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後的陽光已經有些燠熱，她有幾分胖，很怕熱，便拉上了暗綠色的窗簾。屋内立刻有了一種隐蔽和詭秘的氣氛，像戴着墨鏡走在街上，既感到幾分從容又不由生出幾分邪惡。”——《動物兇猛》
王朔的《動物兇猛》當然不隻是一部單純的青春愛情小說，就像在這部小說中提到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中的保爾柯察金的愛情一樣，都是在革命的宏大時代主題下的“小議題”。如果我們不能對70年代的中國背景知識有充分的了解，那麼也就容易把這部王朔最得意的作品再一次低估為一部“戲谑”的流氓作品。
70年代的中國，運動尚未結束。在姜文的《陽光燦爛的日子》中，我們看到北京大街上少有行人，彼時所有成年人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響應革命。在《動物兇猛》中，王朔記錄了一次“我”參與群衆遊行的經曆，可那時隻有15歲的“我”隻覺得乏味疲倦。與之相對的是“我們”的父親母親們都在單位裡忙碌，而無暇照顧“我們”這些少年。
在70年代，中國還處在一種盛大的集體主義熱潮之中，所有人都覺得可以施展拳腳。以馬小軍為代表的少年自發地“有樣學樣”組織成立了自己的“紅小兵”幫派，但是他們的“革命行動”也不過就是翹課、看電影、談戀愛、鬥毆……這實際上真切地反映了六七十年代的青少年真實的心理狀态。他們身為高幹家庭或軍人的子弟，天然地具有一種宏大的時代理想，想象着有一天中蘇開戰自己可以英勇地奔赴前線、赢得榮譽。但另一方面，他們又無法真正參透處于大大小小各種運動中狂熱中國的運行邏輯，于是他們隻學習到了打架、拍人，這是他們通過自身的叛逆來響應時代變革的形象表達。在《動物兇猛》中，“我”拿起闆磚向着自己的同學瘋狂砸去而不覺羞愧，“我”也飽受懵懂情欲的折磨而自我反思，“我”時而剛強勇猛，時而惆怅悲傷，這樣複雜難解的無奈心情被王朔淋漓盡緻地表現了出來。這其實反映了彼時人們對于家國命運的惶惑與焦慮，試想一個15歲的少年看到滿街的紅旗和标語、聽到廣播中日複一日的宏大主題，他是何種感受？
在小說和電影中，知識分子對于國家和時代的擔憂被形象地表達為“我”對愛情的不解。一方面，“我”想要替她做些什麼、來彰顯自己的存在價值；另一方面，“我”又過于年輕、缺乏經驗而無法讨得她的歡心。（這裡的“她”可指代女性也可指代祖國。）在屢屢碰壁後，“我”決定使用暴力，但最終的結果依然并不如意。王朔通過對少年追逐愛情的細緻描寫，傳神地表現出了那個時代中年輕人對崇高理想追求而不得的失落情緒，具有一定的批判精神和反思意義。因此與其說王朔姜文為我們呈現了一個類似《麥田裡的守望者》的青春序曲，毋甯說他們在這個愛情故事中投注了更多的時代課題和曆史憂思。他們仿佛以一種輕松戲谑的語調來講述一番迷離的愛情，又好像在每一個細節之處都留下了對于崇高的集體主義狂潮的反思與批判。
如果我們用《布達佩斯大酒店》和《頤和園》來對比姜文《陽光燦爛的日子》，我們就能突然發現原來在表層故事的水面之下，有着更為宏大的時代主題與曆史事件；如果我們用王小波《黃金時代》、韓寒《1988我想和這個世界談談》、村上龍《近似于透明的藍》來對比王朔的《動物兇猛》，我們又驚訝地發現原來在情愛故事的背後，是鮮明的政治議題與時代批判。在那些如“動物”般情欲飽滿的少年形象背後，我們仿佛隐約嗅到的是“國家兇猛”乃至“時代兇猛”，我們看到的是飄渺的愛情與令人迷惑的時代，我們體會到的是一小撮人的憂傷、自我懷疑和那一整代人宏偉理想的幻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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