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洛蒂·帕金斯·吉爾曼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著名的女性主義作家，她的短篇小說《黃色壁紙》（“The Yellow Wallpaper”）成為了繼夏洛蒂·勃朗特《簡·愛》之後，另一部窺探女性精神健康的文學作品，它試圖矯正當時男性權威對于女性的誤讀。
...這篇具有半自傳性質的小說以日記的形式講述了“我”，因産後抑郁被丈夫約翰帶到殖民時期老宅修養直至瘋癫的過程。“我”被安排住到了頂層的房間裡，原來它是一間育嬰室。為了保證原來的孩子的安全，房間的窗戶上也安裝了欄杆。這個房間的牆壁被不完整、有污點的黃色壁紙覆蓋，“我”一開始對于這樣的裝飾很厭惡，但慢慢地，“我”發現它上面的圖案是變化的，這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我”在夜晚經常能看到，黃色牆紙上有一個或很多個女人被欄杆阻止，她們匍匐在地上，迫切地想要沖破桎梏。“我”偷偷準備了一條繩子，如果她要爬出來，“我”就要綁住她。
“我”在黃色牆紙上所看到的女人就像是自我鏡像一般，它不斷地暗示着、掙紮着、分裂着，逐漸将主人公推到了精神崩潰的邊緣，最終她也變成了那個匍匐在地的女人，從被她吓暈的丈夫身上爬過。《黃色壁紙》不隻揭示了瘋癫女性眼中的世界，它還諷刺了當時的父權體制對于女性心理健康的忽視與摧毀。
當瘋癫成為了罪與罰的因果，人們開始唾棄與畏懼它。如果我們換個角度看，它又何嘗不是女性逃脫權力體系的一種極端方式呢？瘋癫的女人成為了具有雙重意義的文化他者，她們被關禁閉，但同時她們也擁有了自由，那些理智時被壓抑的想象力，都随着瘋癫被解放，如潘多拉魔盒一樣，身體與思想的錯位，幸與不幸又能有誰來定義呢？
誤讀
《黃色壁紙》中主人公“我”的掙紮是作者吉爾曼的真實經曆的複刻。1885年，吉爾曼生下了女兒凱瑟琳。生産後，她總是陷入了莫名的悲傷，經常啜泣，并被醫生診斷為神經衰弱。後來，在她成為女性主義作家和演說家之後，吉爾曼也經常發覺自己被同樣的無助與精神麻木所吞噬。她有着自己的理想，卻因精神問題無法前進。
...夏洛蒂·帕金斯·吉爾曼
而小說中“我”的設定也是一位剛剛生産完的年輕女性。“我”的丈夫約翰以及哥哥都是非常有名的醫生，當“我”認為自己确實病了的時候，他們并不相信我的話，堅稱我隻是有點神經衰弱。除了帶“我”來到了老宅轉換心情，約翰還禁止我寫作，因為那會使“我”的情況變得更糟。
面對他的專業性建議，“我”十分不能理解，嘗試偷偷寫作，而現在讀者讀到的《黃色壁紙》就是“我”在不被别人發現的情況下記錄下來的。“我”也常常在思考，如果約翰能夠少反對“我”一些并多讓“我”接觸社會與新鮮事物，那麼“我”的情況會不會好轉？但是約翰否定了“我”的想法，他說“我”太在意自己的狀況隻會讓其變得更糟糕。
起初，主人公“我”十分相信丈夫約翰的話，并且她也發現自己的确在寫作很短一段時間後就會異常疲憊，這都讓約翰的建議擁有了合理性。“我”本身對于産後抑郁這件事十分的自責，這種罪惡感主要來自于妻子和母親身份的失職，“我”成為了丈夫的累贅，不能幫到他什麼以及“我”無法陪在孩子身邊。約翰說，“我”要學會控制自我，但是“我”在他面前努力維持着自己的形象，讓“我”感到極度疲倦。
“我”對于自己的定位完全符合19世紀父權制社會對于女性的定義，成為“家中的天使”後無私奉獻，所以“自我”是不允許被放大的。“我”對于自己精神狀況的誤讀是由社會傳統以及男性權威的幹擾造成的。約翰對于“我”的診斷——精神衰弱并有輕度歇斯底裡的傾向，是19世紀醫生對于自稱精神狀态不佳女性的普遍判斷，而治療方法也如《黃色壁紙》中講得這樣千篇一律。他們總是強調自我消化、冷卻處理、轉換心情，而忽略了女性在家庭與社會中的情感缺失與個人訴求。
