍，為什麼你的計劃不是殺他，而是剮了他?”
詹周氏渾身打哆嗦。
“是你們醬園弄裡的人嗎?”“不是。”“外人?”“不是，沒有這個人。”“别這樣，這樣你活不過明天。”“真的隻有我自己。”
“好，好，就你自己。你為什麼殺你先生?”
“一時沖動，鬼上身了。我當時看着他睡着就想，不能讓他毀了我這一輩子。”
“一輩子?”薛至武笑了，“殺了他，你根本就活不了一輩子。”
“但至少沒讓他毀我一輩子。”
“那就讓我來毀你一輩子。”
薛至武關掉手電筒，在黑暗中朝她的方向盯着。這女人不簡單，他确定打從她準備殺人的那一刻，就已經在想着怎麼應付警察。他轉身向外走，與來時不同，這次的腳步匆匆，不到十幾秒鐘，就已經拉開鐵門走出長廊。
副典獄長還守在外面，見到薛至武急忙問他順利嗎。薛至武歎了一口氣，拍拍他的肩膀，說：“聽說你為了見我，特意從家裡趕過來，你住得很遠嗎?”
“有一點遠，還好。”
“那就先别回去了，九點之前，從她嘴裡給我問出一個名字來。”
“屬下盡量。”
“一定要問出來，要是她還不說，你就把她的心剖開，看看裡面的那個人是誰?”
“呃，屬下明白薛副局的意思了。”
副典獄長明白，不能讓詹周氏死，況且是死在這個節骨眼兒上。然而薛至武也不想白來一趟，兩手空空，灰溜溜地滾蛋。詹周氏殺不了，他就帶條别的命走。
“有個叫吳玲的，《泰來報》的主編，在你們提籃橋吧?”
“是的，我記得這個女人。”
...“上面要審她，我今晚帶回去。”
副典獄長有些不理解：“這麼晚帶回去?”
盡管隻有他們兩個人，薛至武還是湊到他耳邊，講秘密一般低聲說：“上頭不喜歡她，上頭以為她早就死了，你居然告訴我她還活着，明天給我一張死亡報告。”
副典獄長連連點頭，保證不跟旁人提及，自己親自去提人。十幾分鐘後，副典獄長回來告訴薛至武，人已經铐住了，在他警車的後排。薛至武看了眼車裡的鐵欄，他有幾年沒親自抓犯人了，有人在他身後多少有點不自在。他讓吳玲坐到副駕位，雙手铐在扶手上。一路上他也不想說話，硬瞪大眼睛開着車。還好吳玲也不叨擾，沒像一般女人那樣大喊大叫。要沿着河邊走上幾公裡才能進入市區。車開到一半他停車靠邊，關掉車燈，點亮車頂燈。這時候吳玲說話了：“我認識你。”
“我也認識你。”
薛至武打量一番身旁的這個女人，與抓捕時不同，身上還穿着男式的囚服。有那麼一瞬間，薛至武想撲倒她發洩一番，将這一天的積怨全部放出去。非常渴望，他覺得就應該放縱一下，尤其是對這麼一個垂死的女人。副典獄長怎麼說的，不與旁人提及。他點起一支煙，深吸一口氣，讓白煙一絲絲吐出來後說：“有人花兩千萬讓我殺你。”
“這錢花得不值，我反正要死在提籃橋的。”
薛至武聽後笑了，湊近吳玲聞了聞，盡管關進去有一段日子，還是有些芳香留在耳後。
“沒想好，我已經收了一千萬。怎麼樣才能證明，我殺了你?”見吳玲答不上，他自己補充道，“當然，把你殺了就是最後的證明。”他起身在後排拽出詹周氏的血衣，将吳玲的手铐打開。“換上這些衣服。”
他讓她别躲，就在車裡換，他看着她略顯嬌小的胸部，過于瘦削的胯部。之後他讓她閉上眼睛，躺在河邊草地上，拍下幾張照片。叫她回車裡，繼續行駛。行至客運站，他拿出事先備好的箱子，遞給她，說：“裡面是難民的衣服，還有二十萬，離開上海，你要答應我，永遠别回來。”
吳玲點了點頭，拎箱子下車對車窗鞠了個躬。薛至武頭露出來問她：“你說你認識我，我叫什麼名字?”
“你是薛副局，别的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最好。”他摸了摸褲袋，又掏出二十萬扔過去，“記住，永遠别回來。”
開車回到家裡已經破曉。他把窗子關嚴，就快了，再等個把小時，大街就會響遍“糊塗局長糊塗案”的叫賣聲。睡前他打一個電話将張言叫醒。
“你頭一回見我，說請我看戲，看什麼《娜拉出走之後》,到今天我都沒看到。”
“馬上，馬上，我今晚就安排。”
“好好安排吧，把剩下那一千萬準備好，我們晚上邊看戲邊聊。”
“薛副局，您的意思是?”
“我是說，你們不用再等吳玲了。”
九
演出時間是晚上七點半，薛至武特意晚一點，等到黑場才和張言進入前排包廂。一整天他都沒出門，今天他是上海的主角。大街小巷談論着醬園弄殺夫案，談論他薛大局長。坐進去的時候話劇已經開始了，台上的男演員在呵斥女演員“撒謊的下賤女人”,女演員但凡頂嘴，便會遭到男演員的毆打。薛至武低聲問張言，《娜拉出走之後》講什麼的。張言臉色不對，又看了兩分鐘，确定這不是《娜拉出走之後》,他們換戲了。
“你不是說上一個月嗎?”
“這是時事劇，頂替了《娜拉出走之後》。”張言辨認着說，“劇院經常這樣，不時會有時事熱點的戲。”
...薛至武苦笑一聲，還有什麼熱點比得上他這個傻瓜局長呢?張言提議，不行換個地方再聊。說這話時他輕拍一下箱子，意思錢都準備好了。薛至武不想動了，這裡黑場挺好，别處也不一定方便，畢竟他是今天的頭版頭條。張言打開箱子給他驗一遍，問他蘇玲是怎麼死的，屍體要怎麼處理。薛至武不說話，摸着黑數錢。上面的一句台詞把他吓了一跳。
那是黎明的背景，有個男人敲門，問是什麼聲音。開門的是個女人，冷冰冰地回答：“沒事，是大塊頭發夢呢。”
薛至武擡頭盯着台上，不像，那女人神态舉止都不是詹周氏的樣子。張言緊張起來，繼續提議大家換個地方。薛至武嘴角露出一絲微笑，說：“我要看一看，他們怎麼演?沒準我破不了的案子，這出戲替我斷了呢。”
他把箱子合上，放在腳邊。轉場是第二幕，他薛副局登場了，當然不像他，在醬園弄前呼後擁，十幾個警察持槍保護他，還自诩不需一刀一槍制服歹徒。他也得承認，有些地方是對的，不過導演還是做了點藝術上的處理，他在詹周氏門前喊了幾聲，一腳正要踹出去的時候，門打開了，他摔了個屁股蹲兒。滑稽戲的表演方式，全場哄笑。
張言明白今天闖大禍了，又一次提議，咱們先離開。薛至武搖頭，長歎一口氣，身子靠到椅背上。
“你說他們往下怎麼演我?”
“薛副局，您别往心裡去，這些都是胡扯，這些都是下裡巴人的造謠。”
“刑訊逼供，他們要演我打女人。”
他不想看下去了，但絕對不能走，這時候離開就是灰溜溜地逃走。換了幾次二郎腿，他轉身問張言：“兩千萬，殺個人，保你個主編，值嗎，萬一日本人敗了呢?這麼多錢打水漂。”
“日本人不會敗的，他們比我們強太多了。”
“是，早先說他們三個月就拿下全國，現在打八年了，還分不出勝負，可能我們站錯隊了。”
“那薛副局你呢，你官那麼大，萬一國軍回來，也不會好吧?”
“不單是我，能進這戲院裡看戲的，哪個不算漢奸?就當是地震吧，大家全完，我沒什麼發愁的。日本人來之前我就是巡捕，就算黨國今年回來，我也過了八年的好日子。”
台上已經謝幕，觀衆滿意者居多，掌聲不斷。是啊，這部戲什麼都有了，他薛副局負責滑稽，詹周氏負責殘酷，大塊頭負責驚悚，而那個影子一般的同謀，則負責懸念。舞台重現了一個醬園弄，所有演員從各自的房子裡走出來對觀衆鞠躬。薛至武忽然想起來不對勁，他清楚地記得，抓捕那天有兩間熄燈的房間，詹家的一間，她家樓下右手邊還有一間。黑暗中門窗緊閉，還有一把明晃晃的鎖，他怎麼忘了?
十
蘇青早明白不會事事如意，好日子過後總會跟着壞日子。這段時間她太順了，她的出版編輯告訴她，截止到上個月，她的《結婚十年》發行了第三十六版，散文集《浣錦集》印了十八版。“這是個奇迹!”出版編輯跟她講，“抓緊寫下一本，不要再去搞話劇了，你現在是全上海賣得最好的女作家!”
但她還是想弄話劇，把易蔔生的《玩偶之家》改為《娜拉出走之後》,票房不算壞，但真的說不上火爆。觀衆也好，讀者也好，還是想看她的故事，想看她十六歲訂婚，十八歲結婚、懷孕、生子，想看她丈夫有多渾蛋，嗜酒、家暴、婚外情、窮困潦倒，終于在她二十八歲的時候下定決心離婚。較之“五四”前，那年代已經很進步了，自由戀愛，自由結婚，唯有離婚卻沒那麼自由，人們還停留在男人休了女人的邏輯上，也許蘇青不是第一個，起碼是最出名的一個，一時間人盡皆知，女人喜歡她，男人鄙視她。無論何種态度，人們還是會買一本《結婚十年》,看看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偶像或者妖婦。
她的壞日子是從三月底開始的，下午去劇場，她被通知《娜拉出走之後》要暫時停演，他們臨時換上一部時事劇。為此她險些和劇場經理吵起來，演員工資是她付的，道具搭景的錢也是她一次性出的，現在停掉就要全賠進去，之前說好的一個月呢?劇場經理搓着手跟她解釋，還是可以一個月，往後延長，一般時事劇就三五天的熱度，等這個勁兒過了，還是上《娜拉出走之後》。
那就這樣吧，道具幫她保管好，她去找演員協調。臨走的時候她問什麼時事劇。“醬園弄殺夫案”,劇場經理告訴她。
她眨眨眼睛，搖搖頭。她不看報紙，偶爾翻翻也是翻到副刊。
“這麼大的事，你沒聽說過?”
“在醬園弄，一個女人，殺了她丈夫?”
“你聽說過了?”
“沒有，”她笑了，“就是字面的意思嘛。”
說好的三天，難得閑暇，晚上她約胡蘭成一起吃飯。他們關系很好，認識有幾年了。好到從餐廳出來，就自然而然去了胡蘭成在大西路的住處。為什麼能這樣好呢?他胡蘭成是個爛人，家有妻室，拈花惹草，更重要的是他賣國，給汪精衛做禦用文人。然而她蘇青能好到哪兒去呢，她以為自有克制，愛恨情仇，不會糊裡糊塗委身于誰，可是全上海的讀者都認為《結婚十年》的作者是個蕩婦。
她把這個困惑講給了胡蘭成，你是個抹布，哪兒髒擦哪兒，女人不斷，卻沒人嫌棄你這一點，而我，隻希望找一個相愛的人嫁出去，卻被當做人盡可夫。胡蘭成不說話，當這話過去了。是啊，沒法讓他表态，他有老婆，女兒剛出生，希望他講什麼呢?
“你覺得我們這種關系能持續多久?”她問。
“我講不清楚，願它盡量長久。但這由不得我們，往後上海什麼樣都難講。”
她歎了口氣。胡蘭成叫車送她。坐進後排時蘇青說，有空我會再聯系你。胡蘭成講，最近可能還要約你吃飯，最好就是這幾天。蘇青沒明白他什麼意思。
“你寄來的雜志我看了，《天地》,第十二期，有篇叫《封鎖》的小說寫得很好。你認識作者嗎?”
