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走停停》這部聚焦于一個北漂失敗而歸鄉的失意中年,講述他回鄉後與家人的相處,在舊同學的激勵下嘗試在家中拍攝電影,最後在失敗中獲得成長和救贖的故事。之所以選擇去影院看這部電影,除了與筆者之前撰寫過評論的《銀河寫手》都是聚焦于“落魄編劇”這一原因之外,還因為它也和後者一樣有一位《一年一度喜劇大賽》的演員參與主演,即金靖。而恰好不久前觀看了近年的另一部影展系喜劇《朱同在三年級丢失了超能力》(以下簡稱《朱同》),也同樣有“一喜”演員出演,并且還具備一定的舞台劇風格,于是預期把《銀河寫手》《朱同》《走走停停》放在同一譜系下進行比較評論。看完之後,有些許驚喜,但也有期望的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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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走停停》劇組在北京國際電影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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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影片的喜劇性整體看來是比較合格的,點映場的小廳裡雖然觀衆并沒有坐滿,但是全場笑聲不斷,是一部能成功帶動觀衆氣氛的電影。

我認為,演員的表演功不可沒,尤其是男主演胡歌,在《南方車站的聚會》中采用“面癱式演技”的他,到了本片當中卻呈現出出乎意料的松弛感,如果沒有胡歌對這樣一個可笑、執拗又不失豁達的失敗小人物的生動诠釋,這片的喜劇性将不再成立。

對于男主角,無論是面對高圓圓飾演的老同學時的插科打诨,還是與家人相處時的機靈和小倔強,又或者是面對鏡頭或拍攝電影時強撐着信念感地侃侃而談,都拉近了這個頗具幽默感的角色與觀衆的距離。在這個前提下,到了結尾母親已經離世,男主角再次回到超市那個打折的電動椅旁時,他茫然失落的神态才更加能打動觀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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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相對于近期我最喜歡的院線華語喜劇片《朱同》,《走走停停》的喜劇處理手法實在是參差不齊,有些甚至已經到了令人不适的程度——比如男主失手把保安推落水的段落,以及父親在片場被迫蹲廁所的段落。

這兩個段落明顯是想要做喜劇化處理的,但在我看來它隻讓我看到整個一家人“極其不負責”的一面,有種“玩笑開過了還不自知”的感覺,主創卻把這些橋段做成笑點,令我在那個當下感到了對這家人短暫的厭煩情緒。

而《朱同》得益于奇幻設定,它的喜劇手法不僅更多樣更有創意,而且喜劇橋段的尺度拿捏也十分精準,整體氣質是統一的,這歸功于《朱同》對劇本更精細的打磨和對演員姿态更極緻的雕琢。

盡管《朱同》的導演王一川是戲劇導演出身,但《朱同》把戲劇舞台的特色優勢有機地融合到電影鏡頭語言當中,比如朱同幻想班主任在走廊大戰外星人那場戲,我們能從中看出這場戲的設計背後的戲劇舞台思維,但又并未影響電影這一形式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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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觀《走走停停》,它試圖使用更加電影化的寫實主義筆觸去呈現故事,然而對喜劇笑料過于誇張化或舞台化的處理,使得影片的寫實主義基調時常搖搖欲墜——最典型的一場例證,便是當男主在飯桌上宣布自己放棄了父親安排的崗位,父親開始準備扔杯子、掀桌子時,家人們竟開始預判父親的這些動作,用無厘頭的方式接住了父親扔過來的杯子,最後妹妹甚至直接“閃現”上桌,阻止了父親的掀桌。這一場雖然引得觀衆陣陣發笑,但我對這樣的處理持保留态度。

還有一段情節,是母親和男演員對台詞,結果男演員由于緊張,把一句台詞提前念出來了,觀衆便不知所雲,接着,母親念了一句台詞,所有人哄堂大笑——原來男演員背錯台詞,把回答母親的台詞先給念了,而母親也在背台詞,所以直接順着她自己的詞,念出了前一句台詞,産生了非常滑稽的喜劇效果。

但是,我在思考的是,這樣的喜劇橋段是否可以直接平移到舞台小品或素描喜劇這些形式中呢?《一年一度喜劇大賽》對華語喜劇電影的影響,是否并沒有跳出電影話劇化的局限?

