靜止之上

1977年，羅伯特・布列松執導了《可能是魔鬼》（又譯《心魔》）。《可能是魔鬼》的着眼點在于環境給人的沖擊感。既然是環境就包含着自然和社會。

小夥子西勒爾大學畢業後無所事事，披頭士般長發的裝扮，整天和一班狐朋狗友一起穿梭于集會、教堂和街頭等，卻對什麼都提不起興趣。哪怕有艾德比基和阿勒列德這樣的靓妹，西勒爾也覺了無生趣。他所關心的是周遭的環境，和令他諸多刺激的畫面。他會立于森林前，看伐木工鋸倒一棵棵參天大樹。他拯救吸毒之友給以溫飽。他對艾德比基的另一個追求者米歇爾也是不溫不火。

俊朗的米歇爾也算謙謙君子，總是在艾德比基冷拒的門前徘徊。米歇爾本就是環保機構的服務人員，卻沒有西勒爾這麼憂慮于日益惡化的生态。西勒爾曾盜槍站在污濁的河邊，别人以為他要自殺，到處尋找他。他卻在心理咨詢師那。醫生告訴他有抑郁自殺傾向。他卻說“活着和死亡我都讨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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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匿于西勒爾内心的魔孽，折射出現代工業化的迷失和無度。這點布萊松與布努艾爾、安東尼奧尼、伯格曼和塔可夫斯基等名導一脈相承。他們關心環境給人類帶來和即将帶來的災難，大緻都有一個清醒的認知。他們不盲從而有自覺的力量，繼而傾注在電影中，以喚醒人們的關注。

将近四十年過去了，布萊松所擔心的不但沒有收斂的迹象，反而愈演愈烈，以至于人們要擔心吃飯、呼吸的空氣和飲用水是否安全這些最基本的生存問題。這在現代人如此高科技的狀态下，聽起來很荒謬，卻是觸目驚心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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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朋友都以為西勒爾走出了内心的魔障，其實不露聲色的他，找到了走投無路的毒友，問他是否願意幫他做一件事，做了就可得到一筆錢，西勒爾怕他不信，還特意從口袋中拿出給他看。二人如影随行。

中途，西勒爾走進酒吧飲了一杯酒，這無疑是給自己壯行，這反映出他内心掙紮後的義無反顧。暮色籠罩，他們來到寂靜的墓地。西勒爾給他手槍。毒友毫不猶豫地“砰砰”兩槍。他從倒下的西勒爾的上衣口袋拿出錢，轉身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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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現代人際關系中值得思考的一個情節。布萊松之所以設置這樣一個結尾，顯然有着他深思熟慮之處。這與後來的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白》和阿巴斯的《櫻桃的滋味》兩片中，請求陌生人給一槍，以成全他們各自的“美夢”，有着相似又迥異之處。西勒爾平時幫助過這位毒友，對方為了那點錢卻敢于置友人的生命于不顧，這看起來簡直就不可思議，這種震撼直擊現代人迷失的心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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隻要我們注意，就發現《可能是魔鬼》的鏡頭，始終是遊離的。布萊松所營造的這種疏離感，也許是一貫的風格延續，但本片中的鏡頭則過多集聚于人物的下半身或者由下半身往上移，這是一個極其有趣的現象。這不禁讓人想起他尊崇的德萊葉的電影，鏡頭多表現人物的臉部特征，因而有“活人畫”之感。而布萊松師承大師的手法卻有所創新。

特别是公交車被撞的一段，畫面一直定格于司機下車後的車門，這幾分鐘裡，所看到的倒不是車上的乘客，反而是從車門外經過的車輛和行色匆匆的人群。為何要這樣拍，是随意還是有意為之。答案顯而易見。作為作者電影的倡導者，布萊松不隻是把攝影機當作筆，更多的是深藏于内心的飽滿情感和超于常人思想的凝聚。這種爆發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悄無聲息的。他從影之路的低調運用在他的電影中同樣得到了非凡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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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萊松說過這樣令人深思的話：“把你的影片建築在空白、靜寂和靜止之上。”觀賞這部影片，我們對這句話就有着切身之感。即或過了快四十年，我們還是從《可能是魔鬼》中，仿佛感受到了布萊松的失眠和低沉的哀歎。兩年後，也就是1979年他拍了他生前最後一部電影《金錢》，同樣是一個亘古不變又常說常新的話題，同樣也是一個大環境造孽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