“張愛玲，我很喜歡她，我們很相熟。”
“我喜歡這篇小說，我想我也會喜歡小說的作者，我想認識她。”
“你要怎麼認識?”蘇青有些警惕。
“我想你來介紹我們。”
蘇青盯着他，搖上車窗，汽車已經在緩緩移動，她依然轉着頭看他遠去的身影。她不敢轉移視線，她怕眼睛一轉，一眨，眼淚就掉下來了。
十一
晚飯約在八點鐘，他們說好的，别太早，讓食客散一散，别被某個認出蘇青、張愛玲的讀者打攪到。胡蘭成來得早一點，兩位女士入座後，大家寒暄幾句，就陷入一個沉默的公約數裡。還好餐廳有鋼琴獨奏可以解圍，一曲過後，張愛玲問蘇青的新戲怎麼樣了。蘇青不直接回答，先說醬園弄有個女人，不知道什麼原因，把她丈夫殺了，于是她的戲就停演了。
“跟《娜拉出走之後》有什麼關系?”
蘇青笑笑，不回答，問張愛玲最近如何，雜志還等她的稿子呢。
“我想寫長篇，”張愛玲說，“我從沒寫過長的，不都說長篇像長跑，考驗一個作家的體力和耐力，我想證明自己。”
“寫什麼呢?”
“不确定啊，暫時想的是一個女人被她丈夫囚禁十幾年的故事，當然細節不會這麼簡單。”
“名字總想好了吧?”
“想好了，《十八春》。”
蘇青遲疑了一下，直截了當告訴她，她感覺不好，太風塵了，像青樓的名牌。
"也是啊，但另一層面的含義是，這個女人經曆了十八個春天，十八次希望，卻從沒能走出去。”
張愛玲恍惚起來，就像當場陷入了構思的迷局。這期間胡蘭成一直沒說話，還挺紳士地聽着兩個姑娘談話，不時招呼服務員上菜。最後一道菜端上來時，他終于說了第一句話：“不如叫《金鎖記》。”
“《金鎖記》?”張愛玲恍過神來，跟着念叨兩遍，說，“謝謝，我會想想的。蘇青，你怎麼樣，下部寫什麼?”
“我不知道。”顯然蘇青不想聊這些。寫作對于作家而言，寫得順，就算你不問他，他自己也會滔滔不絕地講下去，寫得不順，多問幾句就是對他的折磨。
幾道西餐他們吃了快兩個小時，胡蘭成中間加了一次香槟，一次紅酒。後來大家都有些微醺了，張愛玲打聽起胡蘭成。她知道他，這幾年政壇文壇到處都見他的名字，她問他既然你投奔了汪精衛，為什麼去年又被他關進大牢裡?
“我們的理念不同。”
“怎麼不同了，不都是投奔日本人嗎?”
“他要赢，他還要打仗，打到重慶去，把老蔣幹掉，做真正的總統。而我主張和，哪裡都不要打，既不跟日本人作對，也不對英美宣戰。”
“這樣是可以少死很多人。”
“不止是這樣，當今世界分兩個陣營，德意日的軸心國，和英美為首的同盟國，這場戰争總要有人輸，有人勝。你說輸了的會怎樣?”
“割地，賠款，甚至被奴役。”
“但不管是德日赢，還是英美赢，中國不會輸，不會割地賠款。這就是我的态度，德日勝利，我們是軸心國，享受勝利的果實；若是英美勝利，老蔣就是同盟國，他還是中國，中國人沒損失，到時候保全中國，死他一個汪精衛就好。”
“所以，這番話刺痛他了?”
“不止這些，我罵他不配做中國人，心裡沒有國家，隻想着他自己的春秋大夢。”
“他啊，沒殺你，還真是你祖上積德。”
“他要不是去年死了，恐怕我今年就沒機會和張小姐共進晚餐了。”
胡蘭成讓服務生再開一瓶酒，有個眼尖的讀者認出了蘇青，過來問她要簽名，然後告訴餐廳，為《結婚十年》的作者蘇青小姐點一首曲子。餐廳一時間騷動起來。三個人拎着剛打開的紅酒，有些狼狽地跑到了大街上。
雖已入夜時分，路上霓虹閃爍。胡蘭成和兩位女士商量下一站去哪兒。張愛玲表示沒關系，時候不早了，不然就各自回家吧。
“去胡蘭成家!”蘇青高聲喊道。她像為難胡蘭成，想讓張愛玲看到他有不少女人的痕迹，甚至還有她蘇青的痕迹。看起來張愛玲也是意猶未盡，居然應允了這次邀約。
進家門時蘇青看了眼牆上的挂鐘，夜裡十二點半，挂鐘下面的衣架上還纏着她上回忘在這裡的絲巾。張愛玲也見到了，眼神停留幾秒，就朝胡蘭成望去。他們又喝了兩瓶酒，蘇青已經困得口齒不清，盡聽他們倆在聊天。她說不行了，去睡一下，徑直進了胡蘭成的卧室。
躺到床上反而睡不着了，依稀聽到兩人在客廳的說話聲。聽不清楚，她開始思考晚餐時的問題，她下一部寫什麼。毫無頭緒，反而比酒精更有效地助眠了。
也不知道睡了多久，天還沒亮，酒勁基本消退，兩人還在客廳聊天。她揉着眼睛出去，看見挂鐘已經快五點鐘。四個多小時，他們第一次見面，就永遠聊不夠的樣子!
“你睡醒了?”張愛玲問道。
“你還沒睡?”
“是啊，還不太困。”
“我不該睡着的，連累你一夜沒回家。”
“沒關系，我們聊得很自在的。”
她認識胡蘭成幾年，好像都沒有今天一個晚上的話多，張愛玲同樣如此。她有些恨恨地看着挂鐘，是怎麼了，是嫉妒嗎?時間在逝去，身旁的兩個人在說什麼,她一句話也沒聽見。四點五十九分，她在等整點敲響。分針就要指到十二的時候，她坐直身子，做好準備。
沒有響，胡蘭成這個爛人，怕驚擾到迷人的張小姐，把聲音調掉了!
“我要回去了。”蘇青起身說。
張愛玲擡頭看她：“我叫車送你吧。”
她在等我離開?蘇青點點頭，說：“不必了，你們慢慢聊。”将外套穿好，她對張愛玲說：“晚上你問我，下一部寫什麼,我沒回答，我現在告訴你，我寫不出來，讀者不愛看我編的故事，我也不會虛構，他們就愛看我自己的故事。但是我沒什麼好寫的了，我也不知道怎麼辦，我是不是就這樣，靠一本書，當一輩子作家了啊?”
說完她轉身就走，她害怕安慰，害怕張愛玲或是胡蘭成那同情的眼神，鼓勵她别恐懼，寫下去。開門的時候她看一眼衣架上的絲巾，猶豫了一下決定留在那裡。既然今天是她的壞日子，張小姐的好日子，那就讓這一天再壞一點，再好一點吧。
十二
新戲擱置，新書不知道寫什麼,朋友一夜之間似乎都不見了，蘇青不知道接下來該幹什麼了。她又去劇院鬧過一次，算不上鬧，也就是大聲争取。劇場經理顧左右而言他，他說不是錢的問題，是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
“救誰，人已經死了，你救誰?”
“救嫌疑人。”
“你救兇手?”難以置信，蘇青覺得他們搪塞都不找點像樣的理由，“你救殺人的人?”
“不是兇手，是嫌疑人，除了薛副局，全上海都不認為她是兇手。”
蘇青想找薛副局談談，他們占了我的地方，天天演你的笑話，你什麼滋味，就不能做點什麼嗎?頭一次去他不在，留下口信讓薛副局回她電話。回去的路上下了幾場太陽雨，晴空萬裡，頂着太陽，忽然就跟頭頂有人潑水似的下上那麼兩分鐘。最後一場雨出了彩虹，雨點如流星一般從彩虹間穿過，落到她頭頂。蘇青一時看出了神，她還不想回家，她要到處走走。
薛副局第二天沒聯系她，她在家睡了大半天，有些傷風感冒。晚上才出門喝了點湯，她再去劇院看看，沒準兒今天人們就已經對這個案子沒興趣了。
出乎她意料，座位都擠滿了，勝過任何經典話劇的票房。她隻買到二樓最裡面的一張票。沒看完，卻看得淚流滿面，跟劇情無關，估計就是想找個黑暗角落大哭一場罷了。哭過之後她決定離場。對每個人說打擾了，從裡面一點點騰出來。台上的女主角在進行最後一場獨白，她對警察說，你們打我，折磨我，逼我說出很多假話，能再記幾句我的真話嗎，我不識字，自幼孤兒，被周家收養作丫鬟，本以為嫁了詹雲影，就真的有個家了，可是這不是我要的家，他要麼一個月不回家，在外面狂嫖濫賭，要麼回一次家，就将我痛打一頓，把這個月的家用搶走。現在是他死了，你們審判我，槍斃我，有朝一日若是我死了，我想你們不會抓他的，隻會笑我詹周氏體弱多病，命比紙薄。
就像那片彩虹，蘇青移到一半，幹脆擋住後面，怔怔地望着台上。她知道接下來幹什麼了，她知道下一本書終于不用再寫自己，詹周氏在那裡，她要好好了解一下這個命比紙薄的女人。
十三
進入四月份，宋瞎子重新出攤算命。大塊頭的血沒能吓住他，反而讓他對外吹噓，他這回可以更容易地同死人講話。同當時大多數地方的中國人一樣，死亡司空見慣，人們早就失去了對死亡的敬畏與恐懼，戰争、疾病、貧窮，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中國人像蟑螂一樣，屍橫遍野地死亡，又密密麻麻地生存。
樓下一直關燈的那戶人家也有了眉目，孤零零就一個男的，叫何惠賢，山東淄博人，四十多歲，十多年前老婆死了，沒孩子，也沒續弦。二房東王燮陽悄悄地講，他倆絕對有事，何惠賢和詹周氏，全醬園弄都不敢借錢給她，唯獨從何惠賢那兒每個月她都能弄出點錢來。
這一切都符合薛至武的猜想，當王燮陽打開賬本的時候，他明白自己又想錯了。何惠賢是三月十五日退房搬走的，距離詹周氏殺夫還有一個星期，買的是回老家的火車票，鄰居們看着他把行李大包小包地捆在馬車上，去了火車站。
薛至武點起一支煙，又陷入沉思。案子發生十來天了，合謀者沒找到，他反而成了街頭巷尾的消遣。醬園弄不大，圍成一圈的小弄堂，裡面跟他媽螞蟻窩似的住了一百零四戶人家。薛至武偶爾見到一個男人，就會緊盯他的雙眼，試圖找出點破綻。毫無頭緒，四月三日晚上，他在辦公室待了一夜，讀屍檢報告，讀審訊筆錄，讀下屬警員走訪的記錄。四月四日晚上，薛至武在大塊頭的家裡住了下來，他以為會很怕，會失眠，結果他太累了，倒床上就睡着了。也許是過于香甜，淩晨四點多他便醒過來，摸着黑在屋裡尋找，找着找着他都忘了自己要找什麼,黑暗中坐在床邊大口地喘氣，天亮的時候他想起來了，他要找床底，找衣櫃，看看這家裡有沒有一個藏身的地方。大塊頭十二點多進家門，兩人吵架到夜裡三點，這期間那個合謀者藏在哪裡?詹家太窮了，沒賺什麼錢，又全被大塊頭賭光了。沒有所謂的床底，就一張床闆，跟日本榻榻米似的鋪在地上。衣服都收在箱子裡，或是一排排挂在牆角，唯有廚房的一個儲水缸有些可疑，家裡沒人十來天，裡面的水都有些泛渾。薛至武半蹲下來，張開雙臂丈量，不到一米高，詹周氏那樣的小個兒都不一定進得來，何況一個男人。薛至武推門下樓，仰頭在醬園弄轉了一圈，兇手就在這裡面，他是三點以後進來的。
他去敲二房東的門，王燮陽沒起床，妻子王陳氏為他開的門。他問，在夜裡要是有外人進來，你們會不會知道。
“我們就住在大門這裡，别說是外人，房客回來，我們都要看一眼。”
“那天晚上，有什麼人是夜裡回來的?”
王陳氏想了想，确定大塊頭是最後一個回來的，之後她就把大門鎖上了。薛至武又過一遍醬園弄的每扇窗戶，要王陳氏打開何惠賢的房子。
窗明幾淨，隻是牆角長了些青苔。王陳氏說她每個禮拜都會打掃一遍，隻是這個案子不知何時才能結束，現在都招不來租客了。
薛至武點點頭，沒法承諾她結案日期，他要王陳氏給他一份名單，醬園弄所有的單身男人。他假設兇手淩晨下床出門，沒有家人或妻子察覺。
“出門?去哪裡?”
