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把《不要擡頭》視作一個民粹主義視覺運作的典例，盡管，它好像對“民粹主義現象”極盡嘲諷之能事，但實際上它堆砌的各類橋段，如遲鈍的國家機器、愚蠢的政客、自命不凡的商人、無力的理想主義科學家、娛樂工業的弄潮兒，乃至虔誠的嬉皮、極易被煽動的民衆，無不是以更加精妙的民粹主義方式呈現了人們所期待的那個“美國現實”。一部分人看完此片後，肯定會有如下感想：“瞧，這就是如今的美國，一個蠅營狗苟、遍布謊言的國家。”一如看完亞當·邁凱前幾部作品後的反應：瞧，這就是迪克·切尼，或者，這就是次貸危機（當然，我挺喜歡後者）。
并非是說這樣的方式不能呈現（或者批判）某些真實的東西，但它的狡猾之處也在于此。透過影像，透過精心挑選和設計的情節，它使你安逸地理解了全部的政治與文化編碼，讓每一個細節都清楚地顯示它要諷喻的對象；它看似在引導你思考，但其實它已經替你完成了全部的思考。觀衆所需做的，就是盡情設想這些影像人物的現實對應物們如何背離了他們自我維持的形象——一個特朗普式的希拉裡、一個迪卡普裡奧式的安東尼·福奇（可能剛從《華爾街之狼》片場跑過來）、一個“埃隆 · 喬布斯 · 庫克 · 馬斯克”，以及其餘堆疊起來的“元素人物”。
于是，在“現實”與“影像”之間，一種很諷刺的拟仿關系出現了。電影用拟仿的方式“揭示了”那些光鮮外表之下種種滑稽而不堪的内幕，以及全民的命運是如何被一小撮唯利是圖的中年病患者所操縱的。但事實上，這一“事實”早已存在于觀衆的頭腦之中，早已通過互聯網各種以訛傳訛的陰謀論和故作高明的杠精運作，在人們的頭腦裡形成了一整套拟仿的編碼。整個電影隻是借用了這一點。因此，它并未揭露任何東西，它隻是進一步強化了人們頭腦中固有的東西。它令人們更加堅信：世界末日或許真的快要到來（無非到底是叫它“滅世危機”還是“氣候變化”或“人口爆炸”），但who cares，别信“那幫人”光鮮亮麗的嘴就對了。至于民衆應當相信誰，福奇還是上帝？——亞當 · 麥凱對此隻是兩手一攤。
“不要相信”——通過拔高觀衆的這一信念，這部電影成就了自己的娛樂性和反叛噱頭，尤其當啃噬了女總統（或許應該叫她“特拉裡”或“希朗普”？）的異星生物被裡朗斯飾演的“埃喬庫馬”命名為“Bronteroc”時，甚至一種反現代性的“僞造物感”也油然而生。畢竟“Bronteroc”雖然早就被“大數據”所預知和編碼，但事實上它是完全後設而失效的；同理，男主Mindy博士也并未按“預設”那般在孤獨中死去，毋甯說，他和家人反倒在諒解中迎來了時間的停滞（電影很細緻地把這一刻處理為定格），一種内在時間的永恒，進而消極地避開滅世天災。因此，雖然這麼說很俗套，但似乎也隻有人們之間真切的關系與情感表達能夠抵擋災難，畢竟整個影片都力圖說明流動現代性方案的虛僞和失能。
但是，這種後現代的、民粹主義式的拟仿，是否有可能潛藏着更大的虛僞與失能呢？或許，當我們通過電影強化了腦内編碼的具象感時，可能同時也放棄了追尋外部世界的實在感。這種拟仿的運作機要并非在于欺騙，而在于我們就算知道這是電影，是虛構的，但我們仍然不自覺地把它作為理解外部世界的方案。因為說到底，電影并未激發人們對世界建立更加穩固的信任感，它充其量隻是号召人們回到更加自我的個人信念中去。
可問題便在于，即便不通過這部片子，我們也早就如是做着了。正如“不要擡頭”這道施事命令，本來也就沒有任何效果——誰聽了這句話之後會真的不往上看呢？但是另一方面，孤獨而悲哀的我們又總是需要依賴着一套方案，一套信念，一套編碼。我們一面歡快地質疑政客們提供的編碼，自鳴清醒地舉起陰謀論的大旗，但另一面又滑入整個社會編織的更大的拟仿之中。
這一點其實可以拿近期另一部風口浪尖的電影舉例。當“吊角眼”作為一種“醜化的拟仿”（惡毒的現實）被我們否認時，我們其實已經潛在地認同了反抗這套拟仿編碼才能呈現事物的“本來面目”。這時，另一套拟仿的編碼，符合中國人特定形象期待的編碼，就出現了。我們認為隻有通過這套編碼拟構的國人形象才是“正确的”，是不帶有屈辱傷痕和意識形态偏見的。但是在這個過程裡，我們是否真的抵達了“現實”呢？在這一新的壟斷性的審美成為神聖不可侵犯的之後，我們又如何去看待那些期待以外的事物呢？
“不要擡頭”固然是政客們的噱頭，但“不要吊角眼”未必不具有這樣的潛力。從一種拟仿到另一種拟仿，滿足的隻是民粹者的臆想，得意的也隻是鑽營者的腰包，但實在受到排斥的卻是一個個具體的可能性。比如，在世界末日以及吊腳眼的問題上，或許就有一種可能：
Who cares，just fucking do 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