影片還有一些較為刻闆且容易被觀衆預判的笑料,比如争吵的人物發現攝影機後裝作謙讓、還有大量利用“綠帽梗”來呈現父親狀态的橋段。

不過其中有一段的處理是試圖打破預期的——父親發現男演員和母親在天台上又開始演戀愛戲份,緊接着給到一個模拟監視器的視角,兩個演員在畫面裡演戲,這個鏡頭給了很長時間,觀衆知道父親一定會入畫搗亂,都在等待這一時刻。結果,畫面裡出現的并不是憤怒的父親,而是一閃而過的拿着錄音杆的妹妹——原來父親把天台上的被子燒了,先發現的妹妹趕緊拿着錄音杆跑過去滅火。這一場景既不失滑稽,又出乎意料,沒有完全落在觀衆的預期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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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走走停停》作為一部帶有媒介自反特性的影片,它的完成度是遠比類似題材的《銀河寫手》要高的。最明顯的一個例證就是,影片非常具有創意地運用了攝影機的特性制造笑料,甚至可以說有一些本體論的意味。

其中一個橋段是,男主坐在沙發上被一個固定機位紀錄着,突然他站起來,裝作不經意地走向旁邊書櫃的一堆舊獎狀旁,攝影師便不得不緊急調整機位,使用搖鏡頭來跟上男主的位置,引發笑料。還有兩處橋段,利用了攝影中“景别”這個元素制造笑料。

還有兩處橋段非常特别,第一處是在男主被紀錄時,故意把一摞書放在茶幾上,顯得自己在鏡頭前的形象高大上,結果攝影機給到的景别隻到男主的胸部,根本拍不到他放的書;第二處是男主的妹妹在被紀錄時,攝影師要求她換一件更合适的衣服,她便換上一件寫有“閉嘴”的衣服,攝影師馬上把景别推進,使妹妹衣服上的字移出畫外。通常我們說,好的喜劇是用鏡頭語言營造喜劇感,而《走走停停》則直接把鏡頭語言做成了喜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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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真實與虛構這個議題,主創是有自己明确的态度和立場的。從影片中段,導演被紀錄片導演要求遵從“劇本”,就能看出導演對這一議題所抱态度的端倪。縱觀全片,男主所導演的電影替母親追求了某種“真實”,而紀錄片卻迎合了創作者或觀衆所預想的刻闆标簽式的“虛假”,體現電影對真實與虛構的辯證态度。

影片最有諷刺力度的時刻便是紀錄片播出後,男主演被粗暴地挂上“中年失敗者”的典型标簽,所有素材都圍繞這個刻闆印象的編排策略進行篩選,最後這種“虛假”的影像引得那些網絡噴子發出了“拍片把自己媽媽害死”的惡毒評論,反觀實際情況,其實男主拍電影使母親真正找回了自我,也和兒子的理想主義達成了終極和解和共情,在瞎折騰的表象背後明明是極其複雜而深刻的情感,這些極其二元化簡單化且不負責任的惡毒評論立馬顯得極其可笑且令人憤懑。而男主面對如此誅心的評論,當下所能做的也隻是歎了一口氣。這種平靜而無奈的情緒處理,甚至比《保你平安》裡大鵬面對朋友所遭受網絡偏見時表面化的義憤填膺,還要更有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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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後的收尾便令人遺憾地亂了陣腳,影片沒有在“真實與虛構”這個點上繼續延續到結尾,而是着急忙慌地解決人物的情感落點——先是表現男主放不下高圓圓飾演的老同學、然後讓男主回憶了一段母親對自己的激勵,接着在沒有充分鋪墊的情況下,父親向男主伸出了和解的橄榄枝,激勵并協助男主把作品拍完。

此處雖然感人,但“綠豆湯”和“變裝”這兩個元素在前大半段劇情中毫無鋪墊,幾乎都是在男主回憶母親這個段落裡突然給出的鋪墊信息,導緻劇作力度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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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尾的堵車戲,男主和高圓圓飾演的老同學上演了一場物理層面的“走走停停”,如此反複了三四次,雖然這其中有意味深長的表意在,但在我看來還是設計感和刻意感居多,使得這對具有“影像倫理”和“階層凝視”意味的男女關系缺了些它本應該被營造出的宿命感。之前建立的所有關于“真實和虛構”的深度探讨,都被這些軟綿綿的戲份沖散了,非常可惜。

但總的來說,《走走停停》對“真實和虛構”的讨論是遠遠比《銀河寫手》深刻的,後者的兩個主角大段關于“編劇與真實”擲地有聲的自辯念白,說服力卻不及前者那一個播出的紀錄片的百分之一。從這個層面上看,《走走停停》是更接近《改編劇本》之野心和格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