薛至武擺擺手，開車回警局。中午王陳氏的名單交上來了，他讓隊長把名單上的人帶回來審訊。秘書提醒他，有位蘇小姐昨天來找過他，還寫下了電話号碼留在桌上。薛至武詢問長相年紀，看着桌上的便簽，家裡有電話的年輕女士，又一位小姐太太，可惜和案子沒關系。
他沒心情回電話，在辦公室等了一天，傍晚時分，隊長拿着厚厚一沓筆錄回來，對他搖搖頭，說：“都審了，看樣子沒有可疑的。”
他翻了翻，淨是些廢話，讓隊長備車，他要去提籃橋一趟。
這回他沒有進獄區，在禁閉室等看守把詹周氏帶來。明顯是瘦了，好像也挨了不少打，走路都需要看守攙扶。薛至武示意她坐下，喝杯水，讓看守去門外等候，自己點上一支煙，連抽幾口問：“你多久和何惠賢睡一次?”
...詹周氏瞪大眼睛，似乎在驚訝他的查案速度。
“借一次錢，睡一次你?”“也不一定，他主要是同情我。”“大塊頭知道嗎?”“不知道，我想他知道了也不會在乎。”“可是，他可以用這個理由打死你。”
詹周氏沉默，他說的是對的，不是今年就是明年，大塊頭早晚會打死她。
薛至武繼續講：“你最後一次跟他借錢是三月十三日，買那把菜刀，你先去的刀鋪，那把刀要一千五，我問過刀鋪老闆了，他說你頭一次來錢沒帶夠，又回去取的。實際上，你去跟何惠賢借錢了。”
“他給我拿兩千三，讓我留八百過日子。”
“可你跟他說，這樣下去不是辦法，你計劃殺了大塊頭，然後跟他過。讓你沒想到的是，何惠賢怕了，他可以同情你，可以睡你，但他不想為你殺人，甚至不想讓别人知道你們的奸情。第二天他就買了回老家的票，臨走的時候還留了他房間的鑰匙。你三月二十二日對大塊頭下手，十天的時間，你又找到一個靠山，幫你殺了大塊頭。”薛至武停了幾秒，問，“這個人是誰?”
“沒有别人，就我自己。”
“我這樣講吧，我不知道他哪天進來的，但他一直在醬園弄，住在何惠賢的房子裡。你也摸不準大塊頭哪天會回來，三月二十一日夜裡，他回來了，三點鐘他才睡着，你看着時間，四點鐘，五點鐘，你開門把他放進來了。”
詹周氏拼命搖頭：“不是的，不是的。”
薛至武盯着她，将煙頭掐滅，對她笑了笑，起身離開。出門時典獄長趕來了，跟他解釋：“辦法都用過了，真是嘴硬，什麼都不說。”
“給她吃點好的，養養傷，别在這兒出什麼差錯。記着，她是死刑犯，我得讓她死在刑場上。”
四月六日周市長邀請他吃法餐，他是薛至武的直接上司，兼任上海警察局局長。薛至武知道周市長找他幹什麼,報紙天天在炒這件事。前菜還沒上，周佛海就問他，醬園弄的案子是怎麼回事。薛至武從頭到尾彙報一遍并表示，會派人去山東抓捕何惠賢。
“把他抓到，一切就可以水落石出了。”
不知道哪句話惹他不高興了，周佛海放下刀叉，折起餐巾擦着嘴巴反問：“他是軍統還是共産黨?”
“都不是。”
“那他是什麼?”
“普通人，兇手。”
“好，兇手，你要費這麼大警力抓一個普通的兇手?我問你，上海的警察該幹什麼?”
“讓上海穩定，打擊犯罪。”
“别在這兒講好聽的，我的人該幹的是，抓老蔣和老毛的人。”周佛海看眼手表，“現在是六點半，此時此刻，全上海至少有十個組織在秘密籌劃怎麼暗殺我周佛海，你不去搜他們，跟我要人，去他媽山東抓何惠賢?”
“屬下的錯。”
“報紙我看了，記者說詹周氏一個人幹不來，那就是有個奸夫。這很難找嗎，滿大街都是。”
“屬下不明白。”
“你聽着，薛至武，你說，她不給你一個名字，你就不能給她一個名字嗎?”
“給她一個名字?”
“滿大街都是，我給你五天的時間，我要在報紙上看見這個案子了結!”
主菜是牛排，端上來時滋呟冒油，周佛海都沒瞅一眼，将餐巾扔在桌子上，帶随從離開了餐廳包廂。
剩薛至武獨自在餐廳吃了兩份的前菜、主菜和甜品，主要的是還喝了兩人份的洋酒。回去的路上有些微醺，還沒到局裡，就在路邊吐了出來。他讓司機先回去，自己步行透透氣。司機不敢抗命，又不敢把他一人留在大街上，把車開在後面緩緩跟随。薛至武搖搖晃晃，影子在路燈下時長時短。五天，到四月十日，滿大街都是，案子會更簡單，隻是時間太緊了，何況他真的不想随便拉個替死鬼。他迷迷糊胡糊，掐着指頭從拇指開始數日子，費了半天勁都數不到小指。
到局裡差不多晚上十一點。剛推門進去還以為自己進錯門了，一位圍着披巾的年輕女士正坐在他的位子上，見他進來，說：“值班的說，你一定會回來。”
他揉揉眼睛，倒退回門外，看看門牌沒錯，跨步進門問：“你找我?”
年輕女士站起來，向他走過去。薛至武确實有些醉了，瞪大眼睛也看不清她穿的是旗袍還是短裙，隻聽到高跟鞋的聲音漸漸靠近。
“你好，”女士伸出右手說，“我前天來找過你，我是蘇青。”
十四
他們倆聊了很久，确切地說蘇青在講，薛至武眯着眼睛看她，酒勁兒還沒過去，蘇青講的一句話也沒聽進去。從進門那一刻，他就覺得這女人有種味道，說不上很美，看起來也不年輕了，但就是有吸引人的地方。他确定沒見過她，可如此似曾相識，他又問一遍她的名字。
“蘇青，薛副局，你有在聽我講嗎?”
薛至武點點頭，仿佛疑點解開的表情，說：“我看過你的戲。”
”《娜拉出走之後》?”
“差不多，我奔着這個去的，劇場臨時換了别的戲。”
薛至武說完苦笑，兩人都明白這其中的意味。他看見蘇青從包裡掏出煙盒，向他推過來。薛至武瞅一眼香煙的牌子，特沒勁兒的那種女士香煙，他搖搖頭說：“那出戲講的是什麼呀?”
“沒什麼意思，外國的故事。”蘇青自己拽出一支點上，吐出第一口煙霧時說，“我要見見詹周氏，我要寫她。”
“你想把她寫好，還是寫壞?”
“我還不知道，但我同情她。”
“哈，你也同情她，何惠賢的同情是跟她睡，你的同情是寫她。”
蘇青愣了一下，也不知何惠賢是何等人物，說：“我覺得她像我們所有女人。”
“你們?你要記着，她和你不一樣，她是個殺人犯。你現在還不能見她。”
“現在是到哪天?”
薛至武又數了一遍，從拇指開始，這次數到了小指，然後他握緊拳頭，輕敲兩下桌子說：“五天，到四月十号。”
等不到第五天，八日的晚上，副典獄長打電話過來說，詹周氏咬舌自盡了。話沒說全，薛至武一度以為她死了。趕過去的時候她已經住進醫療部，舌頭止血，躺在病床上，嘴裡戴了上下兩排的牙套，也不知是睡是醒。薛至武拽把椅子坐在床旁邊，點起一支煙，慢悠悠地說：“你反正都是要死的，不必這麼急，我沒讓你遭什麼罪吧，那你就好吃好喝地等到上刑場那天。反正你都不講，我也不跟你問名字了，我拿三條命陪你上黃泉，二房東王燮陽、樓下宋瞎子、刀鋪老闆，他們都可以是你的幫兇，都可以陪你一起吃槍子兒。”
薛至武講完走到床邊，打開窗戶将煙頭彈出去，陽光明媚，卻是一些人最後的時光。他聽到詹周氏在他後面翻身，一個很含糊的聲音吐出來。
薛至武想起她戴着牙套，舌頭又剛咬破，讓護士送筆紙進來。詹周氏握筆對着紙虛劃了半天，努力地說出第一句話：“我不會寫字。”
“那就說出來，救他們三個一命。”
“小，”她停頓一下，舌尖舔了舔牙套，“小甯波。”
見到他第一眼，薛至武就确定小甯波殺不了人，他沒那個長相，詹周氏都有股狠勁，小甯波眼珠子裡面蹦的都是投機與谄媚。已經是四月九日的下午，小甯波被帶進警局的十六個小時以後。隊長報告薛至武，頭幾個小時嘴還很硬，不過還是招了。薛至武接過口供浏覽一遍，放到一邊問：“你認得我嗎?”
“副局長，他們叫你副局。”
“嗯，上海我說了算，你好好地配合我，我保你不死，風頭一過我就放你出去，給你個閑差，天天玩你的牌，我給你出賭資。但你得回答我想聽的。聽說你昨晚吃了不少苦，何必呢，何必說我們不想聽的呢?明白了嗎?”
“明白，明白。”
“好，知道誰把你供出來的嗎?”
“詹周氏那個賤人。”
“她為什麼供你?”
“她不喜歡大塊頭跟我玩牌，以前去過她家一兩次，都是被她撒潑趕出來的。”
薛至武搖搖頭，很失望：“這個不是我想聽的，昨晚他們沒教你怎麼說嗎?”
小甯波眨眨眼睛，想清楚後說：“她跟我說，自己存了一些私房錢，殺了大塊頭，她跟我過。”
“很好，大塊頭很少回家，有時候一個月回不來一次，不過你知道他什麼時候回家。你先讓詹周氏買好砍刀，三月二十一日夜裡，大塊頭輸光了，離開遠東飯店，你在後面跟着，一路進了醬園弄。大塊頭上樓進門，樓下是何惠賢的房子，詹周氏早給你鑰匙了，你在裡面等他睡着，才悄悄進了門，我說得對嗎?”
小甯波愣在那裡，不知如何回答。薛至武又追問一遍：“對嗎?”
“對，對!”
“你記得就好，明天千萬不要出差錯。”
“明天就上法庭?”
“着急了不是，沒那麼快，明天過現場，在殺人的地方走一遍。”
“我真沒殺人!”
“不好，這麼說可不好，記着，全上海的記者來給你拍照，你要出名了。”薛至武微笑地看着他，那表情似乎在恭賀榜上有名的秀才。
十五
薛至武數了數，來了三十多家媒體，仿佛開一場盛大的party。一切都順理成章，詹周氏與小甯波也還算配合。隊長的意思是由他對記者講解案發過程，薛至武擺手拒絕。這段日子既然出盡了醜，他也懶得再出風頭。還好隊長懂規矩，回答每一個記者問題時，都會先加上一句“我們薛副局認為”,不敢自己稱功。
面對照相機，薛至武在二樓房間站了一會兒，之後從人群中退出去，到花壇邊抽支煙。離老遠還能聽見記者問話的聲音，聽起來他們也滿意這個結果。這時候要是有杯紅酒就好了，春意盎然，借着鳥語花香小啜一口。有個女人朝他走過來，靠近一些他認出是蘇青。
“我們有邀請你嗎?”
“我也是媒體，”蘇青在他旁邊坐下，又掏出她的女士煙，“我們辦的雜志叫《雜志》。”
“倒是挺取巧的。”
“您這不也是挺取巧的嗎?我看了小甯波的報道，他是再合适不過的幫兇了，沒老婆孩子，遠東飯店的小混混、爛賭鬼。估計你都快相信，他會殺人了。”
“你要說什麼?”
“我要說，你覺得詹周氏為什麼要殺大塊頭?”
“因為她受不了大塊頭是個爛賭鬼。”
“所以她要殺了大塊頭，好嫁給小甯波，另一個賭鬼?”
薛至武側過頭盯了蘇青幾秒，轉回來直視前方，說：“案子已經結了，詹周氏怎麼想的，那是她自己的生活，我不能替他們想透，幫他們活一遍。”
“好，薛副局，就說這個案子，你有沒有想過，詹周氏到底為什麼要殺大塊頭?”
