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名为妖猫传,而妖猫其实是白龙(刘昊然),说是白龙传也不为过,妖猫从开头到结尾存在感极强,说是主角问题不大。从剧作上来说,这样的主角应该很早出现才比较符合规律,年轻的白丹两龙,无论是从出场时间还是作为人形态的戏份,都太过稀少,他们与贵妃的互动主要是一支簪子,这种互动难以承担起两人对贵妃深重的情义和行动力的理由。事实上,白居易和空海作为真相的探索者,可说是观众的化身,他们的戏份应当减少,而两龙,特别是白龙年轻时的戏份应当增加。从故事原理上,白龙应当当第一主角塑造,而非妖猫形态的白龙,其出镜率还比不上搞卖瓜把戏的丹龙,这会让人感到很奇怪。

白龙与妖猫人物形象不同,而其转变虽有交待,但还是少了些细节。首先,妖猫十分残忍,几乎屠灭陈云樵满门,在妓院也展开过无差别杀戮,最重要的是它还杀死了织白绫的宫女,而宫女只是个听命令的局外人。白龙在上身御猫时由于看到猫的记忆而黑化,但是只吃眼睛这件事的缘由并没有交待,而只吃眼睛是妖猫残忍的构成要素之一。事实上,在黄鹤、皇帝、高力士等近距离亲临贵妃之死一干人等中,两龙是纯洁善良的标致,是污浊中仅存的清流,这与死神一样的妖猫合并为一人,还是有点勉强。

回过头来看,织白绫的宫女承担的作用是靠近真相的一环,白居易一句“我有证人在场”引出她来,她讲出关键那句“叫我们的时候贵妃已经死了,脖子上”。但故事里,杀贵妃可说是十万火急,专门让一个宫女去织白绫是不可思议的。宫女在死时就在织白布,最后也被织布的白纱勒死,妖猫说“原来是你织的白绫”,而宫女说“是我亲手绣的白绫”,绣和织完全是两件事,绣的时间可能来得及,但织显然来不及,电影显然是为了呈现“一报还一报”才偷偷把绣换为织。然而,作为知道贵妃之死真相的妖猫,没有充分动机去杀宫女,宫女在贵妃之死的过程中或者极乐之宴中也没有出场,她的叙述和死亡完全作为了叙事工具,引出“妖猫报复的全是和贵妃死有关的人”这句话而已。而此时的妖猫,给人的感觉是对贵妃之死虽是知道不少,还是有所不明,希望让空白二人帮它查明最后的真相。

与宫女相比,阿部仲麻吕更为工具,成为了整个极乐之宴和贵妃之死的摄像机。空白二人发现宫女死后,空海说“乐天,我想知道,马嵬驿兵变后还有哪些人活着”,于是叙事接力棒交给了阿部仲麻吕。这里说个细节,空海意识到是阿部仲麻吕时,第一反应应该讲出他名字的日本发音,而中文发音应该反应一下再说出来,如果他先说出あべのなかまろさん(不过后面空海的称呼都是“仲麻吕卿”,不是“仲麻吕さん”),看白听不懂再边想边说出中文,更好。再说个细节,侍女和空海在谈论阿部仲麻吕时都是直接说“仲麻吕先生/大人”如何如何,而中文字幕写的是阿部先生如何,这种不一致何必呢。电影中,阿部其人如何,没有任何交待,作为一台摄像机,工具得非常彻底,也非常尽职,甚至最后说了一句“所有知情的人,事后都被处死了,我也逃脱不了”,但既是如此,如何留下这些文字,剧中也省略了交待。

