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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贫困笼罩着的地方,就谈不上贞操和罪行,也谈不上道德和智慧了。”

——巴尔扎克《驴皮记》


《寄生虫》,豆瓣评分8.7,先是在第72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中斩获最佳影片,拿下本国影史首个金棕榈奖;


后又在第92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上以黑马之势狂揽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原创剧本、最佳国际影片四项大奖。


至此,这部由奉俊昊执导,宋康昊、李善均、赵茹珍等主演的影片助推韩国电影,在国际影坛上迎来了最高光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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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部艺术性与商业性兼备的剧情电影,《寄生虫》聚焦社会现实,直击贫富分化,借助“底层、上流”三个贫富家庭展开的一场戏剧性冲突,向观众传递了穷人与富人之间不可逾越的阶级鸿沟。


这样的一种主题呈现,使得《寄生虫》收获了不同种族、不同国家的深层共鸣。从韩国本土的青龙奖到国际上的金棕榈、奥斯卡,显然,穷与富的分化对立,从来不分国界。


至于如何在影片中更为直接的展示这种对立,自然离不开意象的建构。

房子:彰显身份阶层的标志


昏暗的光线、狭小的半地下室、略高于地面的窗户,影片从一开始便将观众带入到了一个十分压抑的氛围里。


这样的环境下,生活着金基泽一家。一大早,儿子基宇、女儿基婷便拿着手机在破旧的出租屋里搜索着免费的WiFi,直到在马桶旁边连上了稳定的网络。他们一家四口都是无业游民,即便接到了披萨店“折纸盒”的零活,还是会因为做工不仔细而被扣掉了四分之一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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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半地下室里经常出没的虫蚁一般,他们蜗居在局促的空间里艰难地生存着。而镜头的另一边,是同样生而为人却锦衣玉食的朴社长一家。


高耸的围墙、宽阔的花园草坪、奢华的客厅厨房、明亮大气的落地玻璃窗。在这样的独栋别墅里,住着居于上流社会的朴社长一家四口。他们过得舒适、安逸,枕稳衾温梦不回,闲居不怕漏声催。这就是有钱人的生活,不为柴米油盐而忧,不为布帛菽粟而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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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在《寄生虫》里,“房子”成为了身份的象征。影片借助空间上与色彩上的大小、明暗对比,将贫富差距直观地示于人前。穷人的蜗居、富人的豪宅,仅从视觉上阶级地位便高下立判。


为了加强这种视觉上的贫富对比,导演奉俊昊还安排了另一组家庭,那就是朴社长家的前任保姆雯光夫妇,而她们也是推动故事发展的关键人物。


作为有钱人家的保姆,她并非外人眼中那般体面,她的生活比金基泽一家还要拮据。为了躲高利贷,她将丈夫吴勤世偷偷安置在朴社长家的地下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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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暗无天日,没有一丝阳光照入,狭长黑暗的走道、潮湿的墙壁、微弱的灯光,比起金基泽家的半地下室,她丈夫住的地方更加不堪。


从别墅、半地下室到地下室,影片中的三处“房子”象征着三个阶级:上层、底层、最底层。富人回家往上走,穷人回家往下走,越上越高贵,越下越低贱。就好似各自的身份标签一般,他们住的地方就代表着本人的社会地位。而分辨穷人与富人,往往一座房子就够了。

石头:底层欲望的象征


《鲁迅全集》中曾写道:“有些慷慨家说,世界上只有水和空气给穷人。这种说法其实是不正确的,穷人在实际上哪里能够得到和大家一样的水和空气。”


这就是穷与富的差别,也正因如此,不少穷人们前赴后继地往上爬,由此衍生出的对“上流社会”的追逐,我们将其称为:欲望。而在《寄生虫》里,原本抽象的欲望被奉俊昊物化为了一块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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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块石头是基宇的好友敏赫送来的,说是能带来金钱、好运。自此,这块石头便成为了金基泽一家,特别是基宇,想要跻身上层的欲望寄托。


在敏赫的介绍下,基宇带着伪造的学历证书来到朴社长家里应聘英语家教。当第一次看到这座奢华大气的豪宅,他便沉沦了,内心的欲望也更加强烈。他成功通过了面试,成为了多慧的家教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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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宇工作上的顺遂似乎为穷人一家打开了摆脱底层的大门。在他的计谋下,妹妹基婷成为了朴家的美术老师,爸爸金基泽当了司机,妈妈接任了保姆。毫无意外地,一家四口实现了“寄生上流”的完美计划,他们开始肆意享受着走出地下室的愉悦,甚至在雇主不在时以主人的身份自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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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就好像那块石头带来的好运,一家人想要爬向上层的欲望似乎得到了满足。但这一切终归是假的,也终随着保姆雯光的出现被打破了。


