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于公众号：韭菜文娱
“我是姐姐，从出生开始就是，一直都是。”
许多人不会想到，引爆今年清明档期电影市场的，会是《我的姐姐》这样一部探讨“重男轻女”、家庭关系的小成本电影。
影片最大的话题点，围绕四个字展开：重男轻女。这个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影响着我们社会几千年以来的生育伦理乃至发展轨迹。尽管这个观念在近几十年来逐步弱化，但依然明显地存在于现实生活中，持续影响、制约着人们的发展。
《我的姐姐》所讲述的这段牵动人心的情感故事，就始终笼罩在这一阴影下。“姐姐”这个身份，成为了两代女性都要面临的人生困境。
...由张子枫饰演的女主角安然，自她出生后，父母就一直因其性别而冷言相向。为了拥有二次生育的机会，他们甚至对外谎称安然患有小儿麻痹症，是个瘸子，三不五时地把她托管到姑妈（朱媛媛饰）家里，直到这个谎言被揭穿。
安然想通过高考摆脱家庭束缚，远赴北京学医，孰料父亲把她的志愿改成了本地学校的护理专业，只为了让女儿在家乡安分守己。安然怀着怨恨上了学，却再也没有和父母联系。已近中年的父母也因为二胎政策，生了弟弟。
毕业后，安然按部就班地工作，打算考取北京的研究生，重新开启新人生。但飞来横祸，父亲开车时突发心梗发生车祸，母亲也随他一同去世。
电影开篇，就直接切入进这场车祸的场景。随之而来的，是对葬礼后家族关系的犀利呈现：亲戚们七嘴八舌，盘点着留下的房产家产，数落着安然这个从不被重视的女孩。而从未谋面的弟弟，此时却成为了安然的责任，两个人之间没有任何的感情基础。
...相比一般性地探讨家庭关系的影片，《我的姐姐》在类型化上下了许多巧思，尤其是剧本的严丝合缝，输出了高密度的强情节，让社会性包裹在流畅工整的情节推动里。而每个直击社会痛点的情节点，都与“姐姐”这个身份相关，与“重男轻女”的思想所导致的“女性围城”相关。
安然从小被父亲又打又骂，被寄管在姑妈家后被姑父偷窥、被表哥拳脚相向。她也因此在一个对男性没有安全感的环境中长大，只能用独立的方式与姿态，追求自己想要的人生。
反观安然的弟弟安子恒，他从小就是一家人的掌上明珠，待遇与安然截然不同，以至于在两人描述自己的父亲时，他说出了“我们的爸爸好像不是一个人”这样的论断。
...在这样的家族写照下，影片颇有深意地刻画出了其中的两性形象。
一方，以朱媛媛饰演的姑妈为代表，她阻挠安然送养弟弟的计划，多次逼迫她承担起照顾弟弟的责任。但实际上，她也是一个“姐姐”，自出生以来就遭遇不公的待遇，并最终为了帮助弟弟（即安然的父亲）而放弃了自己的前途。这是一个被迫选择妥协，以至于反过来想让下一代人也妥协的女性形象。
...另一方，以肖央饰演的舅舅为代表，他想要从安然手中拿到弟弟的抚养权，但更多只是冲着钱和利益，身上怀着那点“小市民”的狡黠和算计。这个“油腻”又失意的中年危机男子，整天不务正业地赌博，懦弱、自私自利，几乎看不到他身上有任何值得托付的地方。但实际上，他作为一个“弟弟”，心底也对去世的姐姐（即安然的母亲）怀有愧疚与感怀。他变成这样并不是因为心坏，而是很大程度上被家里呵护地太好，不够成熟。
片中的这两方配角，总是与安然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情理关系。但归根结底，情节的编写揭露了社会中的两性现状——重男轻女的思想，不仅限制了女性的发展，让部分女性被迫成为“牺牲自我价值以成全家庭价值”的牺牲者；同时，也限制了男性的发展，让部分男性因为诸多天生的“利好”而变得懦弱无知、不顾家庭。
...片中，令许多观众印象深刻的，是相当犀利的一条支线。这条支线中的家庭，看似与安然家并不相关，却又与他们呼吸着“同样的空气”。
安然在医院中负责照料的一位患有“孕期子痫”的孕妇，不顾医嘱转院。在医生表态放弃之后，她冲上前去劝告家属：如果保孩子，母亲就会有重大的生命危险，大概率会面临二保一的情形。“都已经生了两个女儿，为什么还要生？”