随着阿部的叙述,贵妃荡着高空秋千出场,不得不说,实在不能苟同陈导这个趣味,“竟然想出了这样的主意”,真得说竟然。。。

从阿部的视角,电影开始真正构建贵妃这个人物,与此同时也开始构建所有故事的动力核心。阿部看了一眼贵妃荡秋千就决心当面说出爱慕,已将贵妃之美作为故事的马达。极乐之宴的开场是一组幻术表演,回头去看,二龙没有在这时还不出场的理由,明明有一对双人舞(吹笛子的少女、跳单绳的男子),而且有一大片幻术表演,二龙显然应该成为这一段的主角。后来阿部叙述道:听人说,这一切都是贵妃的意思……她竟是这样一个奇女子。在这里是为贵妃的人设添加外在美之外的东西,但仅凭叙述还是太过单薄,它们的分量没有超过外在美。丹龙白龙接下来才出场,除了跑一圈,就是变鹤,这与前面那些壮丽的幻术相比显得小儿科,这两个如此重要的人物这样处理显得非常单薄,让人无法感觉到他们的重要性。

说回妖猫与白龙不融洽的问题,如果说残忍有迹可寻,那它的强大就完全没有交待了,妖猫可以随意附身操控,杀皇帝的手段不知道是什么,来无影去无踪,还会幻术,可说无敌。而白龙在进猫之前,是个只会变白鹤的小徒而已,进了猫之后,如何进修到这个水平,没有交待。

极乐之宴紧接着的就是兵变与贵妃之死。整个片子是个魔幻剧,取材于唐杨贵妃之死的故事,导演以此为基础,依自己的审美趣味构建“大唐盛世”之景极其象征——杨贵妃,作为虚构,有其符合事实的界线。首先,杨贵妃至少对于外界而言必须已死,如果最后杨贵妃又广为人知地活回来了,那就成了另一种架空。空海作为虚构人物出现,有很大自由度,而白居易、李隆基等人则属于借用真实人物的虚构,则需要受到限制。正如哈利波特所有虚构的一条基本准则是“巫师世界的确存在,只是我们不知道”,或者说哈利波特的虚构满足“你无法否认巫师世界的存在”,于是需要为此准备遗忘咒等关键设定;像妖猫传这样的作品其实也在暗暗遵循一个准则:事实也可如此,你无法否认这种可能性存在。换言之,对于留下来一直到今天有据可查并广为人知的东西,电影要承认——比如《长恨歌》。

电影在这里要做一个关键性选择,即是否要承认今天广为留传的《长恨歌》的内容,由于长恨歌由剧中人白居易所写,而写作长恨歌又是一个关键情节,那么就必须为今天大家所知的长恨歌文本负责,即,电影不能与“白居易留下了这样的长恨歌”这件事冲突。为此,电影在最后用一句话打发了:一字不改……情是真的。而读长恨歌,我个人认为这一点无法成立。长恨歌是一首长篇叙事诗,读起来让我联想起卖炭翁,诗把叙事的优先性放在了修辞之前。长恨歌呈现的贵妃可用“美则美矣”来概括,一句“汉皇重色思倾国”透露出白居易态度,就算不贬,也至少可说是冷眼旁观,而绝不至于赞成,其情感很类似杜牧的阿房宫赋。杜牧写的是前朝,白居易写的是今朝,整个事件的影响就加在他所处的社会之上,白居易的心情比杜牧更为现世。事实上,对比长恨歌里“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和卖炭翁里“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再联想“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几乎可以肯定地说白居易是不怎么待见玄宗宠杨贵妃这件事的。长恨歌里并没有显示出白居易对杨贵妃有电影中那种情感。同时,白居易其人肯写普通老百姓都能看懂的诗,说出“我和别的诗人不一样,我是两榜进士”之类的话完全不可思议。黄轩塑造的白居易在很多时候就像个傻子,比如在访老宫女那一段,听完宫女说“我亲手绣的白绫,交给了高力士”之后,对空海说的那句“没错吧”时,十分兴奋,一股没心没肺的样,仿佛听说的是“杨贵妃确实爱吃荔枝”。另外,辞职写作,而且要憋个大招写长恨歌,在读长恨歌的时候,实是无法相信它是这么写出来的。个人的感觉是,白居易写长恨歌不会超过三晚,前两晚写宠贵妃及贵妃之死,第三晚主要写招魂。

