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为了保全自己的“尊严”,为了在犯下不可饶恕的错误后继续存活下去,究竟能将自己欺骗到何种程度?一个国家呢?
在2025年戛纳电影节首映的《远山淡影》这部电影的故事就讨论了这个令人不寒而栗的主题,它改编自2017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出版于1982年的同名处女作小说。电影忠实地承袭了原著的双线交织模式,通过在1950年代的日本长崎与1980年代的英国乡村之间进行时空跳跃,构建了一个充满心理悬念的记忆迷宫。
...此时的悦子正被一股难以名状的抑郁氛围所笼罩,这股阴影源自她长女景子近期的上吊自杀。景子是悦子与其第一任日本丈夫所生,在被母亲强行带到异国他乡的英国后,始终无法融入当地社会,最终在曼彻斯特的公寓中结束了自己封闭而悲惨的生命。
...知子将自己人生的全部希望寄托在一名叫“弗兰克”的美国士兵身上,幻想着与他前往美国开启新生活。然而,知子对女儿麻理子却表现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忽视与残忍,为了不带累赘地出国,甚至在麻理子面前残忍地将女儿心爱的猫崽溺死在河中。在这个时间线中,年轻的悦子始终以一个温和、负责任的旁观者身份,审视着知子的生活方式,并在潜意识中将自己与知子进行了强烈的道德对比。
然而,随着老年悦子的故事逐渐露出破绽,观众和妮基突然在结尾的反转中发现:知子和麻理子根本不存在,或者只是悦子对自身记忆的扭曲投射;知子就是悦子,麻理子就是景子。
悦子为了离开日本来到英国生活,背叛了自己在日本的第一任丈夫,嫁给了一个英国人,甚至可能无比残忍地处理了当时自己怀孕的所谓“累赘”(溺死的猫崽的暗示),这是怎样可怕的一个女人!她强行将年幼的长女景子从熟悉的文化母体中连根拔起,带到了完全陌生的西方世界。景子在英国经历了严重的文化休克与身份认同危机,并曾经目睹了母亲的这种冷血,才会对母亲产生极度的不信任,因此景子的结局这时已经注定。
...面对昔日学生的公开指控,尾形老师表现出的态度是典型的“国家级自欺”。他坚决拒绝承认自己的教育理念有任何过错,固执地认为自己当年是为了国家的荣耀而尽责;他反而抱怨战后的日本年轻人失去了对国家的责任感,受到美国文化影响变得极度自私自利。在这位执拗的老人身上,创作者深刻地映射出战后日本右翼及整个保守社会对战争罪行的集体否认。尾形先生无法面对“我奉献一生的事业实际上是将国家推向毁灭深渊的帮凶”这一残酷事实,因此他只能通过贬低战后新秩序、将责任推卸给时代变迁来维持自己摇摇欲坠的“历史尊严”。
在2025年戛纳电影节的首映式上,石黑一雄自谦地评价《远山淡影》是一部“糟糕的小说”,并幽默地指出有时二流的书也能改编成伟大的电影。学术界普遍认为,实际上,正是这部处女作奠定了石黑一雄毕生探索的母题:个体的记忆是一座可以被随时翻修的危楼,而尊严则是支撑这座危楼不倒的最后一块基石。
在1991年石黑一雄获得英国布克奖的小说《长日将尽》中,这位日裔英国作家把批判的矛头从日本转向了英国,在当年改编这部小说的同名经典电影《长日将尽》(又译《告别有晴天》)中,奥斯卡影帝安东尼霍普金斯也奉献了我认为是他个人的最佳一次演技,演活了一个自欺欺人的英国管家。
《长日将尽》或者说《告别有情天》的剧情同样由一条“现实线”和一条“回忆线”交织而成:
现实线发生于1956年: 英国老管家史蒂文斯(安东尼霍普金斯饰演)效忠了一辈子的达林顿勋爵已经去世,庄园被一位美国富豪买下。史蒂文斯向新主人借了车,踏上了一场前往英国西部的公路旅行。他名义上是为了去拜访昔日的女管家肯顿小姐(同样是老戏骨的艾玛汤普森饰演),想邀请她回庄园重新工作;但在内心深处,他其实是想去确认一段几十年前错过的爱情。
...无论是《远山淡影》还是《长日将尽》,作为主要叙述回忆者的悦子或史蒂文斯都是“不可靠的叙述者”。石黑一雄在公开访谈中说,他笔下的角色并不是精神错乱的疯子,而是陷入“日常自欺”的普通人。“我在过去因为那些不可靠的、自我欺骗的、情感克制的叙述者而受到赞誉。但这种自欺是大多数人共有的特征。”石黑一雄指出,当人们回顾自己失败的一生时,发现很难以完全直接的方式看待事物。他关注的焦点并非角色到底做错了什么,而是他们“如何与这些错误达成妥协”。谎言在此处成为了维持尊严的最后堡垒。
悦子与斯蒂文斯的心理现象,可以在法国存在主义思想家萨特的哲学体系中找到完美的理论支撑。萨特提出了“自欺”(Mauvaise foi,即 Bad Faith)的概念。在萨特看来,人类拥有绝对的自由,必须为自己的选择承担绝对的责任。然而,这种自由带来了无法承受的存在主义焦虑。为了逃避这种焦虑与责任,个体往往会否认自己的自由,将自己物化为某种社会角色、阶级属性或外部环境的牺牲品。这显然是人性的恶习。
在《长日将尽》中,斯蒂文斯将自己异化为一个“管家机器”,主动让渡了作为人的自由意志与道德判断,将所有的历史责任推卸给阶级体系与雇主。他坚信这就是一个英国管家应有的最高尊严。同样,《远山淡影》中悦子的行为也深深契合了萨特的“自欺”哲学。在面对跨国移民和女儿悲剧时,悦子将自己塑造成一个被动卷入时代洪流与战后困境的旁观者。通过虚构知子,悦子实质上是在进行存在主义意义上的逃避:“是那个名叫知子的女人做出了残忍的选择,而我只是一个在历史废墟中无能为力的目击者。”他们都通过向外部世界出让自由,换取了道德上的免责与虚假的“尊严”。而尾形老师和达林顿勋爵所代表的日本和英国的守旧势力,也印证了“国家亦有其尊严的自欺”这一残酷的历史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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