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電影資料館走出，站在1947年的上海，圍着海岸的一圈人中間，左耳是忠良母親的嘶鳴，右耳是一聲聲焦急的鳴笛，正催促着岸邊那個一看便錦衣玉食但此刻卻蓬頭亂發衣冠不整的男人。
1947年的上海，張家兩個兒子走在無法回頭的兩條道路上，抗戰中降生的孩子們無法跟随父親，而必然走向挽華忠民的隊伍中去。
這三個小時展現的《一江春水向東流》完全不同于惡劣的拍攝條件下草救的諸多左翼、國防電影，展現出清晰的完整性和粘連在劇情、台詞、動作等細節之間無處不在的張力，其與衆不同而不同凡響的質感無需多言，卻又不吐不快。
據碼頭工人說，這個躍下的女人沒有濺起水花，放下的信件被風吹翻又被吹了回去，這聽上去像賈寶玉歸隐時的腳印，淺淺被雪片覆蓋，無聲無息，是一種屬于中國的浪漫。
岸邊不知所措的男人叫張忠良，他看上去是個無辜者，不知不覺就有了兩個老婆和一個情人，不知不覺就在聲色場裡嬉笑怒罵忘了母親和孩子，不知不覺從聲援東北聯軍的愛國青年成為買辦資本家，不知不覺就丢了名字裡的“忠實”和“善良”（其母解），讓我們隻能稱呼其為張XY。
這三個小時與其說是在批判張XY，不如說是在批判把忠良擦去而寫上XY的民國的社會結構和遊戲規則，這座吃喝嫖賭、莺歌燕舞的歌舞場，讓無數青年作為國軍被俘淪為奴隸和屍體，有的連姓也埋掉了，而張忠良機靈一些，從枷鎖裡逃出，但後卻被重慶排斥，成為難民餓殍，不得已投靠熟人麗珍。終于對個人成功的渴望壓制了對理想的期許，成為該力量的一員，被詢喚為重慶主體。
從離亂到天亮，八年的轉變所引發的兩個現實的撕裂正是忠良内心的外化，也是忠良們背後，1947年更宏大的某種立場的分野，一邊是飯都吃不起的難民，一邊是打牌賭博睡覺畫畫看雜志的人們，一邊是堅持抗戰和民衆站在一起，一邊是在後方緊吃，歌舞升平，脫離群衆号召着來自人民路線的激烈批判，以緻僅僅擺出事實就形成了批判。
“一江春水向東流”的歌聲三次響起，凄厲的音調敲打着觀衆理解這個寓言在時間空間上的雙重含義。逝者如斯夫，忠良在麗珍陽台望着江水時感歎昔人遠去，已失去歸途。而重慶到上海的距離是如此遙遠，足以鋪滿素芬、母親和抗生在困境中日複一日的思念。而這個寓言中含有的深沉的悲傷更和國破家亡的曆史相融。
真摯的情感，細膩的表達，豐富的細節，深厚的蘊藉，深刻的主題和數不盡的生動真實的細節（抗生扮演忠良）台詞和動作，個個都充滿張力和潛台詞（麗珍和表姐 抗兒受傷素芬越勸越哭 素芬念信字字諷刺椎心泣血）
在這些之外，盲人賣藝者的歌謠平和卻刺耳，他們洞察着世事，警示着昏昏然的夢中人，那些組成狗仔組的張家仆人們，或圍成一圈的傷兵，未必不會回到崗位繼續生活，但“抗戰中降生”的人們，那些在通貨膨脹中艱難求生的報童、在困境中唱着理想和同志的歌謠的沒有機會上學的孩子們，那些在戰亂和民國壓迫中被撫養長大的孤兒們，已經日複一日被驅逐到延安，并成為堅決的鬥争者。
1947年的上海正是這樣，光鮮亮麗的未必不會被扔進人民的汪洋大海，被壓迫的群衆未必不會翻身做主，隻不過在那個雲遮月的時代，人們隻能站在江邊，看到一江春水滾滾東流。




值得一提的是，蔡楚生的個人經曆剛好和張XY相反，他本可能堕入唯美主義的漩渦，成為自覺的軟性電影創作者，而在領導小組的引領和一衆創作者一齊洞悉時代的過程中找到了正途和時代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