“她想離開大塊頭。”
“那為什麼不離婚呢，為什麼要殺了親夫，把自己作踐成一個死囚呢?”
“是啊，”薛至武苦笑兩聲，“為什麼不離婚呢?”
“因為她離不了婚，我是離過婚的，我知道，在中國，在上海，離了婚的女人還不如妓女。你問我《娜拉出走之後》是什麼戲，娜拉的丈夫重病時，娜拉四處借錢給丈夫治病，後來丈夫病好了，那些債主也一個個催上門來，她丈夫說錢不是我借的。債主說了，你妻子借的，不跟你借的一樣?她丈夫說，那可不一樣，從現在開始她就不是我妻子了，我決定跟她離婚了，她借的錢她還，跟我沒關系。可是娜拉離了家就無法生存，她不識字，又幹不了體力活，房東都不會把房子租給一個單身女人。走投無路，娜拉隻好做妓女，街邊賣笑，她最後一個客人是她的丈夫，在街頭偶遇，她丈夫現在已經發達了，居然嫖了她，這他媽算憶苦思甜嗎?完事還把錢扔在床上算嫖資!”
“最後呢，娜拉什麼下場?”
“我寫時也在猶豫，我讓娜拉自殺了，看起來這是最合理的結局，可是這不對，我現在明白了，我不能讓她這麼死，她應該拿起砍刀，殺了她丈夫。”
二樓那邊罵起來了，小甯波撒潑似的，掙脫着腳鐐要往詹周氏身上撲，也許才意識到他不會就此發達，他會死在大牢裡。隊長帶頭用警棍打他，薛至武站起來回身看了會兒，坐下來和蘇青繼續說：“你說誰，你說娜拉還是詹周氏?”
“不管是誰，總有些渾蛋遊走于法律邊緣，沒犯法，卻把女人折磨得生不如死。你們警察管不了的人，我們隻能自己反抗。”
薛至武身子向前弓，雙臂撐在腿上，雙手交叉着不說話。小甯波就算了，活着死了都是個雜碎，主要是詹周氏。已經四月十日了，晚上他就要給周局長寫結案報告。他需要講詹周氏殺人是不得已而為之嗎?不可能，那就這樣吧。甭管詹周氏面前有幾條路，甭管還有什麼人在幫她，大塊頭不是死了嗎?按過去的規矩，詹周氏就算什麼都沒幹，不還是得殉夫陪葬嗎?真是的，誰也冤枉不了誰
十六
仿佛是躲媒體的風頭，法院一拖再拖，到六月底才對詹周氏開庭。五十天裡，詹周氏成了這個春天最熱門的詞彙。張言對薛至武開玩笑說，上海所有關于醬園弄的報道，加起來有幾百萬字了吧。蘇青也寫過幾篇稿子，發表在她自己的《雜志》上。他們不想讓詹周氏死，他們覺得詹周氏一死，這個城市就要病了。
胡說，殺人不償命才會讓上海大病一場。正方反方都在等一個結果，弄得法院也不敢開庭了，它也在等，等上海忘了這件事，是死是活不再被輿論左右。六月下了幾場大雨，所幸城裡沒澇，法院宣布檢方準備好材料、證人，二十七日開庭，七月以前把這場争論了結。
開庭的第二天薛至武去了，作為檢方證人，他要證明屍檢報告以及兩名被告口供的真實性。上海已經不再涼爽，尤其是大雨之後，法庭裡悶熱潮濕，幾架吊扇在棚頂緩慢轉動。他回答檢方提問，他說三月二十二日接到報警，在醬園弄将詹周氏抓獲，她本人也對此供認不諱，但一直在保護幫兇小甯波，直到警方掌握一定的線索，才肯吐露小甯波為幫兇。
“薛副局，”檢察官問，“那麼,在您多年的從警經驗裡，詹周氏此舉，算不算有自首情節?”
薛至武看眼被告席上的詹周氏，她眼神有點呆，吊扇的影子一次次打在她臉上，好像一直在盯着牆角的蜘蛛網或是斑點什麼的。他松松領帶，回答檢察官：“算的，詹周氏有自首情節，可以适當減刑。”
“屍檢報告上說，詹周氏及其幫兇，将詹雲影殺害後，分屍十六塊，對嗎?”“是的。”
“好的，法官大人，”檢方放下卷宗，面對着法官說，“殺人是死刑，殺自己的丈夫更是死刑，何況殺夫後又大卸十六塊。詹周氏的罪行足夠三個死刑，哪怕再有立功表現、自首情節，減去兩個死刑，詹周氏還是個死。”
法官思索幾秒，讓被告律師問問題。詹周氏沒請律師，最終由法院指定一名律師給她，與其說律師，不如說是詹周氏的代理。他先與詹周氏低聲商量幾句，随即起身宣布，被告方沒有問題，可進入下一環節。
中午休庭後薛至武就離開了法院，晚上檢察長打電話給他，告訴他是死刑。薛至武“嗯”了一聲，沒再說什麼,換平常這多少值得慶祝一下，這次他沒怎麼興奮，也許真的是被蘇青這些知識精英影響了。
不出所料，蘇青在次日找到了薛至武，她想知道，判死刑的人，一般多久執行。
“我還想争取一下，”她說，“争取能讓她活下來。”
“我勸你還是劫獄吧，她是一定要死的。”
“薛副局，您可能不知道，一半以上的上海人不希望她死。”
“是一半以上的上海精英吧?老百姓才不關心詹周氏，西南戰場誰勝誰敗，他們都不在乎，會操心詹周氏死不死?"
“那如果我們也不在乎，這個世界永遠不會往前走，不會更美好。”
“你們太高估自己了。”
“薛副局，我希望你能活得長久一點，久到你能看見，我今天的話是對的。”
離開警察局，蘇青沒有回家，她想去雜志社再寫一篇稿子，雜志來不及，就發在明天的報紙上。她在桌前坐了兩個小時，一個字也沒寫出來。因為她明白，就算稿子寫得妙筆生花，也不會改變詹周氏的命運。
她給張愛玲打電話，約她出來坐坐。這讓張愛玲為難，她說她在寫《十八春》那個長篇，剛剛知道怎麼寫，她怕一出來，又要重新構思幾天了。聽到蘇青語氣低落，她問蘇青怎麼了。
“詹周氏明天就要判決了，是死刑。”
“就是殺丈夫那個嗎，那你為什麼難過?”
“你一直沒關心這個嗎?”
“我隻是知道這場争論，死刑還是終身監禁，但我無所謂，我沒态度。”
“一件事情發生了，你能做到沒态度?”
電話那邊停了好久，在想怎麼跟她解釋。“就像寫小說，把它如實描繪下來，我可能會有傾向，類似于同情，但我真的沒态度。你知道，我不是左拉或羅曼·羅蘭那類作家。”
“你可以做那樣的作家。”
“像魯迅那麼操心，搞得自己一本書也寫不出來嗎?”
“好吧，你是托爾斯泰。”
蘇青笑了，挂掉電話她又打給一個人，接通後她就後悔了。那邊是胡蘭成，聽到蘇青有點不對勁，問要不要找個地方喝點什麼。地點定在靜安，離他倆都不算遠。蘇青要血腥瑪麗，由于口渴，一口氣幹掉頭一杯，喝到第二杯的時候，蘇青說起詹周氏，事實上她都沒機會去提籃橋探視過她，但說不上來，死刑為什麼會讓她很難過。
“說真的，我們能不能改變世界，讓上海變得更美好?”
胡蘭成沉默，蘇青也覺得自己格局太小了，胡蘭成幹什麼的，以前給汪精衛寫稿子，新總統上任前都得跟他拉拉關系。蘇青又要一杯，喝得太快有點暈了，想從吧台上下來，找個舒服點的卡座。胡蘭成攙着她胳膊走下去，坐好之後胡蘭成說：“現在局勢不穩定，說好的三個月，八年還沒拿下。老蔣随時可能回來，你知道我這幾天一直在想什麼嗎，我沒有想我胡蘭成什麼下場，怎麼個死法，我在想中國以後會什麼樣，會更好還是更壞。我們都一樣，我們都想為改變這個世界盡一點力氣，可有時候我們會錯，我一直努力的事，沒能讓整個世界更好，到那時我們才發現，我們把力氣用反了。”
蘇青的确是喝多了，腦子要轉好幾個彎才能想明白胡蘭成在說什麼,盡管她不願意承認，但好像是越來越喜歡這個男人了，他太強大了，在他身上總能找到一種力量來治愈她階段性的虛弱。
結賬之後他們站在街邊叫車，這時候她都不知道是一輛還是兩輛，第一輛車停在他們面前，他為她開車門，她坐到後排裡側，胡蘭成也彎腰探進車内，說：“對了，我忘記說了，我要和張小姐結婚了。”
“哪個張小姐?”蘇青皺了皺眉，想到是誰了，“可是，你妻子不是剛給你生了個女兒嗎?”
“所以我上個月離婚了。”
蘇青冷笑，搖了搖頭，嘴裡念叨着：“真是禽獸。”
胡蘭成還是對她笑了笑，感謝她介紹張愛玲與他相識，最後退出車内，禮貌地幫她關上了車門。
十七
薛至武後來想想，當時應該明确回答那個問題，一般來說，從死刑到執行是十五天到二十天。奇怪的是，兩次詹周氏都沒死成，頭一次是七月十八日，清晨小雨，像是與世界告别的日子，可上面突然要求調走所有的警力，全城巡邏戒嚴。于是行刑推遲二十天，于八月六日的晌午執行。
五号的晚上詹周氏吃了一頓不錯的上路飯。到六号上午，東京時間的八點十五分，日本出事了，美軍在廣島投放了蘑菇雲一般的炸彈。所有的警察進入戒備狀态，包括行刑隊，眼下有比槍斃幾個犯人更大的事兒等着他們。
晚上通知下來了，日本拒絕投降，周佛海要求提籃橋先處置政治犯，刑事犯人暫時擱置。行刑隊馬不停蹄，平均每二十分鐘便往刑場拉一名犯人，槍決，掩埋，再進入提籃橋提下一個政治犯。八月九日，第二顆原子彈在長崎郊區爆炸了，時間緊迫，行刑隊連刑場都不去了，直接在提籃橋打開牢房大門，對着犯人的額頭就是一槍。
這段時間薛至武一直抱病在家，他知道老蔣會回來，日本人不會帶他走，事實上他們連和服女人都無法帶走了。每多殺一個犯人，日後都會多一份罪責。
他在思考怎麼活命，有一種預感，詹周氏都會比他活得久。
還好，最終日期定為八月十五日，真是躲得了初一，躲不過十五。他那天上午出門，想去提籃橋看看，老蔣的人差不多都殺光了，一千多人，在監獄西北角攏起一個火堆，專門火化臨時處決的屍體。在那一天詹周氏終于害怕了，自殺的時候她一心想死，可别人要殺的時候，她坐在那裡兩腿發抖。
這回沒上路飯，監獄已經亂成一團，獄警的夥食都難以供應。以前的那些廚子們不是辭職就是告假，他們隻是養家糊口，日後萬一上綱上線怕是命都沒了。副典獄長帶人将詹周氏和小甯波押在前面，薛至武跟在後面，鞋跟一下一下地敲打在監獄的長廊上。他依舊帶個手電筒，像那天走進來一般，在無窗的長廊裡忽明忽暗。
走到行刑地點，副典獄長先将小甯波綁在柱子上。所謂行刑隊也沒幾個人了，樹倒 孫散，六人的行刑隊，現在還剩三個。副典獄長一聲令下，端槍上膛。不知是殘忍還是人性，民國時的槍決需三人瞄準頭部，三人瞄準心髒，保證犯人第一時間無痛苦死亡。副典獄長喊“預備”時，小甯波綁在柱子上尿了褲子，哭着喊着說，你要保我的，你個王八蛋!
砰!三個人開槍卻隻有一聲槍響，因為身子綁起來了，小甯波向前倒不下去，最終腦袋耷拉着站着死在柱子上。下一個是詹周氏，還好沒吓尿。薛至武可不想看到這一幕，尤其是長相還不錯的女人。三個人退槍換彈，薛至武有幾句話要對詹周氏說，背對着三個槍口走到詹周氏身前，湊在她耳邊說：“告訴我，那個人是誰?”
