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網飛的諜戰動作劇《暗黑情報員》第三季上線。2023年這部劇集的第一季成為了現象級的成功，當時的首周播放量達 2060 萬次。在上線一個月内，它成為了 Netflix 曆史上播放量最高的英語劇集第 6 名。目前它仍穩居 Netflix “曆史總榜單”前15名，總觀看時長超過 8 億小時，它也是該榜單中唯一的諜戰動作劇。

該劇的主人公叫做彼得薩瑟蘭，薩瑟蘭這個生僻的姓氏是編劇的一個小彩蛋，緻敬二十年前同樣是現象級諜戰動作劇《反恐24小時》中主角傑克鮑爾的扮演者基弗薩瑟蘭，也暗示了兩者之間的傳承。然而網飛的流量驅動劇情并不是簡單的複制，看似相同的兩部電視劇之間有着本質的不同，也反映了二十年間美國民衆情緒的變化。

說到《24小時》也是一部神劇，在其巅峰時的第四季和第五季（2005年-2006年），每周在福克斯電視台播放一集時單集觀衆數常常突破 1300-1500 萬，在那個流媒體尚未誕生的年代，這意味着全美有超過 10% 的家庭在特定時段鎖定福克斯電視台。

乍一看，《暗夜情報員》的劇情要素和《24小時》高度類似：往往是美國内部某些團體或派系出于各種目的，無意或有意地制造對于美國人民的襲擊事件，大無畏的主角在極少數真朋友的幫助下最終粉碎了陰謀，但在這個過程中主角的搭檔、上司、甚至是劇中的美國總統角色本人都有可能突然脫下僞裝轉為反派，帶來層層的的情節反轉。但本質上，兩個劇中的主角的個人理念南轅北轍。

《24小時》中的傑克鮑爾和《暗夜情報員》中的主角彼得薩瑟蘭，都是中低級的執行層面特工，他們最終屢屢戳破高層陰謀，也反映了美國大衆一以貫之地着迷于“打破規則的人”，美國人民從來不相信美國官僚體制能解決緊急危機，必須由一個不守規矩的英雄來“清場”。然而兩者的相同點至此而已。

傑克鮑爾的核心标簽是“隻要目的是正義的，可以不擇手段”，因此對于他來說，刑訊逼供是家常便飯，如果能救更多人讓少數人成為代價也毫無心理壓力。原因在于《24小時》誕生于 9/11 襲擊事件前後，美國社會處于極度恐懼中，為了安全，美國大衆願意默許甚至贊美酷刑逼供。當時意大利裔的哲學家阿甘本的“例外狀态”理論成為政治學界主流，即在特殊政治情境下法律可以被合法的懸置，主權者可以繞過程序直接行使權力，甚至生命也不再受法律保護。在這個層面上，傑克鮑爾是作為當時美國民衆不能明宣于口的情緒的載體。

而《暗夜情報員》的主角彼得則完全是一個正直得甚至有些天真的人設，他的父親作為上一代特工背負叛國的罪名死去（當然最後的真相并不那麼簡單），他自己也因此一直想證明自己有着不妥協的道德潔癖。他堅持程序的正義，堅持尋找真實的證據。他認為如果為了抓捕壞人而使用壞人的手段，那麼自己和壞人在本質上就沒有區别了。因此劇情的主要矛盾掙紮不再是“我要不要打死這個恐怖分子”，而是比如“我要不要洩露國家機密來阻止一場被操縱的選舉”。這也是處于後斯諾登時代的美國民衆情緒焦點的變化，他們不再害怕，卻更加不滿，希望信息透明，更有對于程序正義和絕對道德底線的尊重。這個層面上，彼得的行為準則更加符合當代的審美，正如100年前的名著小說《亂世佳人》在今天可能反而被指責為種族主義一樣。

