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九九四年一篇早期作品集的序文里,黄锦树把小说中的“后设形式”描述为一种如癌细胞般滋生的“再生产的恐怖主义”:它勇悍、野蛮,会难以压抑地繁殖,“如我家乡胶园中嗜血的母蚊子”;但它也因此而对尤其是年轻的创作者有致命的吸引力,”它可以入侵任何文类,探讨任何问题。“

“后设小说”是Metafiction的一种译法,强调后置反转指涉作品本身的结构样态,另一种译法则更强调Meta-前缀的哲学本体论背景,即“元小说”。

彼时二十七岁的马华文学“摩罗”已经看到了轻与其中的危险,三十年后的我们如果坦诚些不佯狂吓唬人其实也不难明白,叙事本身并不就是神话,语言的自我解构也不是真如批评家们所说是多新鲜的洞见,“刻意清除自己的世界观、想法和感性以维持形式的纯净度,结果除了写出作者的贫乏和愚昧之外,小说中就几乎一无所有了”。(《梦与猪与黎明》初版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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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金恒立策划:抛开书本编辑部

“元电影“当然也是这样,或许在这里情况变得更糟糕一点。

电影解构自身靠的不是语言逻辑推演到绝对精神性后的自然坍缩——电影的历史没那么长——而是艺术资本市场和学院论争压力的催化。

在好莱坞工业或国家机器之外,电影无法形成自己的意识形态,脱离了影视学院体制的概念建构,它只是传媒帝国的一部分领土。因此,“元电影”的侵略性比“元小说”更容易显得虚张声势,与其“入侵”,不如说是“抢掠”,往往只是暴露了作者的贫乏和愚昧,或者还有无望的野心。

毕竟,对“文明人”来说,做“恐怖分子”太难了。

除非,你已经或本来就是一个“野蛮人”,如黄锦树,而你想做的,也刚好就只是单纯地、勇敢地,暴露自己,如陈翠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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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4年的短片《丹绒马林有棵树》结尾,拍摄现场的即兴机缘让一句“陈翠梅,其实你懂什么”成为了全片最后一句台词。

那时看起来,这似乎只是短片导演的小聪明,是一个年轻人“我承认我不曾历尽沧桑”式的自嘲和炫耀,而恐怕连说出这句台词的张子夫也想不到,当他和“陈翠梅”都步入中年,这句话会像一句真正“话头禅”的妙语,回荡在他们合作的第一部长片《野蛮人入侵》杀青后的海浪声中。

那时,张子夫在海面上“踱步”,在宫本武藏的又一则附会故事中把两支短棍丢入了海水。“一切都是电影”,所以手中的武器不重要了,或者说,所以他已经不再能挥得动武器,无目的不出棍,师傅说的。

这是影片的开始,也是影片的结尾。“一切都是剑”或许是一句禅语没错,但或许更是一句悲叹,后面是深深的疲惫。

如果这则故事真的发生过,那我愿意相信武藏在那之后就封剑闭居了。毕竟,如果天地日月都可作剑,剑客怎能不感慨生有涯思无涯,如果自然万象都是电影,人怎么敢自居作者,称“导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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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梅导演在映后说,影片中的另一句妙语“你的灵魂才是身体的牢笼”出自福柯。

我一时想不到法国人具体在哪里写过这样的句子,但的确可以想象他会这么说。只不过,“身体不是灵魂的监狱”按福柯的表达习惯,多半不是一句当头棒喝式的训诫,不是某种修习的结论,而是对某一历史时期(15世纪或20世纪?)西欧精神状况的描述,且带着一定的辩论术色彩。

实际上,哪怕是被认为近代第一身心二元论者的笛卡尔自己,也并不会认为身与心可以“割裂”,更不会像一些当代的“文化研究”写手,列出“灵魂即思想,身体即欲望,灵魂是身体牢笼故理性禁锢人欲”的糟糕论证。