詹周氏看着他搖頭，那眼神，真像是告别，居然沒有恨。
“說出來别怕，我副局長的位子也坐不久了，沒時間抓他，我隻是想知道，他到底是誰。”
詹周氏眼神發直，盯着電線杆上的喇叭，這眼神在法庭上也曾經有過，直到薛至武把她叫回來，又問一次到底是誰。
詹周氏張了幾次嘴，決定說出來：“你調查過這個人，懷疑過他，他是……”
話沒說完，喇叭響起警報聲，不大會是空襲，上海已八年無戰事。警報過後冒出一個女播音員的聲音：“各級單位注意，各級單位注意，日本天皇已于今日正午一點零五分，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無條件投降。”
中文報了兩遍，之後是天皇接受投降的日語原聲，薛至武當然聽不懂，但他知道那語氣有多沮喪，仿佛失敗者的遺囑，他長吸一口氣，仰頭望了望天空，等轉回身時三杆長槍全都垂下來，指向沾滿血迹的水泥地上。薛至武，你生命中最高光的時刻結束了。
十八
審判自上而下，一車一車地拉人，一批一批地審，輪到上海警察局這一塊，已經是入冬時分。沒人當他律師，燙手山芋，律師們避之不及，不願跟漢奸、賣國賊有一點關系。聽說東京也要大審判了，東條英機一槍沒打準，還要被美國人救起來，等着上絞刑架。薛至武沒自殺的念頭，他就一警察，國民黨來了他抓犯人，日本人來了他也是抓犯人，怎麼加罪也不至于判他死刑。
開庭那天被告席上站滿了同僚，該來的都來了，就好像上海警察局遲來的年會。沒律師，每個人都自我辯護無罪。但是說實話，日本人在這兒八年，上海哪個警察手上沒沾過軍統中統的血?十五年的，二十年的，還有兩個周佛海的劊子手直接判了死刑。輪到薛至武自我陳述的時候，他說的第一句話還是那三個字：“我沒罪。”
現場也沒什麼反應，因為大家都這麼說，早習慣了。薛至武繼續講：“我是戴局長安插在周佛海身邊的卧底。"
這句話引起了騷動，法官敲了敲小錘子，示意現場安靜後，問道：“是戴笠局長嗎?”
“是的。”
“雖然你在牢裡，但你不可能不知道，戴笠局長上個星期飛機失事了。”
薛至武倒抽一口氣，一副茫然失措的樣子看着法官說：“我不知道。”
“除了戴局長之外，還有誰可以證明你的卧底身份?”
“蔣委員長，”薛至武說，“戴局長告訴我，如果他有什麼不測，蔣委員長會知道我的真實身份。”
法官盯了薛至武許久，他不敢怠慢，既不能輕易判被告死刑，錯殺有功之臣，又不能将報告發到委員長那裡，讓自己鬧出笑話。他右手舉錘敲下去，宣布休庭，擇日審判。
從此以後便再沒開庭過，當然，他不會見到蔣委員長，沒人知道此人真假，獄警也不敢找他麻煩，将他如軟禁一般押在提籃橋。薛至武一直坐牢到一九四九年。他一直想去女監看看，像一塊心病。民國三十七年的除夕，提籃橋搞過一次文藝晚會，台上唱唱跳跳，薛至武沒半點心思，兩個多小時一直伸着脖子往前排的女區張望。他好像看到了詹周氏，回頭同後面說了兩句話。他不确定是她，她早該死了，可他又覺得她死不了，三次行刑未中一顆子彈，永生之神庇護在她頭頂。之後他就盯着那女人的後腦勺，然而她再沒有回過頭。薛至武在想，那會是她嗎，哪怕她多回幾次頭，他能确定嗎?三年過去了，他忘記她的臉了，也許他記得的隻是那一畫面，手電筒從旗袍一路向上，最後定在她略微翹起的嘴唇上。
十九
連蘇青的日子都不好過，先是張愛玲與胡蘭成的離婚，蘇青在報紙上讀到張愛玲寫給逃到武漢去的胡蘭成一封公開訣别信。這讓她難過挺長時間，盡管不那麼情願，多少她也算是媒婆，更多的是心疼張愛玲，要麼是她不再愛胡蘭成，要麼是被談話了，不得不與汪精衛的主筆劃清界限。有幾次蘇青拿起電話，想去看看寡居的姐妹。可她不知道怎麼面對，有次聚會的時候聽朋友聊起了她，張愛玲那年寫了兩部賣座電影，《太太萬歲》和《不了情》,一分錢都沒留，兩部電影的編劇費連同那封訣别信，全都寄給了胡蘭成。真是傻姑娘。那晚蘇青一個人喝了好多酒，轉念一想自己何嘗不是如此，胡蘭成當年要求她介紹張愛玲，她又為什麼無法拒絕，還不是怕惹怒他，永遠失去這個男人。
更糟糕的事情是，将她與政治挂鈎。愛國委員會在汪僞時期的報紙翻到《結婚十年》的一篇短評，充滿贊譽之詞，這本沒什麼,不幸的是，這篇短評的作者署名為周佛海。順藤摸瓜，他們查到蘇青曾經被邀，兩次成為周佛海的座上賓。于是他們帶她到局裡談話，一天一夜不讓她回家。他們認定有些罪行是一戳即破的，比如蘇青一定是周佛海的情婦，周佛海也一定跟蘇青征求過賣國的計劃。
車轱辘話正問反問，将近二十四小時還沒取得口供的愛國委員會，開始在大仁大義上對她宣判：“不管怎麼說，你應該拒絕漢奸周佛海的邀請。”
"為什麼?他那時不是漢奸，是上海市市長，你讓我拒絕上海市市長的邀請?”
“他是日本人扶持起來的，你是作家，你應該明白，這就是漢奸。”
“那你們還是美國人扶持起來的，中共是蘇聯人扶持起來的，無非就是你們勝了，他們敗了，我就是一個女人，寫小情小愛的一個女作家，不管你們哪一個做上海市市長邀請我，對我來說都是榮幸之至，我考慮不到你們想的那麼大，吃一頓晚飯是愛國還是賣國?”
離開愛國委員會是早上六點鐘，她想起在胡蘭成家的最後一晚，也是這個時間，天剛蒙蒙亮。張愛玲與胡蘭成一夜定終身，可是我們曾堅信的終身，最終也成了終身之恨。看着日出她想念張愛玲，想到要哭出來，睫毛沾着清晨的露珠就大片大片地掉起了眼淚。
這次她沒打電話，直接去敲張愛玲的門，開門的是她姑姑，說愛玲在睡覺。她求姑姑告知一聲，說蘇青在外面。姑姑關她在外進去詢問，蘇青在台階上凍得直跺腳。過了一陣兒姑姑出來說，愛玲昨日風寒，此時見面怕将蘇小姐傳染。蘇青愕然站在原地，确定無疑，她最好的，也是唯一的朋友就要與她疏遠了。
冬日漫長而寒冷，她的第三本書終于寫完了。關于詹周氏的一生，關于中國女人的一生。将近一年，她前後去了提籃橋十幾次，除了殺夫案不談，詹周氏跟她無話不說。她從自幼父母雙亡講起，随蘇北姨媽家來到上海，因無力撫養，将她送到周家做丫鬟。那年她九歲，詹雲影十四歲，在周家的廚房打雜。直到十六歲老爺把她許給詹雲影時，她還對這個未來的丈夫沒任何印象，可是她沒法拒絕，她不能再賴在老爺家裡吃閑飯。詹周氏說，她不是沒提過離婚，哪怕出去餓死，也不想在他身邊受罪。詹雲影也并非不答應，他說，等你找到姘頭，我就把你休了。她問蘇青，這是為什麼,他為什麼一定要戴上綠帽子才同意離婚?
“因為你是老爺許給他的，”蘇青說，“隻有這樣，他回周家才能說，是你有姘頭，不是他詹雲影辜負老爺。”
這本書在元旦前交稿，編輯一改之前的催稿态度，一直到春節都沒回複她。正月初五她約編輯吃飯，她問寫得怎麼樣，如果哪裡不妥，她可以修改。
“我還沒有讀。”編輯低着頭夾菜，似乎回避她目光，“現在是新時代新氣象，你的書沒法出版。”
“醬園弄是去年發生的事情，也能算陳舊嗎?”
“不是題材，是你，你是汪僞時期紅起來的作家。”
“那我應該怎麼辦?”
“我不知道，我也被連累了，我們一起往前走着看吧。”
那就走着看吧。正月十五城隍廟燈會，那些一閃一閃的赤炎光芒，感動得她一陣一陣地想哭。二月二她去燙了個卷發，然後依然待在家裡，一個月沒有出門社交。到春天她收到一封沒有署名的信。裡面寫道：“我知道你一直對我尚佳，也一直将我當姐妹對待，隻是當我得知真相之時，仍無法說服自己，你是無心之過，或是你有何種難言之隐。理智告訴我，你日後的隐瞞隻是避免你我二人出現不堪，可我愈發覺得我如此可笑，隻是在你與蘭成的遊戲中扮演一個癡情的小醜。就此别過，勿念，心安。"
她認識這字迹，蘇青的《雜志》發過張愛玲的稿子。這一次她沒能哭出來，可與悲傷媲美的内疚。她怕自己會再讀一遍，第一時間用火機将信燒了。所有的幸福、放肆、痛苦、驕傲、懷念，最後都會連同軀體殊途同歸。差不多可以了，她三十二歲了，她應該就此衰老下去了。
二十
有時候會出門，離家五百米，不需要拐杖，在花園的長椅上手持詩集曬太陽，讀一組詩，一首詩，一行詩，連字義都忘記，隻是覺得這些字組合在一起，上下排列起來真美。頭兩個月還在經常光顧的咖啡館就餐，到後來她要算筆經濟賬了。沒有版稅，新書的出版遙遙無期，她要去市場買菜試着燒飯。那麼難吃，但可以讓她越來越瘦，離死亡越來越近。慢慢地她已不在乎買到什麼,市場的菜名與價格如詩一般排列，兩斤四十，三斤五十，多奇妙的邏輯與組合。
盛夏的一天晚上她仿佛把全上海的西紅柿都拎回來了，沒别的原因，在兩斤四十、三斤五十的下面寫着，一百全收。快到家時她看見一個年輕男人擋在門前，她從他身後繞過去，用鑰匙打開門，轉身面對着他後退進屋，将門關上。大概過了十秒她又打開門，探出頭問：“你找誰?”
這麼熱的天還穿着一身西服，年輕男人用手背抹抹額頭上的汗，有些結巴地說："我找蘇、蘇、蘇、蘇小姐。"
年輕人叫施施施拜休，是個律律律師。蘇青眨着眼端詳他好久也想不明白，口吃這般嚴重之人，是怎麼當上律師的。大概十年前他去美國遊學，二十出頭的樣子，四年的法學院還未結業，上海淪陷。之後一等就是八年，從風華正茂的少年，熬成一個形單影隻的中年人。他連娶妻生子的本事都沒有，一身學問在美國卻無以為生，他說，那裡的華人不打打打官司，犯什麼事兒就認認認栽，美國人更不會會會找他這張中國臉做律師，隻等着抗戰勝利，好回到上海大展拳腳。
蘇青歪着腦袋問他：“你在美國怎麼考下來的律師證?”
施拜休解釋了半天，美國人講究三權分立，法律也是如此，檢察院、法院和律師協會，誰也管不了誰，隻要他刻苦，不需要像在中國那樣托人找關系，就有機會取得律師資格。
“隻有筆試，對嗎?不需要面試?”
“有的，我打打打官司的時候，不不不結巴。”
蘇青笑了，問他：“你打過官司嗎?”
“沒沒沒有，但我知道，我知道我在法庭上不會結結結結巴。”
大概就是這個原因，他的律師事務所不到半年面臨倒閉，沒客戶找他，他就試着自己掏錢找客戶，頭幾單不為賺錢隻為吆喝，最好是那種闆上釘釘的死案，有些端倪也可以推翻，如果社會影響力再大一點，在上海人盡皆知，就再理想不過了。醬園弄殺夫案是他心中的完美命案，詹周氏還有一次上訴機會，幫兇又被槍決，口供是否真實可信，又是汪僞時期受理的案子，好多空子可以鑽，值得重新推敲。
“起碼，當年判她死死死死刑的那幫人，”他說，“現在都是漢奸罪坐坐坐牢呢。”
順着這些材料他看到了蘇青這個名字，他長期在國外，不知道《結婚十年》這本書有這麼暢銷。他需要她的幫忙，需要她跟他在一起，掃除他将在中國面臨的人際障礙。
“怎麼做呢?”蘇青問，“兇手是詹周氏，确定無疑，你有什麼本事，能讓她無罪釋放?”
