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很多人看完这部电影的第一感受是:这可太戛纳了。我下意识就想到在公选课上看的奥斯特伦德。一查,原来奥斯特伦德是本届戛纳评委主席。一切都合理起来了。这部电影跟奥斯特伦德的电影,以及近几年很多的获奖作品一样,都很聪明,布满巧思。但这种聪明和愚笨其实相伴相生,是一回事。他们都是文本型的作者,但是拍得真的不好看。
整部电影最有电影感的地方就是开头那一段,对打呈现出暧昧感,然后隆隆的fifty cents音乐砸下来。
而此外的大多时候,镜头调度比较平庸。影片框架可能受黑泽明或许阿巴斯影响,但是又不能把控住影像。运镜有一些摇晃和缩放,仿佛想带一些纪实感,可又跟另一部分干净工整的画面不相称。以及,冗长的审判占了这部电影大头,这部分完全可以缩进一小时,不会有什么太大影响,忍不住想这算不算是对戛纳式电影调性的妥协。总之,内在节奏并不自洽,审判也就最终呈现为一种“毫无结果”的庄严。
导演并不是靠直觉跟感受向一个模糊的事物前进,她脑子里一直在设计这个电影,却没艺术家的气质。影片种种设计效果还不错,但仍然盖不住说教感。片子里,夫妇的角色和关系都成功立起来了。但是儿子像工具儿子——没能占住其本该有的不可替代的位置,狗像工具狗——情节推动的工具和符号,检察官像工具检察官——用来给女主博好感。(或许导演像在自己创作谈里讲的这样,她生怕观众不能爱上女主。)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影像是很有生命力的东西,靠人脑海中的文本去拟合影像的生命,一定会有语义的裂隙,也就是怪异的地方。
不妨拿几部片子来比对一下。戴锦华说“本片证明了现实主义是可能的”,就挑现实主义的片子吧。想一下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或是基耶斯洛夫斯基,它们和《坠亡刨析》之间有什么不一样?
假使就照巴赞的现实主义说法,那么这片恰恰是现实主义最低的一级。巴赞讲要让“完全让观众恢复信心,让他们自己去观察,去选择,去尊重意义”。可本片中,不管多么幽微,我们还是看见作者使劲把各种时代议题往里头加:性少数,家庭关系,时代群像。这些东西都不是留给观众自己观察和选择的的,而是创作者跟观众你知我知的:“哦,你想讲这个啊。”
假如说你突然脑子停转,停止接收作者想跟你讲的道理,就会感觉这部电影一下子空很多,几乎只剩下一个凶案的麦格芬——但是基氏和罗西里尼的电影可决不会因为你不深究里面的含义就空下来。
换句话说,这部电影是创作者思维表达的中介,而并不是创作者的表达自身,是一种文化产品而不是文化本身。这部影片的言说不精彩么?太精彩了!光看豆瓣长评都让我觉得精彩。可如果豆瓣长评会让我觉得它对影片的解读很到位的话,这难道不恰恰证明电影的维度不够吗。
其实,本片相关的种种事件其实和本片一起揭示了时代的症候,我们那么在意表达与立场,把洞察力和立场奉为圭臬,在文以载道的路线上一路狂奔,却把后面跟着诗以缘情忘得很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