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电影的类型序列中，律政片并不算十分耀眼的那一类。在过去三十年间，恐怕也只有《法外情》（1985）、《审死官》（1992）、《九品芝麻官》（1994）等多少为人熟知，而若将范围限定在“后九七”时代的香港司法背景，则更是鲜有名篇佳作问世。因此，近期的《正义回廊》与《毒舌律师》两部影片，序分前后，携口碑与票房双赢之势，算是补上了港片的这一类型短板。

不过细究之下，这两部电影虽然在类型或题材上可归属一类，但风格可谓大相径庭。其中《毒舌律师》算得上是对依稀渐远的伸冤喜剧模式的稳妥回归，以工整而掷地有声的言说方式为民申言，进而叩问正义和良心。它满足了一部商业电影的各项业务要求，尺度得当，愠怒适宜而无公害，因而甚至能贴标登陆。相比之下，《正义回廊》的剧情复杂程度、人物暧昧程度、视觉挑衅程度无不远超前者。在新人导演何爵天的锐意布置下（可能也少不了监制翁子光的功劳），电影从头到尾都弥漫着沉郁压抑的窒息感，让人恍惚回到了《踏血寻梅》（2015）的那个香港时空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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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片以月下抛尸为引子倒叙开场，早早便引出一起惨绝人寰的人伦案件。首要嫌疑人张显宗（杨伟伦 饰）自幼饱受各方欺凌，更难以“感受”家庭关爱，遂伙同面试时结识的友人唐文奇（麦沛东 饰）谋杀亲生父母，并在后者寓所内将双亲残忍肢解。作案后，张显宗不仅没有躲藏，反而通过网络发布寻亲信息，也很快被戳穿落网。随着案情和庭讼展开，我们得以一窥张显宗的“内心世界”，更进一步地见识到其兽性冷血之外的复杂面相。影片以张显宗视角下的意识独角和心灵构筑为引线，逐渐过渡到律师、证人、陪审团诸人的群像刻画上，并最终落于这场庭讼唯一的争议点：张嫌同伙唐文奇是否也参与了谋杀。

在本片原案“大角咀弑亲案”中，唐文奇的人物原型谢臻麒被法庭裁定谋杀罪名不成立，仅以“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罪”获刑一年（主嫌则是终生监禁），又因受押近两年足以覆盖刑期，被当庭释放。法庭判决的依据是，其人智商经测定低于人群平均值，且受拘捕以来一直坚称没有杀人，直到疑似遭遇刑讯后方才改口。电影对此基本如实还原。

但另一方面，影片又通过布置层层悬念，不断迟滞真相的抵达。唐文奇尽管在司法层面获得庭审和陪审团的轻判，但观众从全知视角却能知悉他与亲姐之间似有“密谋”，同时其人也并非如其形象那般“忠厚呆愚”。电影有一处细节，显示唐文奇的 LCCI（伦敦工商会）会计资格成绩格外优异，这也呼应了“低智商”的他为何一开始能和墨尔本大学毕业的高才张显宗参加同一场面试。显然，电影频频暗示唐文奇也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人物（不论他是否如结尾喻示那般身陷蛛网）。但这个人物无疑又与张显宗形成了鲜明的视觉比对：一者的情绪/欲望/想象被披露无遗，甚至在部分时刻有着一闪而过的真情流露，而另一者虽然尽显无辜憨态，却始终藏于疑似包装的低智外表之下晦暗不明。影片最后的司法判决，势必也会因这种视觉情感的不同配重而与观众的外部审视形成某种张力，进而达到间离的效果。

这便是本片颇为反类型的一点：从始至终，并不存在一个揭橥一切的叙事推动者，告诉观众最终应相信谁、厌弃谁。本片既无一般律政片中大放异彩的毒舌状师，也无代表公民理性与市民良心的抗辩陪审员，至于社会派推理体系中的警探、义工更是无从谈起。所有人物，仅仅是在其职司份内获得极为有限的视域，一如斯坦尼体系下所谓演员目光所及的追光之地。人人皆是演员，人人皆以特定方式表演——众律师虽然看似比陪审团成员更具理性与洞察力，但实质上仍只是庭讼程序的演绎者，并不具备鸟瞰的真知能力，仅仅是工于戴上头套/戏服后的那项角色任务；除此以外，他们并不比仅凭日常经验和价值体验就作出判断的陪审员高明多少。本片的值得玩味之处，正在于绕过了“公义何为、真相何在”等一般律政片议题，也不提理性与正义光辉如何彰显，而集中于人物在虚实折返之间的自我呈现。

