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凭感觉写的，也许不成立。）
贝拉·塔尔和安哲罗普洛斯的长镜还是有很大区别：后者的长镜里远景居多，镜头仍是一个外在的观察者，观众仍然是观众；但贝拉·塔尔的长镜则完全是浸入式的，那种被禁止（随着镜头之间的剪接）作弊、只得跟着片中人物经历相同的时空的感受，构成了非常独特、有时痛苦的观影体验。
塔可夫斯基和贝拉·塔尔都是那种好像在说政治说人性的绝望但又抽象到难以直接解读的导演。但贝拉·塔尔的绝望和塔可夫斯基的不一样。塔可夫斯基的终极追求是超出理性的，是一种在让意义裂开露出信仰的基石后的拯救企图；在贝拉·塔尔那里，意义无法超越，是人无法克服的生存条件，他确知这世上只有绝望没有拯救，此处没有远方也没有。前一种带着拯救企图至少是预言者野心的装置中总是让人隐隐感到些威权倾向（如果不是更直白地被表达出来的话）；而后者没有，后者中没有上帝只有人，绝望、可憎但自由的人。这之中似乎能触摸到俄国与东欧的某种根本的坚硬的精神分野。
（说得再远一点，对被点燃了毁灭欲的群众的可怕的刻画让人想起朗的《大都会》，我们不能忘记朗在片中给出的“双手与大脑在心灵的指导下重回一致”的阶级和解大结局正是准法西斯的。所有告诉我们人的生存条件不是绝望的、拯救是存在的或者可以追求的导演，我都没法喜欢，我觉得这可能是我电影口味的原点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