然而，这一家人为了生出儿子，无论是丈夫、妻子还是婆婆都选择了“冒险产子”。丈夫咒骂、推到安然，婆婆甚至捂住了她的嘴，让她不要再管。而一旁的两个小女儿，则是痴痴地看着这一切，不知作何感想。她们同样是两个自出生起，就注定等待自己成为“姐姐”的孩子。
...这一大段戏相当具有典型性，因为其直接地审视了当代生育中性别选择的伦理问题。为了维持男性利益，包括男子宗法系统的所谓“正统”，“男尊女卑”生育观念在当下仍是不少家庭的阴影——在很多人心中，没有儿子，即使女儿生了两个，还是“断子绝孙”。
未出生的孩子，对片中的这个家庭而言，其重要性排在两位“姐姐”前，更排在这个即将临盆的母亲前面。影片借此想要反映的，是社会上大多数人所通行的生育观，其背后的伪逻辑与残忍性，甚至可以说是毫无人性温度的歧视。
更为可悲的地方在于，在这个选择“保孩子”的家庭中，目前的五个家庭成员仅有1位男性，其余4位女性，都以支持、默许的方式，将这种生育观内化为自己的“想法”，甚至阻止安然的表态。
《我的姐姐》借此反映的，就是被社会上大多数人所通行的生育观，其背后的冰冷彻骨、毫无人性温度。并且进一步指出：女性将这种观念内化为自身想法的不得已。这种困境与痛苦，需要所有人的理解乃至抗争。
...在沉重的议题下，《我的姐姐》仍旧有着轻盈的一面。这一面是众多演员精准的表演，以及编导所要表达的第二重思想：即女性在这个社会环境里的自我选择。阴影下的光亮与深情，是这部影片细腻的底色。
家庭地位、个人追求、社会舆论，都是“姐姐”注定因“弟弟”而遭遇的困难。显然，中国式家庭的关键词，在于互相彼此亏欠的亲情，爱与伤痛是其中不变的内核。
然而，那个稍显温情的结局，却遭致了众多争议与批评。
...在部分观众的理解中，姐姐最终是选择了向现实妥协、向亲情妥协，方才重新接受了弟弟，这种妥协是一种“和稀泥”，更是影片最大的败笔。
许多人不解：为什么一部强调了100分钟“独立女性觉醒与抗争”的电影，要在最后几分钟突然煽情，让安然从养父母家中接走弟弟——“这个结局几乎是在诈骗”。
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开放性结局。
弟弟主动联系了之前想要领养他的家庭，为了安然而做出“牺牲”。而在意识到这一点后，安然也将自己房款的一半交给送养家庭，并打算做最后的告别。然而，在被要求签下“再也不与弟弟见面的协议”时，安然犹豫了。这几乎是作为亲情的本能流露。
...我们无从得知，安然是否只是在做最后的告别，她是否会在当晚踏上去北京的飞机，又或者，她是否会回去重新修改并签署收养协议。
但至少，安然是在做出属于她，而不是其他人让她做的选择。对此，张子枫对于角色的理解也直接点明了：“姐姐最后做到的事是，她就是她自己。”
这个开放性结局所引发的诸多争议，引出的即是“选择之后，承担后果的权利”。
安然此前所面临的诸多困境与缺爱的性格，再扭转到此时对亲情的同理心与不肯轻易割舍，其实是相当流畅的人物弧线，能被理解。影片所做的，是将安然与弟弟的未来留白，而不是支配这对姐弟的未来。
编剧游晓颖在接受采访时说：“告诉女性应该怎么做，是不公平的，因为你没有处在那个女性所处的位置上，你没有面对她的那些矛盾和艰难。所有的女性，无论选左还是选右，都会有人来告诉你，应该怎么生活。但我们从剧本到电影，都不是希望教女性应该怎么生活。所有的人都应该有自己的选择，去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重男轻女”不仅需要被揭示、被正视，下一步，是从社会性再次回归到女性个体的情感选择，不去道德绑架、斥骂她做出的选择，也别拿某种标杆式的标准去套在她的身上，要求她必须弃养。
“为自己的情感与决定负责”，是影片的落脚点。
当一个人自愿做出选择并承担后果，此时的她，才掌握了属于自己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