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麥合作拍的，順手翻出來看完。劇評寫進了短評，借這塊地兒整理一下雜亂的思緒。可能完全離題，不去細想了。

小時候靠着是官二代被安排當副班長或團支書，從來沒當過班長。我沒有決定權，對當班長也沒興趣，被安排了職責就好好做。

要是碰上投票，那我就隻有被趕下去的份兒。我向來清楚自己沒什麼好人緣。到高二，連人人都有的三好生這種沒什麼價值的獎狀，都因為投票不夠拿不到了。看到票數差距的一瞬間心冷，但反正争的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東西，無所謂了。

給我投我也沒感覺。不給我投我也無所謂。我要投誰，恐怕也隻是簡單憑直覺或好惡。我不是日籍公民，也投不了高市與否。

“我的政治宣言是什麼？”這份書單，攢到現在，裡面的書基本上也沒看，隻是攢着。我現在還隻是政治的小學生，不如成成、不如羅雷。

随便說說的話，我還是支持田爹描述的——在統治中實現關懷的配置。沒有統治、隻有“管理”，無法實現人們考慮不到的事情；沒有關懷、隻有暴力，無法服人；沒有配置，隻有施壓，無法達成效果。

班長，統治誰？關懷誰？支配誰？我從小就沒有哪位班長做過這些事兒的印象，更多的是一種吉祥物似的身份存在。反而更具體的概念範疇是班幹部——無論是管收作業還是管站隊，管紀律還是管成績，都是對具體事項的管理。

小學時，說話的寫名字扣分，公開懲罰示衆。光是到了中午上課前，當天值班的小幹部站到講台前，就已經能起到一定的威懾作用。至今仍記得一件小事，我在講台上看《雷鋒的故事》，沒看誰講話，按理說是失職行為。結果班主任走進來，指着我說，你看看她多麼愛好讀書，要向她學習。我隻是做我想做的事，不知不覺又被當成了教具。

我隻管過紀律。畢竟我自己就交不上作業，總是不寫、不想寫、寫不完，不能監守自盜。管紀律，就像是成成說，把頭轉過來、安靜；像羅雷說，不準打架。為什麼要做這些工作？看着他們這些小學生如此行動，二十幾歲的我回想起當年的記憶，渾身尴尬，簡直是黑曆史。

從視障人士角度來說，我對聲音極其敏感，讓教室保持安靜，的确是更有利于學習的。但小學整個班級，并非所有人都需要一個适合學習的環境。就連到了現在，研究室裡也有更喜歡聊天的，或更喜歡自己幹活的區分。

教小學生遵紀守法，未必有多“壓抑天性”。社會化的過程，包含不為所欲為，互相尊重，互不打擾，并不奇怪。

回想小學的記憶好累。總能想起自己闖下的禍，丢臉的事。雖然當然也有一些寶貴的經驗。回想它幹嘛呢？解釋政治？我那會兒又沒有這種厲害的社會實驗，解釋不出什麼名堂來。國旗下講話這種政治性很強的活動，也無非就是一個播放自己名字與聲音的宣傳欄，一份抵不過沒戴紅領巾被擋在校外的榮譽。聽的人嫌煩，說的人嫌壓力大。聽到有人在國旗下講話了，就知道我又遲了個大到。

所有人都被簡化抽象為一張相同價值的選票，真的平等嗎？我不這麼認為。真理如果掌握在少數人手裡，那就不是投票能解決的事情。但拉圖爾說，真理是由多數人定義出來的，投票恰恰是那個解決問題的方式。想到了《街角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