芭芭拉·洛登在1970年自导自演了作品《旺达》，而在80年她因患癌去世，《旺达》成为其第一部亦是最后一部长片。这一事实让我很难忽视《旺达》在洛登生命中承担的分量，甚至她是否已经转入了一种生命的实践呢？这是过于盲目的猜测，但我想先承诺，这一种生命最终会被阐释，或者说，在我们将影像化为真正原初的文本时被实现。

海报上被警察挡住的伤心面孔，和片名引导的某种主题性集中，我们很容易被导向问题，即如何标画旺达这一形象——或者应该先说，对旺达形象自身的讨论何以直接地就成为了可能？这首先是我们得以清晰地看见，她的身体和脸庞，难以言说而又潜藏着情绪的呈现，关于旺达的一切本就已经显得拥有着秘密。但伴随着这一种秘密形态的，是旺达持续的处于某种被动的姿态：从那些发生的诸事件中，我们似乎无法经由旺达的选择和决断找到某种意图。你看不到什么鲜明的所处方位和目的地，只能看着她缓缓散步，等待下一次相遇。这通向的是我们开始注意，事件间的间隙——那是一种沉默。旺达的身体在这片区域是独特的：她在这尚未与人相遇的时刻，两手常贴近身体，只靠双脚脉动，似乎无目的的，仅仅是朝着一个方向行走，任凭行人和车辆持续地穿行在镜头中。这种沉默的展开，也让每一次旺达与其他角色的相遇，都作为对沉默的打破，言说活动的进行。可是这样被动的言说可以和沉默区分开来吗？

德里达曾解构福柯在《疯癫与文明》当中的写作，认为这通向的是对沉默的，对作为被自身保护的理性所拒斥的非理性的考古。在这个意义上，这是关于沉默，关于并非事件自身，而是事件断裂而成的交叉口之历史。这即是福柯意义上的疯癫的历史，它由不可化约的中间地带构成。而旺达这一形象寓居的也恰好是这样一种中间地带，她的沉默和被动在影片的大多数段落是一以贯之的。但在这种联想式关联上，我们不能完全将福柯书写主体覆盖在《旺达》处，因为旺达并不拒斥什么东西——虽然我们可以说一种无权威的拒斥也是被动——她仅仅是与人物相遇，然后被置于这样特定的事件中，中介着来自男性的暴力，车辆的呼啸轰鸣等等。这里甚至不能标画为主体，因为旺达的时间恰恰是这样一种中介性自身的时间，而沉默和被动在其中共属一体。芭芭拉·洛登没有福柯那般的纠结与徘徊，她明确设定了进入创作的姿势，使得那些捕捉可以完全发生在场景中，化为温柔的摄影机视角，仅仅是拍摄着，而非介入切割着或带有意图的批判着。过曝就像那放映着火焰的黑暗电影院一样神秘，而变焦镜头不是引导，而是仅仅关于可见与不可见的变化，是一次次的邀请。《旺达》并非简单的是含有秘密的影像，相反她正是在直面那些秘密——它们也在躁动着运动着。

在此我们可以先说，《旺达》是那样一处中间地带的时间流动，在事件的节点中形成某种历史。但这种概念是一直被执行的吗？似乎很快我们就迎来失败——因为旺达遇见了丹尼斯。旺达一如既往地请求收留，而丹尼斯的急躁状态，使得镜头的拍摄也充斥起大幅度的来回摆动。随后丹尼斯的罪犯身份被揭露，一切好像打破了如常的运作。此刻仍然仅仅将《旺达》阐释为中介本身的时间已经不足够，毋宁说丹尼斯有一种强于一切角色的暴力，他使得旺达几乎无法进入沉默，只能高频次地进行着她那种被动回应。旺达不再独处，而是开始和丹尼斯持续且渐入严苛的无理要求和刻薄诋毁共存着。而她的回应和交流占据了那些散步游荡的时间，我们迎来了这种时间形式的转变——也是被动的。

这种无法沉默，亦无法再得以获得间隙的时间意味着什么？丹尼斯，他的暴力——时常让摄影机无法安静——化为了一种对中间地带的入侵，旺达的沉默与被动回应强硬地被这种否定撕裂，产生了一种距离。在这种惨剧下，秘密无法被就此直接拍摄了，毋宁说它们真正地回归了沉默之处，旺达的那些秘密反倒真正成为了秘密。而中间地带似乎也具有了某种不纯性，电影曾经的那般时间常常被丹尼斯的逃亡打乱节奏。而正是因为这种不纯性，旺达的被动在此被戏剧性地放大了，她在这个意义上，开始了一种主体化过程——她有了强硬的拒绝，她将冒充孕妇肚子的枕头拿掉，又多次地说自己无法完成抢劫，这抵达了，或者我们可以说退回了上文描述的福柯式的“被动”，经由拒斥的保卫而恢复的中间地带。这并非一种取代，而是在电影的流动运作中自身发展出的新的构成物，中间地带的历史性失败是一处断裂，正是这种断裂建构了整体历史本身。

主体化这一转变在旺达哭红着眼跑向已经被枪决的丹尼斯时，变得极为明显，我们第一次看到，那样剧烈晃动的摄影出现在对她的拍摄。旺达的脸庞依然保持着一种坚定，但几乎就要瓦解。对于丹尼斯之死，旺达开始让沉默复归占据自身，与他人的相遇再也无法让她言说，她的脸庞蒙上了一层夜的阴影，在此《旺达》真正进入了一种忧伤。而时间的转变进一步深入了那种中间地带——这一中间地带开始成为掩埋光线的深渊。当旺达逃向斑驳如光点的树林中，倒在地上放声大哭时，所有的中间地带时间在此都不得不现身，那是晶莹剔透的事物，我们无法说她捕捉了多少光线，抑或说对光线的容纳本身让她也成为了一种光——心碎的卢米埃尔（Lumiere）。

末尾，画面定格在了这一刻，旺达在餐桌旁拿起烟，芭芭拉·洛登停止了她的故事，随后让她渐渐堕入一片漆黑，属于旺达的那般主体化建成和展开在此是否被阻碍了？——或者我们可以说，画面的这一帧是主体性显现的时刻。但她已经不再于电影时间中流动，而是处在非电影的静态图像中，而酒桌的声音依旧。我们迎来了中间地带的终章，悲剧性的最高点——悲剧本身的消逝。在那一刻，旺达离开了《旺达》，中间地带的历史必须结束了，电影必须要散场。

悲剧的建立在于，这里并不是简单的作者意图——那种刻意标画的主体性假象，而是一种必然性（作者性往往是回溯建构的）。深渊般的中间地带再也不能进入任何东西，也就在此困住了旺达，让她无法再经历更多事件。芭芭拉·洛登饰演的旺达成为了最后一部《旺达》。

正如杜拉斯所说：《旺达》真正关乎“某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