“不一定釋放，哪哪哪怕是死刑改為無期，也是成成成功的。”
蘇青盯着他，點起她的長杆煙，慢悠悠地說：“我不管你何種目的，我也不關心你的律師事務所，倒閉也好，飛黃騰達也好，你要我幫你隻有一個前提，你要保證，不能讓詹周氏死。”
二十一
施拜休無名無分，去了兩次提籃橋也沒能見到詹周氏。事實上蘇青也無能為力，與詹周氏非親非故。她寫了一封長信，将一年多力挺詹周氏的文章做成簡報附在裡面，托熟人帶給詹周氏。第二個星期那邊給了回音，要求見到蘇青女士。
這是蘇青第二次來提籃橋，頭一次是民國三十二年，去牢裡探望胡蘭成，寫信給汪精衛說情，求總統釋放胡蘭成。大半年她都在想，如果當時胡蘭成娶了她，或是自己陰差陽錯嫁了他，她現在會過得怎樣，在哪裡，會不會像張愛玲一樣，連新書的序言都要向讀者向政府道歉。
探視時間是下午兩點，蘇青和施拜休到早了一些。獄警破例讓他們去探監室等待，非常時期，大把大把的漢奸等着拉刑場，殺人犯已經是小罪，用不着十分戒備。蘇青一進去就注意到了從頭頂射來的一縷陽光，差不多四十公分見方的鐵欄窗，碩大的太陽要好不容易才能從外面擠進來，在房間裡形成一道沾滿灰塵的射線。蘇青呆呆地看着這一切，頭也不回地問施拜休：“她還會被槍斃嗎?”
“不管政府姓汪還是姓蔣，中華民國的刑法沒沒沒變。”
“那什麼時候槍斃?”
一切都取決于最高法院複核下來的日期，施拜休告訴她，可能今晚就會被槍決，也可能在裡面待十年二十年，老死在監獄裡，都沒等到行刑通知。
“他們複核的邏輯是什麼?”
“沒法說，什麼原因都都都有，可能今年槍斃太多了，就等明年再說，可能監獄不夠住了，趕緊上上上路騰地方。”他說，“我也着急，一旦申訴成功，這期間不管最後怎麼判，但是訴訟期間，她算是未決犯人，不會被拉拉拉走。”
“未決犯人?未被槍決的意思?”
“不是，是未被被被判決的犯人。”施拜休告訴她，按照計劃他打算十一月上訴。
“現在才八月，”蘇青問，“為什麼要那麼久?”
“因為我要贏，我輸不起了。”
“那如果這幾個月，詹周氏被斃了怎麼辦?你連赢的機會都沒有。”
“但至少我沒輸，我可以再找别的案子，我還有赢的機會。”
蘇青瞪大眼睛，咽了口唾沫。外面傳來腳步聲，詹周氏戴着腳铐進來了。直到今天蘇青才第一次見到這個瘦弱女子。獄警将她帶到對面的座位上，詹周氏沒有第一時間坐下，而是向蘇青鞠了個躬。
“我認識你。”她說，“以前有人給我讀過你為我寫的文章。我早就知道，有個叫蘇青的女士一直在外面幫我。”
“我是幫過你，可我什麼都沒幫成。”
“那我也要謝謝你。你知道嗎，去年上刑場前，獄警問我還有什麼心願，或是想說的話，我當時說沒有，其實我的心裡想說的是，我想見你一面，當面謝謝你和那些幫過我的人。我要是識字就好，起碼死之前還能給你寫封信。”
“真好，你還活着。”
“你為什麼要幫我呢?”
“因為我不想你死。”
蘇青說完扭過頭去，在包裡掏出香煙，找了半天才想起來，火柴在進門的時候就被獄警收走了。她咬着過濾嘴，空吸一口空氣，之後長吐出來。施拜休則打開本子，裡面寫着備好的問題，每一個問題下面都留了七八行的空白，仿佛詹周氏可以對他的提問長篇大論一般
三人一時有點無話可說，施拜休趕緊翻着問題，挑一個重要的問：“詹詹詹女士，請問你當時的律師是是是誰?”
詹周氏有些詫異，轉頭問蘇青：“這是我的律師嗎?”
蘇青點點頭，施拜休接過話回答：“我是否有資格當你的律師，取決于你。”見詹周氏沒反對，他繼續問之前的律師叫什麼。
“一個老律師，我不知道叫什麼,姓徐吧。”
施拜休在本子上寫下來，問她最後一次見到徐律師是什麼時候。
“沒有最後一次，我隻見過他一次，在法庭上。”
“開庭之前他沒有來過?”
“沒有，就是上了法庭，我才知道我還有個律師。”
“是法院委托的律師。”蘇青補充道。
“不管是是是誰委托的，他也是拿拿拿了法院的錢的!他應該有起碼的操操，操守!”
聽施拜休講話很有趣，明明很憤怒，可是最後幾個字一結巴，又多少有些可笑。
“可能這是一個怎麼折騰都改變不了結果的案子吧?”蘇青說。
“如果是這樣，”他搖着頭，“為什麼還要接呢?”
說完低下頭看着本子上的問題，很多可以查到，多問詹周氏一遍，也沒什麼用，他合上本子，隻想問最重要的那個問題：“詹周氏，你在這裡自殺過，是是是嗎?”
詹周氏點點頭。
“那麼我問你，你現在還想死嗎?”
“我想活。”
“等我幾個月，我會竭盡全力幫助你活活活下去。”
“你們為什麼要幫我呢?”
“我剛才說了，”蘇青講，“我們不想讓你死。”
“我活下來，對你們也沒好處，你們為什麼還要幫我呢?不是這樣的，你們跟我認識的人不一樣，以前大塊頭在醬園弄幾天打我一回，有的時候打到夜裡，吵得鄰居們都睡不好覺，你知道他們怎麼想的?他們盼着我哪天被大塊頭打死，那樣世界就清靜了。這才是正常人的想法，可是你們，無親無故，為什麼要幫我呢?”
從提籃橋出來，兩個人一路不說話。一直開進市區，施拜休建議找個地方喝點什麼,蘇青望着他，一臉茫然，這時她才意識到，原來她早就戒酒了，說不上從哪天開始，她差不多一年沒碰過酒了。那就吃點什麼,可惜也沒胃口，下午的探視讓她有些難受。她幹脆讓施拜休直接送她回家。車停在門口，蘇青摸着門把手，想最後跟他講幾句：“你也沒幫她，你和他們一樣，你在做你的事，隻是碰巧在幫她。要是她死了，你再去幫别人。你想翻身，總要找個人幫的。”
施拜休拉開車窗，讓晚風吹進來，把頭探出窗外盤算了一會兒，鑽回車内欲言又止。蘇青對他搖着頭，又沖他笑笑，打開車門說：“謝謝你送我回家。”
二十二
整個八月施拜休都往返于法院與巨鹿路的住宅的路上，那天分開以後，他決定立即上訴，不再拖延，用前途去打賭。本來是想瞞着蘇青的，待拿到上訴書再去找她，證明給她看。隻是幾趟法院跑下來，一點頭緒都沒有。他找法院，法院推給檢察院，他找檢察院，檢察院又說汪僞時期的檢察院跟他們完全不是一個機構，況且那時期的大多數檢察長，不是降職就是坐牢，擦屁股的事兒他們可不想管。然後他又回到法院，挨個兒房間敲法官的門，過完整幢樓時，他産生了一種幻覺，好像這不是上海，所有人都有西南口音，就算不是陪都重慶，也是成都昆明那一帶的。日據八年，江南都沒幾個幹淨的法官了，坐在大廳他冒出了個結論，
這是個被摧毀後正在重建的時代。照這個邏輯，他施拜休将成為民國法制最需要的新生代，自我慰藉一番，他一下子又充滿了動力。
隻是充滿動力地坐在那兒等，他做不了什麼。通常他攔住一個法官，剛說上幾句，就被揮揮手，說寫一份書面報告交上來，回去等消息。沒人願意跟他聊，沒人在乎過去的幾年上海發生了什麼,就好像是兩個朝代，崇祯年間的事情，順治才不關心。
他看看時間，下午兩點半，他決定等到五點法院下班，還有兩個半小時。大堂的北窗正對着一座工廠的食堂，一股股炊煙從煙囪裡冒出來，在空中逐漸變淡。人生難得有兩個小時的放空，未來不敢想，他自己這三十多年，從中國出去，滞留在美國，抗戰後歸來，通通過了一遍。然後他激動地站了起來，對着窗外的炊煙問自己：“施拜休，你學法律，當律師，到底是為了什麼?”
是，為了讓自己過得好一些，吃飽飯，住好房，找一個好太太，做一個中産階級，但這都是後來的欲望，最早立志的時候可不是這樣，不然哪個行業發财幹哪個好了。民國十幾年，百廢待興，他可是想着改變國家。真是的，年紀大了就将家庭、婚姻、幸福視為男人的責任感，反倒失去了少年時的磊落氣概。
不是小情小愛，不是功成名就，他推開窗戶，使勁揮了一下拳頭，大口呼吸着上海的空氣。
五點差一刻，第一個法官從電梯出來，準備離開。施拜休認識他，他姓于，也是從重慶調過來的。施拜休裝好文件追上他，結結巴巴地自我介紹。
“你是律師?”于法官停下來，狐疑地看着他。
“是是是的。”施拜休抓緊時間陳述這個案子，可是由于口吃語速跟不上，最後一着急說出可能讓他感興趣的那句話，“這是日僞時期上海三大奇案之之之一。"
于法官看看門口，揮手讓外面的司機等一下，轉身問：“奇在哪裡呢?”
“奇在殺夫這件事，所引起的社社社會轟動。”
“現代版潘金蓮?”于法官自言自語，低頭看眼手表說，“我不是不接，從法官到檢察長，沒一個親曆一審，連你這律師都是新的，重新審理耗時耗力，這是在
浪費國民政府的錢啊。”
“律師!徐律師!他他他是親曆者。”
“那就叫他申訴，叫他提供材料。”于法官說完就向門口趕去，推大門的時候他回頭問施拜休：“年輕人，你怎麼選的律師這一行呢?”
啊?
“真是哪壺不開提哪壺。”
找到徐律師不難，卷宗上寫他叫徐沛東，祖籍浙江麗水，自己是土生土長的上海人。今年六十三歲，應該是兒孫滿堂的年紀，光複以後就退離這行，在家養老賦閑。第一次拜訪并不順利，管家将施拜休領進去，聽到他的身份就連連擺手推辭：“我不接案子，老了，幹不動了。”
“不不，不是接案子，是您您過去的案子。”
“誰的?一朝天子一朝臣，早就清算了。”
“詹周氏，醬園弄殺夫案。”
徐律師想了很久，漫長的律師生涯裡，那幾乎是個微不足道的案子，就一上午的工夫，法院的朋友讓他去走個過場。還好社會輿論夠大，徐律師不至于徹底忘掉。
“我記得，兩個人，一男一女，不是死刑嗎?早執行了吧。”
“小甯波被斃了，詹周氏還活着，還沒來得及斃她，日本人就投降了。”
“那你想讓我做什麼?”
“幫幫幫詹周氏翻案，重重重新上訴。”
“是冤案?人不是她殺的?”
“人是她殺的，但罪不至死。”
“既然殺了人，能活着，終身監禁是造化，就是死刑，也算不上冤枉。”
管家剛剛把茶水準備好，端上來，徐沛東示意他不必了，可以送客了。他想最後對施拜休說一番話：“我真的老了，幹了三十多年，從有律師有法院那天，我就幹這一行，日本人來了，我活得跟狗一樣，日本人滾蛋了，我還是要低三下四，反複查我，從我身上查不出毛病，就要我檢舉揭發同行、法官、檢察長，幾十年的交情了，就算有些小毛病，貪點财，愛點美色，總不至于到漢奸的程度。我們研究的就是法律，可是法永遠在變，去年授勳嘉獎的，明年就變成了賣國求榮。我累了，再也不想進法院的大門。你還年輕，有的是機會，多大成就看你多大本事，起碼可以肯定的是，你未來的世道，不會再像我們這樣動蕩不安。”
不能就這麼放棄，還是要去找蘇青女士。聽完施拜休的講述後，蘇青的第一反應是怎麼可能，他是律師，你也是律師，你都勸不動他，我怎麼能做到?她點着一支煙，搖着頭苦笑：“你要我去陪老爺子睡嗎?”