我想,就影片来说,这句话的要义在,我们不自由的原因总在此而非彼,我们时而大患在身,时而困顿于心;但我们自由的根本也在此而非彼,谁在拖着尸体行走,是否继续拖着尸体行走,冷暖轻重自知,也只有自己能决定,外求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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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才是身体的牢笼”更像是一个敏慧多思的作者如陈翠梅生育归来的自省。

她说全片自认最有趣的一幕是自己问师傅“什么是自己”,结果挨了两记老拳鼻血直流的桥段。大约只有那些同样为深思的习惯所苦的观众才能完全会心这两记老拳的幽默所在:原来答案可以这么简单,原来好死不死我只是欠打只是晚餐吃太饱,原来缃囊章句的确是良药,只是缺少一味药引,缺少真实的痛觉。

痛觉是《野蛮人入侵》身体性的关键。

在这个意义上,作者无意讨论生育和女性群体社会资源的关系,称这部作品为“女性电影”是错认了。

影片中,生育是身体性重建的开端。从怀孕中“身体好像变成了一个公共领域”,到生产后(强烈的痛觉之后)“整个身体变得很弱”,到“觉得身体是一片废墟”,再到“通过习武重新打造身体”,到“了解自己身体,掌握自己身体”(南方人物周刊,第762期),半部影片的时间,陈翠梅导演在自己身上再现了这个亲历的过程,用声画向观众传递被侧踢撞墙、被打破鼻梁、被划破手臂以及被摔在地上失去意识等等各种痛感。最后,她意味深长且似曾相识地(记得《无夏之年》吗)让自己消失在了海里,又如搁浅的海龟(当年是人鱼)一般被海水冲上一块全新的海岸,也被推向重生(水的生育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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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觉是故事的开始,一百次侧踢后的刺痛引导我们去一点一点辨认自己的调动肌肉的方式,一次皮开肉绽后的愈合过程会让我们即刻明白哪些地方需要保护、如何保护,而难以忍受的痛苦意味着身份和记忆,意味着最简单直接的确定性:是我自己,我在这里,并且我会存在得比痛苦长久一些。投向自我的目光总是带着对疼痛的期待,求真的知识意志可以让这种期待实现,生出新的权力谱系。福柯在基督宗教的苦修传统中辨认出的东西,或许确实可以看作影片的一个注脚。但更重要的是,观众感受到的痛觉真正让“李圆满”和“陈翠梅”变成了同一个人,“元电影”也在这个过程中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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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格林格拉斯剥夺杰森·伯恩的身份,为的是惊悚政治重重谍影之下的人本主义底色,为的是完成类型片的现实指涉,而陈翠梅把李圆满的身份洗去,却“只是”为了让《丹绒马林有棵树》或《爱情征服一切》的故事再发生一次。

《野蛮人入侵》的身份讨论基础是情感,只不过,曾经短片多少有些强说的愁绪和长片里那聪明但叛逆无情的宿命感都不见了:女人遇到了男人,男人和女人一起去寻找“她是谁”,过程中情愫产生于一次次的身体接触(女人拍拍男人的手臂示意只是动作演练),相爱后女人找回了自己的记忆和身份(对不起,我是导演),随后男人(在三十秒内)死去。

整个过程充满了“元电影”的黑色幽默,但情感张力并没有因此而减弱。两者都在谜底揭开那一刻同时达到极致:镜头前的故事或许还要也还能重新开始,但镜头后凝望着爱人的李圆满选择转身离开,在海边取下了假发,变回了陈翠梅。

她一个人赤脚走在林间水上,走到老僧的身边,在“红色和蓝色药丸”之间选择了特别酸的那个,在海浪声里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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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蛮人入侵》的确是近年最好的华语片之一。作者作为真正的“野蛮人”暴露所有观者面前,所以“元电影”成立。“后设”在这里不是简单的衍生冲动,而是作者的挣扎不安,是她的困惑焦虑本身。这也许是“元电影”唯一诚实的拍法。

似乎她的不安逐渐被功夫、幽默和话头禅消解,这令人高兴。同时,似乎“作者”这个身份还困惑着她,这应该也是好消息,这意味着陈翠梅还会有下一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