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ea iacta est. “骰子已被掷下“。
公元前49年，凯撒这么说，之后他公然违抗罗马元老院的命令，率领第十三师团渡过卢比孔河，侵入意大利本土。这意味着，他和他的军队将被以叛国罪判处死刑，如果他失败的话。
是的，如果失败。在所有关于勇敢、忠诚、机谋决断的战争神话的核心，是一片名为“可能性“的虚空，催生着赌徒们残忍的野心。
神话和虚无之间，战争永恒的矛盾，是电影大师斯坦利·库布里克所有战争作品的共同主题。1957年，“可能性“成为了他对战争官僚辛辣讽刺背后深重的阴影。
...影片《光荣之路》，首先叙述了一场不可能取胜的战役的失败。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漫长的战壕相持拉锯时期，法国陆军准将米罗（Paul Mireau，George Macready饰）由于军衔晋升的诱惑，决定接受将军布拉尔（Geroges Broulard，Adolphe Menjou饰）提出的作战任务，命令达克斯上校（Colonel Dax，Kirk Douglas饰）指挥已经严重伤损的第701步兵团向一处名为“蚁丘“（Anthill）的德军据点发起冲锋，占领并坚守一天待援。
在每一次寸进都尸积如山的西线壕沟战中，要求一个伤损的步兵团，在没有大炮支援的情况下攻下并持守敌方的重要据点，当然是不可能的。
...达克斯指出，准将自己也很清楚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并以塞缪尔·约翰逊的名句”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Patriotism is the last refuge of a scoundrel）回敬了米罗关于”勇敢爱国者“的宣讲。
如果说影片明确地给出了米罗荒谬决定的动机，达克斯接受命令的原因却是暧昧的。诚然，米罗威胁要将他调离指挥岗位，但“离开我的兄弟“似乎并不会比亲自带领他们走向死亡更糟糕。
考虑到士兵对特定指挥官的信任在战争中的作用，以及达克斯后来的确毫无保留地试图将”我的兄弟“送向炮火，我们大概就能在那句愤怒而决绝的”我们会拿下蚁丘，如果世上有人能拿下蚁丘的话“背后发现两千年前凯撒名句的回声：库布里克赋予了科克·道格拉斯俊朗的明星形象以隐秘的、名为英雄主义的古老狂热。
赌徒精神是这种狂热的底色。
这是不可能的，是完全不可能的吗？如果出现奇迹呢？如果勇敢可以创造奇迹呢？如果我此刻只是怯懦呢？
...一场侦察戏预示了影片之后对“勇敢-怯懦“的讨论，也提前向观众展示了战场的样子——一战中两军战壕之间人间地狱般的“无人区”。
战役很快开始了，达克斯第一个冲出战壕，带领士兵发起了第一波”冲锋“。很快敌军的炮火落在士兵们中间，上校的哨声尖锐的穿插在爆炸声之间。
65年之后，我们或许已经很难发现库布里克在这里如何革新了战争场面调度的成规，但士兵们在布满弹孔的土地上冒着炮火艰难前行的画面显然与任何战争英雄主义绝缘。
这不是冲锋，这只是又一批生命在被驱赶向死亡。
...米罗准将通过指挥部的望远镜恼火地发现，达克斯上校带领的“冲锋”受阻，而其余本该跟随的士兵仍然在战壕里观望。
或许前一刻他还只是一个精于算计的利己官僚，此刻他却做了一个自己会追悔的危险决定：命令待命的炮兵团轰击己方步兵阵地，以此逼迫那些“胆小鬼”冲出战壕。
他似乎也相信了，攻下蚁丘并不是不可能的，只要自己的士兵足够勇敢，只要“世上有人能拿下蚁丘”，只要后方轰击的炮火能给他们“勇气”。
胜利是完全不可能的吗？如果之前的判断错了呢？如果可以更问心无愧地接受军衔呢？
...然而炮兵指挥官拒绝了准将的危险命令，战役也很快结束了。
达克斯上校回到战壕，愤怒或绝望或仅仅是疯狂地要求士兵们跟随他“再试一次”，但他想要再一次身先士卒时，却被一名士兵倒下的尸体砸了回来。
更讽刺的是，之前侦察任务中的懦夫罗热中尉（Lieutenant Roget，Wayne Morris饰）摊开双手，“勇敢”地告诉自己精疲力尽的长官那个其实再明白不过的结论：“It’s just impossible”.