除了长恨歌,电影另外选择要为此负责的文本就是李白的清平调,同时还有李白让高力士脱靴的传说。但令人费解的是,三首清平调,扔了两首,惟一的一首,仿佛只剩了一句。在我看来,云想衣裳花想容,并不是单拎出来就能传唱千古的,这不像“每逢佳节倍思亲”可以没有“独在异乡为异客”,“云想衣裳花想容”如果离开“春风拂槛露华浓”,丢失的东西远远比“每逢佳节倍思亲”丢掉“独在异乡为异客”要多得多。我个人认为李白在写这首诗的时候,前两句与后两句可能是两次想到的,但前两句应该是一下子一起出来的。我实在是无法接受对李白的呈现,那个“呗”加得让我难受之极,以及扔掉笔之后,清平调二三也就扔了。

电影中塑造的贵妃是美而可敬的,电影多次想在美艳之外,增加“可敬”,无奈着力点十分有限。除了“这些都是贵妃的主意,没想到她竟是这样的奇女子”,还有贵妃对李白说出“大唐有你才真的了不起”。这句话塑造贵妃的知性,但是其上文却是阿部的那句“她是大唐骄傲的象征”,这多少有点作者自说自话。同样的问题出在丹龙的一句台词上:在丹龙决定离开白龙时,他对白龙说“我想找一个不再痛苦的秘密”,这句台词本来应为“我想找到不再痛苦的法门”,只是因为后来的丹龙实则是在青龙寺中的惠果大师,他是某种狮子国来的“密法”的持有人,而这正是空海来大唐所求之物,所以才在这里就成了“秘密”。导演试图把“不再痛苦的秘密”作为全片最高的哲学答案,并且让它成为长恨歌的主旨(空海最后递给丹龙的只能是长恨歌)和大唐的至高哲学秘宝,但全片看下来,似乎也就是“放下”?毕竟妖猫最终化鹤而去,也不过是放下了对贵妃复生的妄执,同时在丹龙这里放下了仇恨,而丹龙又放下了什么呢,他参与了对贵妃的谋杀,影片中他已经提到“我以为她喝下就不会醒了”,可似乎在山洞里,他就已经原谅了自己,打算去找不痛苦的秘密了,并没有一直背着罪过活着。而无论是二龙最终得到的哪种领悟,它们都与空海来唐时的船上,从那位母亲那里看到的东西有很大区别。更不用提现实的长恨歌结尾“此恨绵绵无绝期”,哪有一点“不痛苦”或者“放下”的意思呢。导演想把这些东西全都捏在一起,太勉强了,这似乎是陈导一惯的问题。

说回老话题,白龙(包括丹龙)对贵妃如此深重的执念缺少动机。电影通过演员的表演和少量的台词塑造贵妃的可敬与可爱,但它们还是难以超出外在美的分量。二龙在兵变期间一直陪伴贵妃,为她吹笛子,在这里与贵妃建立起了一些羁绊,大概在这里,他们体会到了贵妃有多好,但由于影像呈现有限,也只能推测。两个小孩儿出于天生的正义和善良想保护贵妃,白龙为此断了左腿。重看这一段,这两个人物此时的行动包括后来回去开棺救贵妃,动机都是充分的,但在这一段里,他们的存在感还是太弱,只说阿部的存在感就比他们强得多,加上前面的戏份也很单薄,看到后面时会觉得撑不起后面的执念。

玄宗对贵妃的想法,也是匪夷所思。蛊酒既是商量好的,那等于玄宗已经决心让贵妃死,那么所谓尸解大法就相当于一种安乐死,既是如此,不如用普通赐死用的鸩酒,就算杀,让贵妃喂蛊虫,也不像是皇帝会希望的,这种安排似乎只是为了白龙进猫所做的设计,我没有去费脑子,应该有更好的设计吧。影片没有把贵妃如何从大唐骄傲的象征变为国之灾祸的逻辑讲明白,只在陈云樵家,用春琴之死在侧面点出“一切都是你造成的”。不过我认为这些都是次要问题。在我看来,如果白居易也用空海这样的虚构人物来做,其目标也不是写长恨歌,而是出于某种理由来探寻当时的真相,就会好很多,把需要虚构的彻底交给虚构,这样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