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汀·塔倫蒂諾，可以說是當今影壇最具有風格和個人特色的導演之一。而在論及他的創作手法和美學風格，莫過于其電影中“暴力美學”這一要素。而《殺死比爾》相較昆汀其他電影（例如，《落水狗》《低俗小說》，包括昆汀隻是參與編劇的《天生殺人狂》等）的特别之處，在于影片中實施暴力的影像主體，幾乎全都集中在女殺手這類銀幕形象之上。

所以這部電影的解讀，除了後現代、叙事風格、黑色幽默、戲谑、反諷、荒誕等關鍵詞的之外，是可以被重新語境化的，至少将其從審美議題帶入性别視阈。因此，昆汀的《殺死比爾》為考察女殺手形象的銀幕構建，提供了集中而豐富的文本土壤。在此我們可以清晰的看到“暴力美學”這一電影術語是如何将女性形象客體化，同時利用鏡頭調度與影像機制來對物化後的女性身體進行凝視與消費。

《殺死比爾》本質上揭示了一種為了滿足視覺快感的原始欲望。那“暴力美學”的電影風格就是其最直接的産物，進一步形成終極戀物。所謂“戀物”是指對女性身體的物化、凝視、迷戀、消費。電影借由“暴力美學”風格的鏡頭調度，引誘觀衆以戀物的觀看方式，在隐喻上占有被色情編碼後的女殺手形象。

《殺死比爾》這部電影的叙事主線極為簡單，一位原本在殺手組織中代号為“黑曼巴”的新娘，在其婚禮上遭到組織的暗殺。她在四年後蘇醒過來，開始一路調查尋仇。她也接受了極為嚴格的武術訓練，揮着兩把武士刀将當年參與婚禮暗殺的幾位女殺手逐一殺死，同時也更加接近這一起複仇事件的幕後，那個名為“比爾”的男人。

整個複仇故事的叙事其實具有缺憾的，一個圍繞複仇而展開的主線被昆汀用各類風格化的鏡頭肢解，揉雜了動畫分鏡、黑白慢鏡頭、經典的警報聲配合鏡頭閃回等一系列堪稱花哨的剪輯技術，來将電影在最大程度上風格化。可以說，在《殺死比爾》中，電影叙事被放置于不太重要的地位，風格之上的“暴力美學”借助形式而占據主導。

這也導緻影片主角，有關複仇主題背後的人物弧光和邏輯動機在電影叙事學層面變得非常疲軟。整部電影像是在電子遊戲裡一般，唯一重要的叙事就是讓女殺手“新娘”不斷升級打怪，遇到更多更強的女殺手，承接一場又一場華麗的暴力鏡頭來滿足視覺效果與刺激觀衆。一路的打鬥與尋仇，在影片的最後找到遊戲的終極Boss“比爾”的線索——在這裡才堪堪點題，所謂的“殺死比爾”。此外，我們幾乎不能在該電影中找到任何叙事上的雕琢。

可以說，由特寫構建的“暴力美學“化的女性身體，就是影片的全部内容；而影片中的諸多風格各異的女殺手，就是觀看的直接承受者。她們是凝視的收束者，一切目光從片場導演的攝影機開始，直到電影院銀幕外的觀衆，一切的觀看最終都聚焦在影片中的女殺手身上。

還有一組鏡頭可以說明影片内部女殺手的銀幕形象，本質上都隻是戀物符号的堆砌。例如，“黑曼巴”新娘的李小龍的緊身服、組織裡獨眼殺手的純白護士制服、石井豔充滿東瀛想象的日本和服、流星錘少女的日本女高制服——這些武打服、護士服、和服、校服的選擇，并不僅僅隻是出于審美考量。女殺手們都被安排穿着，承受觀看，迎合并意指着男性的欲望。