暴雨之夜,当阴谋被前保姆夫妇拆穿。经历了一场殊死搏斗后,狼狈的他们回到已被粪水淹灌的家里。污水中浮起的石头,一如他们曾错以为实现的欲望,虚假可笑、一触即碎。但再次拿起石头的基宇,却还未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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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宇执着地追逐着跻身上流的欲望,他拿着自以为可以带来好运的石头回到地下室,想以它结束前保姆丈夫的性命,但结果却遭反击,晕死过去。


正如马克·吐温所说:狂热的欲望,会诱出危险的行动,干出荒谬的事情来。基宇受到了欲望的反噬,但还好捡回了性命。而最后他将石头放到河里,让其回归自然,这似乎也是他对过往欲望的释然。

气味:贫富对立的隐喻


如果说石头寄托着基宇一家希冀跻身上流社会的愿望,那他们身上如影随形的气味,就是富人眼里底层蝼蚁的专属味道,也是贫富阶级之间永远难以消弭的沟壑。


“一样,他们有一样的味道,杰西卡老师的味道也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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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影片中第一次出现“气味”的描述。朴社长的儿子多颂在金基泽和他妻子、女儿身上闻到了相同的味道。他们一开始以为是洗衣粉、肥皂的味道,只有女儿基婷道破了真相:这是半地下室房间的味道。


就像上文提到的,“穷人哪里能得到和大家一样的水和空气,”《寄生虫》里的穷人一家又怎会和富人呼吸着同样的空气,他们身上的味道自然不一样。


之后,“气味”这一意象在影片中多次出现。


惊险刺激的夜晚,为了躲避朴社长一家,金基泽和儿女藏到了客厅的桌子下。躺在沙发上的社长对太太提到司机基泽身上的气味,直言偶尔搭地铁时会闻到;暴雨之后,社长太太在车上闻到了基泽身上的味道,掩着鼻子立马打开了窗户。


如果说第一次是童言无忌,金基泽将其视为幸福的烦恼,从而不以为意的话,那么之后两次社长夫妻本能的嫌弃,则一点点刺痛着他敏感而脆弱的自尊。这一切,终将迎来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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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日会上,雯光保姆的丈夫大开杀戒,女儿基婷被刺死,多颂吓晕。当朴社长捏着鼻子去捡地上沾了血迹的车钥匙时,金基泽彻底被激怒,他拿起餐刀毫不犹豫地刺入了朴社长的心脏。


就好像房子所带来的的地位象征,气味也像是一种身份符号,它本身虽是抽象无形的,但却是任何人挥之不去的。


在影片建构的意象里,气味的存在比房子、石头更为重要,它助推着影片的剧情向高潮发展,是这场荒诞而又引人深思的悲剧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线索。


电影中,气味既是半地下室的味道,更是穷人惯有的穷酸气。而富人与穷人之间的气味差异,象征着贫富两个阶级之间的二元对立,如气味不可消弭一般,上下阶层之间的鸿沟也难以填平。

关于奉俊昊


“当我年轻时学电影,有一句话一直刻在我心中:最个人的就是最有创造性的。”奥斯卡颁奖台上,《寄生虫》的导演奉俊昊侃侃而谈。 


从《杀人回忆》《汉江怪物》,到《母亲》《雪国列车》,奉俊昊一直专注于反映现实主义,而他的封神之作《寄生虫》更是被合作的国宝级男演员宋康昊评价为“20年写实主义电影的结晶。”对于奉俊昊,深刻的社会关怀无疑就是他最个人的,也是最优秀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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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寄生虫》中,他以贫富阶层的两极分化为切入点,借助黑色幽默的表现风格,在复杂人性的加持下,向国内外观众展现了一个任何国家都存在的社会现状:穷人在底层苟延残喘、朝不保夕;富人在上层鲜衣美食、纸醉金迷。


对于这种贫富分化,我们是无力的,就像是金基泽一家,再怎么努力,也终究只是在追逐一个美丽的乌托邦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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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寄生虫》在国际上斩获奥斯卡大奖后,韩国政府的一些措施为底层人民带来了福音。


2月18日,韩国首尔市政府宣布将拨款为1500户住在半地下室的家庭改善住房条件,包括改善供暖系统、更换地板、安装空调等基础设施,每户家庭最多可获得320万韩元(约1.9万元人民币)资助。


这样的举动算得上是继《熔炉》之后,韩国电影再次推动现实的例子。有人说这只是杯水车薪,但有总比没有好,至少会让一部分人在蝼蚁般的生活里得以些许宽慰。 


毕竟,从古至今的贫富分化远不是一个简单的政策就能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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