“當當當然不是!”
“那我拿什麼說服他?”
“不知道，”他說，“可是你那麼在乎詹周氏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我們同為女人，同為婚姻不幸福的女人。我同情她，擺在詹周氏面前隻有兩條路，要麼被大塊頭殺死，要麼殺死大塊頭。”
“可是你既沒有殺死你前夫，也沒有被你前夫殺死，你現在過得很好。”
“那是因為我運氣好，我前夫同意離婚。”
施拜休若有所思，難得跟蘇青讨了一支煙，抽完之後他說給他兩天時間，星期日他們一起去拜訪徐沛東。
二十三
再去的時候下雨，兩個人在庭院門口候了十分鐘。徐沛東本不想見他們，見不得他們淋雨，讓蘇青和施拜休進來暖和一下。
“我說過不接，是肯定不接的。”
徐律師把毛巾遞給施拜休。他接過來隻是簡單擦一把臉，仿佛趕時間一般直奔主題：“您要接下這這這個案子，您是在上海生，上海長，可能以後也會在上海終老。你很了解這個城市，全世界第四大都市，僅次于紐約、巴黎和倫敦，我在美國十多年我知道，美國人很在乎上海最近發生了什麼,大事小事他們都會關心，不光是美國，全世界都在看着我們，或者羨慕，或者笑話，我們應該為上海做點什麼。”
徐沛東承認他說得有道理，上海是不錯，是有影響力，可這隻是一樁殺人案，再怎麼樣也不會被什麼人關注的。
“會的。”蘇青說，“它背後的社會效應将會持續發酵。”按照計劃，蘇青重複了一遍那天的原話：“擺在詹周氏面前隻有兩條路，要麼被大塊頭殺死，要麼殺死大塊頭。”
”《婚姻法》,”施拜休說，“中華民國的憲法規定，女人沒有權利提出離婚。隻有男人才有同意離婚的權利。詹周氏提出過離婚，大塊頭不同意，說等你找到姘頭那天再離不遲。這是緩兵之計，不難想象，當詹周氏真有姘頭那天，一定會被大塊頭打死，而按照我們的法律，詹周氏犯有通奸罪，他會被輕判，甚至緩刑釋放。”
“男人休女人，自古以來的道理，難道還允許女人把男人休了?”
“您說得對，可放大去想，全世界的大城市，隻有我們還停在休妻的層面上，這是不合理的，這是被世界取消的法規。”
“好，就算是這樣，詹周氏這個案子跟那些沒關系，那是殺人案，殺人償命，放在哪兒都合理吧?”
“有關系，我要打一場勝仗，如果我們赢了，詹周氏沒死，判無期，讓媒體持續關注這件事，我相信不出五年，《婚姻法》就會重新修訂。您做律師這麼多年，能碰上這樣的案子，一場官司就能改變法律的進程，相信您也會覺得，不白幹這一行。"
徐沛東半天沒說話，彎腰大喝一口茶水，牙齒在嘴唇抿了半天，尋找那一棵漏進來的茶葉。從頭到尾如背景一般的管家接過他手中的茶杯，搶話說：“老爺，您不能接這個案子，您身體不允許。”
他找到了那棵茶葉，将舌尖的茶葉吐進煙灰缸，站起來問：“什麼時候上訴?”
“隻要你你你同意，随時可以。”
“我聽你一次，把官司做大，把案子抻長，抓緊時間，我們弄一把大的。”
二十四
對詹周氏來說，最近來看她的人多了起來。先是蘇青女士和那個結巴律師，沒兩個月他們又領來一位老律師看她。她記得他，第一次就是她的律師，隻是這次不一樣了。他開始跟她聊天，打聽她的狀況，詢問她和詹雲影當初是怎麼結婚的，媒人是誰。她說她是周家的丫鬟，大塊頭是周家的長工，要是真論起媒人，就算是老爺吧。
“大塊頭之前怎麼樣，剛結婚那陣兒。”徐律師問她。
她說那時還挺不錯的，兩個人從周家搬出來，在醬園弄租個房子，老爺給他謀了個當鋪的差事，掙的錢夠花，夠養活這個家。隻是後來當鋪倒閉了，沒了工作，他又試了各種營生，沒一個長久的，就染上了賭博的惡習，經常酒後打她，苦日子就來了。
“當鋪怎麼黃的?”
“日本人進來後，都忙着逃難，當鋪裡光是當，沒人贖，放到市場也賣不上價錢，弄得當鋪最後淨是些古董古玩，現金卻一分錢也沒有了。”
“那還是日本人的罪行。”
這挺奇怪的，大塊頭打她，狂嫖濫賭，最後都要怪罪到日本人頭上。他一直在引導她，暗示她大塊頭以前還是不錯的，甚至對他倆的未來有一個挺好的規劃，上海一淪陷，這一切都變了，丢掉工作不說，大塊頭會拿老爺和當鋪老闆舉例子，一輩子辛辛苦苦，賺了那麼多錢，到最後不就是個家破人亡，那麼,勤勞努力還有什麼用呢?詹周氏乍一聽有道理，按照徐律師的原話，“時代的悲劇的産兒”,她死也沒法把這麼深刻的稱呼和大塊頭聯系在一起。坐了幾年牢，她也慢慢了解了法院的每個職位，檢察長是起訴她的，罪責越重越好，律師則是幫她脫罪的，越輕越好，法官是判官，聽兩邊的陳述，他來做決定。可是，把大塊頭的惡習，把她的罪都怪罪到日本人身上，真的就可以幫她減罪嗎?
徐律師除了一直引導她，還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咳嗽，監獄空氣不好，她習慣了，可是有到塵土飛揚的程度嗎?每次咳嗽都是用他的白手絹捂着嘴巴，好像咳出來的是黃金，怕别人看到似的。那天走的時候，他把手絹忘在了這裡，詹周氏以為會很惡心，打開一看卻是很可怕，真是，一攤厚厚的凝血。看的時候她有點傷感，她想，就算官司輸了，她還是死刑，這個滿頭白發的徐律師，都可能比她先死。
二十五
大概在十月施拜休才意識到，徐沛東的咳嗽不是感冒着涼，不是偶感風寒，可能是腫瘤，美國人稱之為cancer的絕症。白天偶爾咳嗽不止還隻是小症狀，難過的是晚上，一夜一夜地脹痛，就好像有雙手伸進體内要把肺掏出來一般。
開庭前三天，他們最後一次去提籃橋，三個人，施拜休、蘇青，以及咳得有點弓着身子的徐沛東。他确認最終的一件事情，确認詹周氏不會反口。三兩句寒暄後他直奔主題，聊起了已被處決的小甯波。徐沛東問這是個什麼樣的人，和大塊頭從哪一年開始認識的，他是不是一直這麼好賭。
詹周氏與小甯波見面不多，更多是從大塊頭的口中得知。她隻知道這個人無可救藥，屬于天生的賭徒，最狠的一次竟将自己的女兒輸給了人販子。說着她想把實話說出來，她想說那個幫手不是他，雖然小甯波這種人死不足惜，可不該死在大塊頭的命案上。
這就是徐律師要來确認的事情，詹周氏不可以講這些，屈打成招是可以為她加分，可是整個案子最大的疑點是，詹周氏做來這些，到底是誰在幫他?一時間詹周氏聽得都想講出那個人的名字了，徐沛東擺擺手說：“我不在乎那個人是誰，你隻有死咬小甯波，不然等于你身上又背了一條人命。”
回去的路上下雨了，就像是老天安排，他們懇請徐律師那天也是雨天，兩個人在外面守了很久，而這一次，大戰之前又迎來了大雨。他們先将蘇青送回家，臨到徐律師家門口時，他讓施拜休将車停在路邊，狠狠地咳上一陣後，看着雨點啪啪地打在車窗上，好半天才說話。施拜休将買好的一打手絹遞給他，猶豫了半天對他講：“對不起，我不知道您您您病得這麼嚴重。”
手絹五顔六色，徐沛東在裡面挑了兩條素一點的收下，說：“光複之後我一直做證人，證明這個不是漢奸，那個不是賣國賊，一場官司也沒接。民國三十四年有幾場，醬園弄這個也算一個，都是這種案子，一目了然。被告人沒錢，從法院那兒有筆不菲的酬勞，但又不需要我做什麼,按法官的意思走就好了。這十年都這樣，早失去了年輕時的激情，所以我得謝謝你，又給我送來這個，讓我覺得幾十年的律師生涯，不是渾渾噩噩就這麼過來的。”
二十六
那個《申報》記者，幾年前曾笑話薛至武，詹周氏連個豬爪都剁不動，又怎麼将大塊頭大卸十六塊的人，在第二天的報紙上這樣寫道——或許這将成為中國法律史上的奇觀，兩個律師，一個是結巴，一個又咳嗽不止，連一個完整的句子都講不出來，乍一看來是最可笑滑稽的官司，可是随着案情的深入，我們會慢慢發現，他們如此可敬，這場官司的勝負已經不再是詹周氏的死活，最後的判決可說是宣判中國兩萬萬女性的未來。
庭審三日，因為報紙的特稿，第二天來了更多的人旁聽，他們都在關心，在中國，在上海，法律對女性的态度。到第三天庭審已無法順利進行，下面喧喧嚷嚷，法官每敲一次錘子，也隻能将安靜維持到檢察長或被告的下一次講話。上午的程序隻草草進行到十點鐘，法官要求休庭，下午兩點宣判結果。之後他要檢察長和兩位律師跟他去密議室商議。
“說說吧，都想要什麼?”
進到房間，法官坐下來，擦着額頭上的汗，拽出幾支煙，不管抽不抽，給每個人都扔過去一支，自己點上後問大家。
檢察長不抽煙，将煙在桌上擺好說：“維持原判。”
“死刑?”法官笑着指指徐沛東，“你覺得他們能幹嗎，這老病秧子，他要是不死，還得再上訴，下次啊，他得把北平的記者都找來鬧。說吧，你呢?”
徐沛東接過來說：“終身監禁。”
“不可能，這你别指望，殺人償命，曆朝曆代如此，我判詹周氏無期，往後的社會影響，有點小仇小恨，就起殺生之心，不是你我能擔當得了的。”
“起碼不能能能死。”施拜休說。
“這樣吧，斬監候，死緩怎麼樣?你們倆赢了，檢察院也有台階下。”法官掐掉煙，站起身拿椅背上的外套，“我對你們就一個請求，誰也别再鬧，誰也别上訴。這事就這麼了了吧。”
二十七
兩點鐘宣判，三點多從法院出來的時候外面已經擠滿了記者，這是一場勝利，他們等着采訪戰場歸來的戰士，施拜休和徐沛東。人多嘴雜，施拜休和幾家報紙約定了改日的專訪時間，從人群中與徐沛東擠出來，鑽進車裡面。
徐沛東邀請他去家裡坐坐，準備家宴晚上邀請蘇女士慶功。到達徐律師府上已經快五點，天有些發暗，街上開始起風，眼看就要下一場秋雨。他吩咐廚房着手準備，兩個人坐在院子裡吹着大雨前的秋風。
“這樣的結果，這樣的關注度，是你的完美起步，你以後會很好。”
施拜休一時有些不好意思，說：“這都是仰仗您。”
“你當時說，這是一個可以引起全社會關注、推進《婚姻法》的案子。”徐律師說，“知道我為什麼對推進法律那麼感興趣嗎?”
“因為，這真的可以改變中國女性的婚姻地位。”
“我不在乎那個，她們過得好壞跟我無關，殺了人，或者是被人殺，花錢請我打官司就好了。記住，律師是冷血動物，上來就這麼感性的東西，你走不遠。”
“那您在乎的是什麼?”