就以和服為例，電影中除了劉玉玲扮演的女殺手穿着以外，昆汀也安排了女主角“新娘”穿着純白和服接受武士刀的鏡頭。在谷崎潤一郎的《陰翳禮贊》中，強調東方式的美來自于某種遮蔽下的陰翳。對于日本和服的審美而言，層層疊疊，華美繁複的和服将女體不斷加以遮蔽，通過阻斷凝視的方式來烘托女體的高雅、高貴。

一種節制，克制，适當的壓抑來最大程度的調動想象，故而正因為“禁色”才顯得“情色”。而最終将華美繁複的剝開，我們終于看到女體的呈現時，這一過程之中的情趣才是“禁”到“色”的美，官能從壓抑中解脫而歎謂美的終極在場。而電影着重穿插諸多身着日式和服的女殺手鏡頭，是一種對于壓抑和禁忌的感官調動。電影中和服的最終曝露，是通過砍削掉石井豔一片顱頂而達到某種暴力與戀物的協同高潮。

而電影中的女殺手身着緊身武打服、護士服、高中制服之類的安排，也顯得饒有意味了。這一切并非服裝符号本身具有色情意味，而是戀物化的觀看癖，塑造着對象的身體之美，将之轉變為自身即可滿足的某物。決定性的男性凝視把它的幻想投射到照此風格化的女性形體上。女性同時被觀看和被展示，她們的外貌、着裝為了強烈的視覺和色情沖擊而被編碼，從而能夠把她們說成具有被觀看性的内涵。

昆汀的“暴力美學”，從一開始就充斥着刻骨的男性凝視，氣球一樣滿屏亂飛的人體斷肢，高壓水槍一般四處飛濺的猩紅血迹。各種正打、反打、特寫鏡頭，全都集中在女殺手的身體上，宛如步步緊逼的性交。他們唯一的性滿足，從主動的控制性的意義上說，隻能來自于觀看一個被對象化的他者。而這種追求視覺快感與官能刺激的觀看路徑，最終隻能導向對銀幕形象的終極戀物。

女性身體的被消費，女性殺手被物品化為美豔而鋒利的武器，依舊沒有主體，隻是欲望的客體。那麼“暴力美學”範疇下構建的女殺手銀幕形象，她在影片中的一切施暴都隻為了視覺快感而存在，而該題材下的女性暴力叙事，就隻能淪為一種對于影像風格的投誠，和對于商業機制的合謀。

昆汀在《殺死比爾》中所締造的“暴力美學”，像是嗎啡合成的人造糖精，借助電影工業一起生産甜得發膩的冰淇淋，風卷殘雲吸食完，腹内依舊空空如也。對于女殺手銀幕形象的“消費”一旦完成，欲望也被明碼交換，女性的主體早就被糖精腐蝕，那麼女性暴力題材就是商業噱頭，沒有任何實質的意義。

勞拉·穆爾維在《觀影快感與叙事性電影》一文中認為：“利用作為控制時間維度的電影（剪輯、叙事）和作為控制空間維度的電影（距離的變化、剪輯）之間的張力，電影的編碼創造出一種凝視、一個世界和一種客體，因而制造出一種按欲望度量剪裁的幻覺。正是必須打破這些電影編碼及其與格式化的外部結構的關系，才能對主流電影和它所提供的快感提出挑戰。”

《殺死比爾》通過其鏡頭的調度和運用，以及對影片中女殺手造型符号的迷戀，其中内部潛藏的色情快感與戀物觀看便慢慢浮出。但觀衆畢竟是可以具備超越性的主體，本文對于《殺死比爾》這部電影内部有關女殺手形象建構，到“暴力美學”内涵中所蘊藏的視覺快感需求，再進一步勾勒出該觀看脈絡内部的戀物情結。

正如人們所熟知的，“對于快感或美進行分析，實質上就等于毀掉它”——而這恰恰也正是本文的意圖。我們期待能夠解構這種以女殺手為銀幕上施暴主體，“暴力美學”為主要視覺風格的電影内部所蘊含的戀物快感，同時試圖呼籲一種來自觀者的超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