壓抑
在《黃色壁紙》的開場，“我”被約翰帶到了一座具有哥特式詭異氛圍的老宅，“我”相信它與很多靈異故事有關，要不然為什麼它那麼便宜還很久沒有租客？而約翰隻是笑我想得太多。由此可見，“我”具有豐富的想象力，這也為之後“我”能發現黃色牆紙裡的女人作了鋪墊。人們的固有印象“女性多感性，男性重理性”也在這一場景展現出來。
在“我”的日記中，對于房間牆紙的描寫占了很大的比重，黃色的氣味沾滿全身、令人恐懼的圖案随光線變化、碰到牆紙後人的皮膚和衣服上會有黃色殘留物等叙述讓讀者能感受到被壓抑包圍。整個房間，隻有黃色的牆紙可以吸引“我”的注意力，它仿佛為“我”打開了另一個世界。
...準确地來講牆紙上會動的圖案是“我”的想象力在作怪，除我以外的任何人無法看出牆紙的特殊性，一方面它證明了“我”的文學創造力還在，另一方面它暗示了“我”與現實世界中正常人的距離越來越遠，瀕臨精神崩潰。那個圖案越來越清晰，“我”身上牆紙的味道越來越明顯，而“我”也慢慢變成了牆紙裡匍匐着女人中的一員。那不是自由的象征，而是危險與異常。
一個夜晚，“我”在月光下，看到了牆紙圖案裡那個女人想要逃脫。月亮是一個十分有趣的意象，它經常與女性和瘋癫相關。借這個隐喻，“我”能看到那個在地上爬的女人試圖掙脫牢籠，“我”也預知了自己的未來。牆紙中爬行的瘋女人形象也許在呼應《簡·愛》中“閣樓上的瘋女人”伯莎，就像簡·愛在閣樓中見到的場景一樣，她像野獸般匍匐在地，完全失去了人的體面。
...“黃色牆紙”這一意象十分矛盾。它是主人公想象力的畫布，也是她渴望掙脫的精神桎梏。“我”在看到牆紙裡女人的那一刻已經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所以才會偷偷準備一條繩子，防止她逃出來。實際上，“我”擔心的是自己會變成那個女人，繩子是“控制自我”具像化的表現，這也突出了主人公的自我鬥争，她徘徊于理智與瘋癫之間，無能為力，終究會潰敗。
逃脫
“我”過着晝夜颠倒的生活，因為夜晚的平靜能讓我更好地觀察着牆紙裡人的變化。“我”漸漸享受這樣的生活，不想走出這個房間，不想讓除約翰以外的任何人進來。一天，“我”扯掉了我能摸到的所有牆紙，“我”變成了如牆紙裡的女人一樣在房間的地上爬行。“我”爬過了約翰，誰也不能再把“我”抓回那個房間了，因為“我”把大部分牆紙都撕掉了。
這是《黃色壁紙》的結局，它似乎可以從兩個角度解讀。首先，“我”每次都要爬過擋着路的約翰暗示一種跨越父權權威所設置障礙的勝利。“我”變成今天這般模樣是他沒有想到的，所以在看到爬行着的“我”，他會驚訝地昏厥過去。其次，“撕掉了黃色牆紙”是自我掙紮的結束，“我”本以為自己會逃過黃色牆紙中瘋女人所暗示的命運，可是，在不知不覺間，“我”被黃色恐怖所同化，沉溺于爬行所象征的回歸自然與自由中。“我”在最後說：“我可以平穩地在地闆上爬行，肩膀緊緊挨着牆上的污迹，所以我不會迷失方向”。
...“我”就像是牆紙裡渴望打破囚禁自己欄杆的女人一樣，最終爬出了那個房間，沖破了身心的束縛，這也算是一種解脫。而“我”也和那些女人不同，當精神崩潰時，“我”想到過跳窗自殺，但是那一刻才發現了窗戶上的欄杆。它是監牢的縮影，也是一個機會，讓主人公尋求另一個可以活下去的出口，也是重新來過的機會。她變得更加勇敢，抛開社會給予她的職責與枷鎖，将内心瘋癫的野獸釋放出來，這一點也和“我”撕掉牆紙後，看到牆紙裡的人在嚎叫的猙獰場景呼應。
無論是《黃色壁紙》的主人公“我”也好，作者吉爾曼也好，她們都在自我懷疑與解放天性中找到了自我的正确定位與需求。在常人看來，瘋癫可能是個壞結局，但是，“我”在幻象中看到了很多個自己，她們可憐、無助卻又不曾放棄努力。瘋癫也許是個解脫，它是一個不光彩的借口，将女性從妻子與母親的使命中剝離，成為了最原始的人，這是個開始，擁有無限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