我们看到，作为全片承重，张显宗可谓这一自我呈现的典型。影片不仅以大段意识流影像直陈其内心，更在叙事层面至少给他分派了四重“角色任务”。先是在媒体面前扮演一个寻亲孝子，然后在案件与庭审中扮演一个弑亲狂魔，接着在意识与潜意识里扮演一个掩盖阉割恐惧、向世界宣战的“末人”，最后则是在观众面前扮演一个似乎还存有人性（中性表达）的可悲边缘人。这四重身份彼此纠缠，同时各自对应着几种堪称病态的社会关系——被成器兄长置换了亲子身位的家庭、专重窥私与奇案的大众媒体、自以为是的精英阶层、不通人性的官僚机构、迷茫又专爱算计的小市民，以及最为根本的，繁重生存压力下的不公社会——甚至连人伦亲情也必须让位于这种难以直表的社会驱迫。本片的重音和力度，正在于此。

除了张显宗之外，其余各人物同样也在进行着虚实交替的角色扮演。唐文奇自不必说，其亲姐唐文珊（杨诗敏 饰）更是在证人席上表演了一出感人至深的“庭哭”，有力促成了陪审团的转意与唐文奇的轻判。三名诉讼律师亦自恋味十足，有着种种由演惑真的矫饰，比如一身正气、时刻秉持司法公义理想的唐嫌代表律师游嘉莉（苏玉华 饰），以及总要用英文发言以至于被法庭时时提醒要改为中文的检方律师朱爱伦（周文健 饰）。二人身上总有一种“我便应当如此”的形象包装，做作且虚伪。而即使通透如张嫌代表律师吴冠峰（林海峰 饰），也不能免俗地要参与同僚们的讼辩游戏。这些法律精英们与其说是我们在一般律政片中所熟知的“讼棍反派”与“正义使者”，毋宁说只是在各自司法理念中完成法庭任务的功能角色。

至于众陪审团成员更无不是某种人设符号的替代品，我们从中不难看出《十二怒汉》（12 Angry Men）的余影，但实际上他们更类似于《失控的陪审团》（Runway Jury）中价值失范、身份迷失的现代游牧民。这种情形显然并非脸谱化这么简单——事实上，何爵天有意选择有深厚舞台经验的演员撑起群戏，为的不是追求“自然”，而恰恰是要让“表演”的技法和痕迹凸显，以抵达日常法庭内的“表现”。（参见BBC中文2022年11月24日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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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正是因为众人皆竭力维持自己在庭讼中的“形象”，同时又都讽刺地绕开了案情的“真相”，才使得从始至终在庭内失语的张显宗获得了某种视觉赦免权，进而取得一丝源自观众的信任感（尽管这种信任十分危险）。在这种情况下，观众得以取代公堂，悬搁影像之中纠缠众人的身份迷思，自觉引出关于案件的私人判断——这无疑仍是基于信念的主观判断，却至少不会是某种叙事幻景营造的伸冤快感。也正是在这种“后真相”的情景中，众人的虚实形象才能延伸开来，枝连蒂结地触达法庭之外、银幕之外那个社会的症候。

当我们把视野推及整个香港社会的“身份形象管理”时，我们也就相应地看到了这部电影所欲扣住的那个更宏大的当下性（这正是何爵天的野心所在，至于效果如何可另作他论）。人们不免要问影响这一当下香港之角色扮演与身份迷思的因素是什么，答案无疑是多方面的，其中自然也包括了某个极为晦涩但懂得都懂的因素（比如影片中两次给予以港徽特写，却未见更具标志性的港旗）。它们集中构成了一个后现代时刻里关于香港身份的反诘——弑父杀母，虽然大逆不道，但终究还是有“一票认可”的惊悚余地的。这并非是要人们同情暴行，而恰恰是要发出刺耳的警醒。《正义回廊》正是以这种惊人的符号语法和视觉挑衅，展现了一种不失温度的冷眼旁观、一种超越程序的时代关怀，因而也就无怪乎它能够获得港区民众口碑与票房的双重肯认，且令人确信能够在类型港片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