于是，傑克鮑爾的核心使命是不擇手段的生存——阻止炸彈爆炸，讓美國活過今天。而彼得薩瑟蘭的核心使命是不可妥協的真相——揭露被掩蓋的謊言，讓美國看清鏡子裡的自己。

《24小時》乃至“例外狀态”理論的邏輯源頭來自于“功利主義”哲學，功利主義的核心由傑裡米·邊沁奠定，其核心信條是：“謀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 。它将道德簡化為一種成本效益分析。劇中經常出現典型的“電車難題”，比如恐怖分子安放了炸彈，一小時後爆炸，将殺死很多人，而唯一的獲知手段是嚴刑拷打嫌疑人（甚至其無辜的家人）。傑克鮑爾的選擇： 一人的痛苦 < 多人的生命。在這種邏輯下，酷刑不僅是被允許的，甚至被視為一種“道德義務”。

而在《暗夜情報員》中，彼得的對于程序正義的底線是是典型的“康德主義”：康德的著名人性公式就是“永遠要把人當作目的，而絕不僅僅是手段”，因為每一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應當被尊重，每一個人的價值都無法計算，這就是純粹的理性，而“道德不應該取決于結果，道德必須源于純粹的理性”。康德甚至稱其為“絕對命令”。

因此相隔二十年的兩部美國諜戰劇的核心邏輯區别就是：

《24小時》的邊沁功利主義信條是“隻要救的人多，幹什麼都行”。

而《暗夜情報員》的康德式絕對命令則是“無論救多少人，有些事絕對不能幹”。

這兩種邏輯不能簡單的說誰對誰錯，但每個人内心深處隻能選擇一種，也許每個時代也隻能選擇一種。

不過，這種不計結果堅持過程的康德主義讓人想到了兩千多年前我國古代的一位哲學家。

“一個好的意志之所以好，并不是因為它所達到的效果或成就。”康德曾經寫道。它本身就是好的，而無論它是否盛行。“即使這一意志完全沒有力量實現它的目的，即使它付出了最大努力卻仍然一事無成……它也仍然像一顆珠寶一樣因其自身的緣故而熠熠發光，就像那些本身就擁有完整價值的事物一樣。”

以上冗長的一段話可以用我們熟知的八個字來翻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這正是《論語》中用來形容孔子的。孔子本人也是堅持真實的道德，追求結果，但不為追求結果而改變過程中的道德。

現實主義的常識似乎告訴我們這是行不通的。馬基雅維利直言“一個在所有事上都想保持正直的人，在那些不正直的人中間注定會滅亡。”彼得薩瑟蘭這樣的康德（孔子）式的英雄是透明的。他遵循普遍法律，不撒謊、不越權。他們的對手利用的是不對稱信息和不對等底線。當彼得還在考慮“取證是否合法”時，反派可能已經通過修改法律等手段讓他的取證變得非法。因此《暗夜情報員》的情節設計充滿了各種機械降神讓主角赢，比如“意外的盟友”（反派女兒愛上我）和“技術降維打擊”（某種黑客技術）。在現實中，這種“偶然性”的可能極低。現實中的“彼得”們往往成了吹哨人，他們的結局通常是流亡或被消磨，而非大團圓結局式的凱旋。

然而，康德式的“絕對命令”有一種長期的“降維打擊”，如果所有人都像傑克鮑爾一樣為了“大局”破壞規則，社會将陷入“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争”。彼得的堅持雖然艱難，但他保護了“道德的信用”，因此他的勝利不是物理上的消滅，而是合法性的重塑。在我們此前的兩篇文章中（一位當面痛罵漢武帝的INTJ直臣何以善終？一個西漢家族的階級躍升）就比較了西漢時期兩位名臣汲黯和張湯的道德選擇和結果，這也是比邊沁和康德晚一代的哲學家密爾對兩者分歧的答案：也許從長期維度來看，堅持道德和過程正義即便從功利主義的角度出發也是有利的。

如是，美國民衆在不經意間轉向了康德，他們和孔子的距離，中美文化的距離，并不像我們以為的那樣遙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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