不可能就是不可能，一切悲剧都产生于人根本上无法接受不可能，无法摆脱“不可能”的暗影中那一点妖异的“可能性”的闪光。所以世上总有赌徒，我们都会在某一个瞬间变成赌徒。
我们因为相信神话，所以遁入虚无。
...战役失败了。米罗将战役的失败归咎于士兵的怯懦，而达克斯上校以任务本身的荒谬性回击。
布拉尔将军，荒谬任务的首倡者，说服双方接受一个“一劳永逸”解决争端的方案：由第701步兵团三名连队长各自在连队选一名士兵，发起对他们进行临阵怯懦的死刑指控，由军事法庭审判。达克斯则获准担任三名士兵的辩护律师。
审判当然只是一场闹剧。达克斯义正言辞的演说也没能改变预定的判决。库布里克精准的镜头调度使他的明星主角看起来时而天真自负，时而激愤无助。
如果说英雄主义在无人区的炮火中还至少能激励一同前进的士兵，在冰冷的官僚机器面前，达克斯发现自己寸步难行。
...二等兵弗洛（Maurice Fero，Timothy Carey饰）是三名士兵之一，因为“不受欢迎”而被自己的连队长送上法庭。最初全心相信达克斯会拯救自己，在上校失败后，他转而开始向上帝祷告。
以勇敢著称的二等兵阿尔诺（Pierre Arnaud，Joe Turkel饰）则最先情绪崩溃。他醉酒后攻击受命来帮他们做忏悔的牧师，被下士帕里斯（Philippe Paris，Ralph Meeker饰）打折了颅骨，陷入昏迷。
帕里斯和罗热中尉一起执行了战役之前的侦察任务，并目睹罗热临阵脱逃。战役之后罗热成为了代理连队长，便挟怨将他送上了法庭。他愤怒绝望却冷静得体的状态一直保持到行刑队出现。
昔日的战友告诉匍匐在地痛哭的他，勇敢与否是他“此生所能做的最后一个决定”。
...库布里克近乎残忍地把三名士兵面对死亡全程的情绪变化都展示在了银幕上。
50年代末，即使最漫不经心的好莱坞观众，看到这三名士兵一个个崩溃，也会觉得坐立难安。他们生活在泥泞的壕沟里，在一场不可能取胜的战役中冲向枪林弹雨，却只因活了下来而被指控为怯懦，被推向死亡。
勇敢是战士的第一美德，是实现“可能性”的唯一途径。所有战争鼓吹都会这么说。
然而库布里克在自己的战争片中，却毋宁说是消解了勇敢的价值，或者说，他把挂在勇敢者身上的勋章一个个剥下，告诉我们世上如果有真正的勇敢，那就是走上刑场的力量。
行刑的段落反讽地对影片出自英国诗人格雷（Thomas Grey）诗作的片名“The path of glory”做了题解：“光荣之路”是三名士兵走向刑架的路。
恢复镇静的帕里斯下士昂首走在前面；已经奄奄一息的二等兵阿尔诺躺在担架上，行刑官会在适当的时候拍醒他，确保他清醒地面对枪口；二等兵弗洛挽着神父的手臂，随着刑架临近，他口中的祷词从“愿主赦免我的罪”，变成“为什么我必须死？为什么不是他们？”，变成“神父，我好害怕”，变成“我再也见不到任何人了”，变成“上帝，赐我力量”。
...枪决如期发生，达克斯默然看着，罗热表达歉疚，布拉尔将军则评论说，“处理得很完美”。
将军的态度提醒我们，三名死者或许曾是勇敢的，但走上刑场的力量并不真的可以被称为“美德”。
因为他们是受害者。他们勇敢地接受不幸应该被敬佩，但不应被称颂。
库布里克也并没有以刑场的枪声作结，而是在行刑的前后各安排了一场达克斯上校和布拉尔将军的对话。后者是蚁丘战役的首倡者，也是军事法庭的操纵者。
...行刑前，达克斯问将军，这场战役不可能取胜，将军也很清楚，为什么还要让三名无辜士兵去死？
将军坦然告诉他，这场战役是否可能胜利不重要了，也许士兵们更勇敢些，胜利就是可能的。
重要的是，将军还需要面对后方政客和媒体的压力。战争不仅仅是前线的一次次战役，还涉及到整个国族的后勤支持。后方的国族无法理解前线，因而，前线更要强势地完成自己的意识形态叙事。
所以，战略上应采取更积极地姿态，而对既成的事实，用三名士兵的生命把失败转变成对其余部队的激励，是正当的。
...这当然是诡辩，是权谋政治的无耻手段。然而，其中有容易被忽略的真实性，影响困扰折磨着达克斯们的良心。
库布里克深刻地揭示，意识形态和战争是同质的，战争本身就是意识形态，反之亦然。如果意识形态的关键是宣传煽动，而正是宣传煽动，不是“勇气”，给了战争胜利。
所以，战争官僚为了达到意识形态目的，会不惜一切代价地去发起一场不可能取胜地战役，也会用更多牺牲去掩盖战役失败的污点。
对意识形态来说，个人的牺牲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对战争来说也一样。战争不会导致不公正和恶，战争本身，无论胜利与否，都是不公正，是欺骗，是无意义的牺牲。
战争本身就是虚无，意识形态也一样。
...行刑之后，布拉尔将军当着达克斯的面，对米罗准将提出要进行一次针对他在战场上命令炮兵团轰击己方阵地的公开调查。
准将激愤地抗议“我才是整个事件中唯一无辜的人”，之后转身离开。将军随即向达克斯提出要让他继任米罗的职衔。达克斯愤怒地拒绝了，并诅咒将军的堕落和卑劣。
将军回应以冷笑，称年轻的上校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乡下白痴”，嘲讽地问他自己做错了什么。
特写镜头中是达克斯明暗间疲惫的脸，他说，“因为你不明白这个问题的答案，我同情你”。
...影片的结尾，库布里克安置了一场并不比影片前面的情节更多温情的酒馆戏。
也许这个桥段，在某一瞬间，会让观众想起二十年前让·雷诺阿同样关于一战的名作《大幻影》。
但又一场世界大战过去，库布里克的镜头比前辈更加锋利冷峻，更少乐观的人文情怀。
这里不再有喧闹欢快的音乐和舞步，取而代之的是露骨的欲望与仇恨，人们可共情的只有痛苦，只有忧伤的民歌，以不祥的、蝇鸣般的声音被哼唱。
文：金恒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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