“你看看這宅子，這池塘，這些文物，這些都是我幹了幾十年律師賺來的。我研讀法律，倚仗這個打官司，讓我請得起管家，請得起廚子，下面還有幾個用人。我之所以接這個官司，是因為我覺得，法律帶給我那麼多，一輩子的衣食無憂，而現在應該是我回報法律的時候了。”
施拜休有些驚詫地望着他，雨似乎下起來了，偶爾有雨點打在臉上。徐沛東說：“但是我老了，見得到一審，見不到二審，死緩不能接受，不管詹周氏結果如何，你要上訴到，讓全上海，讓全社會都認清，我們的《婚姻法》錯得有多麼荒唐。”
二十八
一九八一年的蘇青老是思念一些過去的老朋友。胡蘭成已經死在日本，她想給張愛玲寫信，苦于她在美國，無法寄出。幾年前她已從芳華越劇團退休了。到現在她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錯了什麼,不知道自己在為哪一個時代還債。最慘的時候，她在劇團守了十年的大門，上面傳達編排郭沫若的《屈原》,劇團領導審查幾次依然不夠滿意，這時劇團才不得不直面這樣的窘況，全上海最有才華的女子正在收發室替他們看大門呢。她可以改善《屈原》,卻無法改善自己的人生，每次彩排結束，她都要抱着《屈原》的打印稿，回到收發室繼續改編。
上個月她剛剛和人換了房子，住了半個世紀的老屋，由于她政治背景有問題，又是個有作風問題嫌疑的離異女人，沒人瞧得起她。鄰居習慣性地在她門前堆放垃圾。有一次她終于忍受不了了，她提醒這些鄰居：
“新中國成立前這裡都是我的家!你們住進來也就算了，為何天天還要針對于我!”
她沒說服任何人，每天一開門，除了滿地的垃圾，門口從此多了一攤又一攤的髒水。在給朋友信中她寫道：“每日痛苦生不如死，卻又失于死的勇氣。”
她小女兒在郊區給她聯絡了一戶人家，遠離市區，房間反而更小，思量許久她決定和女兒一起換過去。新房地處荒郊野嶺，夜晚的時候風聲鶴唳，第二個星期她終于習慣這裡的荒涼與清靜。那時候她才意識到，她早已不在上海，上海的榮辱都将成為她最後的記憶。
這一年十月家裡頭一次來了客人，先是門口停了一輛“紅旗”車，客人一副幹部裝扮從車上下來，穿着一套系扣到頂的中山裝，戴一副厚厚的眼鏡，頭發也基本掉光。隔着門蘇青瞅了半天也想不起在哪兒見過，直到他講出第一句話：“是蘇蘇蘇青女士嗎?”
施拜休從北京過來，說是回上海探親，其實他早在民國時期就父母雙亡了。他去老宅找過蘇青，沒想到她真“住”在那裡，以前一個人的房子，現在變成四五戶人家合住，新換的那個人家告訴他這個地址，才叫上海法院派車把他送來。
“不然不願動用公車。”他說。
蘇青問他現在在做什麼,弄得這麼大發。全國最高人民法院的死刑複核官，每天的工作就是對着卷宗，在那些已經被判死刑的案子上寫上“核”字，或是不寫字。
“核就是同意死刑，七天内，我核準的這個人就要被槍斃了。要是不寫字，就是打回去，等到明年或者下一批再說。”
“你以前跟我說過這個，沒想到，你現在就做了這一行。”
“我們分紅案和白案，紅案子是殺人越貨，那是一定死的，寫上核為難的是那些白案，反革命、通奸、巨額的投機倒把，甚至販毒走私，我們每天都在讨論，這些人該不該死。”
蘇青留他吃飯，可是家裡也沒什麼,下一碗面條，炒一盤雞蛋澆在上面還好有些酒，可以慢慢小酌。月色上來施拜休說出了心中的困惑，他說這次是回來探親，其實已無親可探，他隻是想回來靜一靜，想一想自己還做不做法官，要不要抱病退休。
“還記得詹周氏嗎?”他問。
“笑話，不記得她，我就不記得你了。”
兩個人笑了，蘇青建議碰杯，小飲一口後，施拜休說：“我當時跟徐律師講，醬園弄殺夫案是可以推進《婚姻法》的案子，我當時沒當真，我是為了我自己，想要說服他。但是他認真了，臨死前囑托我，把這個事做下去。我呼籲了三十年，去年我們終于推行了，新修訂的《婚姻法》,女方可以‘感情破裂’為理由申請離婚。”
“我以為早該有了。”
“對啊，我們都這麼想，什麼年代了，可是你知道嗎，一九五○年《婚姻法》允許女方主動提出離婚後，出現了多少起殺妻案?過去一年，《婚姻法》修訂後，又有多少男人将妻子也好，前妻也好，殺死的案例?”
蘇青被驚到了，有些失神地看着酒杯。
“所以我不知道，我這一年淨核這些殺妻案，要是沒出這個法律，這些人可能就不會死了。我想休假一陣兒，好好想想，我們三十多年前就在呼籲的事情，到底是錯的還是對的?”
二十九
倒是詹周氏後來結婚了，從大豐農場釋放後，組織給她物色了一個合适的結婚對象，兩人說不上什麼感情，隻是在物資匮乏的年代，結婚成了實用主義的互補。從前幾年開始她就搬進孤兒院居住。她一輩子無兒無女，忽然又擁有了這麼多孩子。有時候，陽光明媚心情爽朗的日子，她會回想一下過去，要是她能生育的話，要是她給大塊頭生了一個孩子，他對她會不會好一些，會不會多一點家庭的責任心，不那麼嗜賭?
有時候她會想起另一個人，那個永遠查不到的幫兇。她有假想過跟那個人在一起會怎麼樣，比如他們那天藏屍成功了，順利脫逃了，會不會幸福餘生?也許他們逃不過戰火，到處都在打仗開槍，也許他早就死在日本人手裡，或是被哪一顆冷彈打死。
一九八○年有二月二十九日，那一天是正月十五，院長通知他們今天鎮委書記會來看望陽光福利院的孤兒們。為此她帶着孩子連做了三天的大掃除，又排練一出方陣歡迎儀式。那天一早，他們就在院前鋪上了紅毯，十點鐘左右鎮委書記莅臨福利院，在歡迎歡迎的口号中，揮手笑着走過紅毯。本來是順利驗收的一天，但詹周氏就是覺得不對勁，有個老司機，給鎮委書記開車的，好像一直在車裡盯着她。是不是太敏感了，因為自己的過往。那天來了三輛車，都是停在院前的路邊，其他兩輛都沒問題，隻有那一輛，把車窗搖開，好像還跑到副駕位上來辨認她。
對的，一定是辨認，過了正月她想，他一定認識她，上海的舊人，也許是醬園弄的某個鄰居。她以為他會再來，她可不怕，雖然殺過人，可現在是光明正大，除了幹兒子幹女兒，誰都不用瞞，連她丈夫都知道，自己娶的這個女人，在舊社會不忍家暴，坐了那麼些年牢，改造良好才出來的。
但他還是來了。那一年夏天，蘇北最熱的那幾天。她帶着孩子們在泳池玩水，他直奔大廳，坐在吊扇下面看着她做事，中間還抽了幾支煙。
她不去理會，也沒法抽身出來，直到把孩子們從泳池勸走，将他們哄睡午覺後，回到大廳，和他面對面坐着。兩個人都不說話，吊扇的影子一下下打在他臉上。詹周氏記起他是誰了，那個薛局長，喜歡拿着手電筒的薛至武。完全變了樣子，不隻是變老了，身上再沒一點光鮮的東西。他戴着前進帽，一身藏青色的卡其布衣服，腳底也不再是響徹提籃橋的皮鞋，隻是一雙軍綠色的膠鞋。
他居然還沒有死，她想。事實上連薛至武自己都想不通，自己怎麼還不死，新中國成立，五六十年代斃了那麼多人，政委也沒找他談話。也許是從一九四五年就一直在提籃橋坐牢的關系。他想如果國民黨沒抓他，繼續做他的上海警察局局長，以這個官位他沒機會去台灣，留下來就一定是死。可他是階下囚，國民黨的犯人，解放後，好像敵人的犯人就不再是犯人一般，隻是轉到大豐，簡單地進行幾年勞改，就被分配到鎮政府當司機。三十幾年從宣統到北洋，從租界到汪僞，從民國到解放，王朝更叠，你永遠都不知道你明天的命運如何。慢慢地，他從薛局長變成了薛師傅。自然他永遠講不出那句話：在上海，我說了算。
他幾乎都忘了，詹周氏的出現才提醒他，他不是一輩子都這麼卑微。他也沒什麼好說的，就是過來看看她，似乎通過她能看見自己不錯的日子。
“我在提籃橋見過你一次，我後來也進去了。”他說，“五O年我跟着來了大豐，我知道你肯定也在這兒，隻是三十萬上海人，就又過了三十年。”
“你一直在找我?”
他點點頭，又拿出一支煙，說：“因為是個謎，我想知道，那個人是誰?”詹周氏眨着眼看他。
“你用不着怕，我現在就是個老司機。”他抽口煙說，“幾十年我都在想這事兒，我們忽略了最重要的一個線索，分屍，就是，你為什麼要分屍，你又拿不走，為什麼要分?因為死的人不是大塊頭，是何惠賢，早在退房子的時候，你們就把他殺了，占了他全部家當。你們接下來要做的，就是你殺了大塊頭的假象，計劃那天晚上遠走高飛，隻是被樓下的瞎子發現了，計劃亂了。”
“你想多了。”
“我沒想多，大塊頭發現你倆有奸情，失手打死了他，你也沒法報警，你是通奸罪，之後那幾天，他想到了這個辦法，看起來是把自己殺死，
這樣你這邊也相當于離婚了，他死了，你也就自由了。也許懷揣罪惡，你們各跑各的，隻是他跑了，你還在猶豫往哪裡跑。”
“你真的想多了。”
薛至武搓着臉，有些不自信地：“難道死的人是大塊頭?而那個人，我一直在問的那個人是誰，那個人是何惠賢?反正有一個是何惠賢!”
詹周氏笑了，不置可否，死的人是誰，殺的人又是誰，随着時間的流逝已經沒有意義了，其實她詹周氏也該死了，她自己都不明白，哪裡來的力量，讓她活得那般長久。
三十
一九九五年九月八日，中國人的中秋節，遠在加州的張愛玲在公寓死了一個星期，才被她的美國房東推門發現。老無所依，貧困交加，張愛玲晚年給朋友寫信時曾抱怨貧窮，為了錢她什麼都幹，甚至五六十歲的年紀，還要去餐館刷盤子。她的房東是再普通不過的美國老太太，推開門的一刻，她絕對不會想到，死在她房間裡的這個中國老太太，是二十世紀中國最偉大的女作家，沒有之一，甚至不需要性别限制：最偉大的作家。
第二天我一直睡到中午，相當于多蹭一頓午飯才告辭。午飯過後她一直抓
着我的手，仿佛生怕一松手就見不到我了。她問我，還見過别的人沒有，比如幫過她的那個女作家，那個結巴律師。我說都沒了，時間那麼久，再沒誰如您一般長壽，蘇青女士于一九八二年死于上海郊區，施拜休在一九八五年死于心髒病，而那時他仍沒有想好，他所推動的《婚姻法》是對的還是錯的，他沒能呼吸到二十一世紀自由的空氣，薛至武于一九八一年死于糖尿病并發症，就葬在大豐農場。我沒有他那麼瘋魔，但如果有機會的話，去他墓前走走，告訴他，那個人是誰。
風和日麗，她想跟我出去走走，數字命名的農場大門她輕車熟路。在路上我發現頭一天繞路了，走了一個馬蹄，直接去汽車站的話，是不用經過田地的。
等車的時候她比我還要焦慮，時不時看車來的方向，希望遲些過來。直到站長吹了一聲哨子，讓大家準備好上車，她最後一次握住我的手。我說您保重身體，若有時間我還會再來看你。這是敷衍，她的時間不多了，我也不大會過來。
“你就隻是來看看?”
“啊?”
“真的不是案子重審了?”
她問第二遍了，昨天離開的時候就問過我一遍。我揮手上車，大巴在大豐前後颠簸，半個小時後進入平穩高速，右側的公裡牌如年份一般，每四十秒上漲一個數字。我把窗簾拉上，有些明白了，也許她想說的是，如果案子再重審一次，她就會把真相講出來。真是的，在逃的那個人，也早已隻剩在天之靈了吧。
《小說月報》2015年8期選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