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沒想到這部片子能有這麼高的分。從觀感上，它不像一個大衆友好的電影，信息複雜（幹信息量其實不大，因為水分很多），叙述花哨，雖然美術和表演很好，但不足以掩蓋前兩點帶來的晦澀。從結構上，奧本海默的事迹與對他的“審判”兩條大邏輯線各自閉合，但合在一起又無法構成一套完整叙事，而在兩條線并行了大半部電影後，一條線戛然而止，另一條線卻在不知趣地繼續唠叨，結果在這條線接近尾聲的時候，那條莫名其妙的黑白影像線居然成了所有事件的邏輯落點。結果是：整個電影最終形成的叙事被簡化為這樣一句話——《一個愛因斯坦的眼神引發的血案》。

造成這種結局沒有任何其他原因，就是導演自己打心眼兒裡就認為，這段曆史說到底就是這麼個故事，或者說如果拍給大衆看，隻能拍這麼個故事。這種巨大的落差也不是第一次，畢竟在《星際穿越》中，導演把宇宙終極的秘密寄托在了父女情上。

從這部電影的表現來看，導演沒有能力（或者沒有打算，或者沒有打算有能力）來處理真實的曆史和真實的曆史人物，無論真實曆史有多麼複雜厚重，他都隻能把它們矮化、簡單化、中二化，以放進自己所熟知的幾套叙事框架中來，人物也同樣隻能臉譜化以貼上自己所熟知的标簽。年輕的奧本海默成為人生地不熟、敏感脆弱的孤僻天才，心懷錦繡而受到各種羞辱，這是諸多爽劇的主角初始設定，無非是“今日的我你不放眼裡，明日的我你高攀不起”的叙事。而對“心懷錦繡”的表現手段則是或無聲、或音效奇特地配上眼花缭亂的光影，或者畢加索。很遺憾，這呈現出來的并不是一個對宇宙大理即将有深刻洞見的科學家，而是一個幻視幻聽的精神病患者。

這種呈現貫穿了整個電影。導演對複雜的精神、情緒狀态的表現，變成了對自己對精神疾病幻視幻聽個人理解的展現。他仿佛堅信演員不可能把“失去情人”這件事演好，也不相信自己能通過自然的叙事将“失去情人”這件事對角色後來行事的影響表達出來，于是安排了一個時不時閃爍一下、每次向前推進一秒的扔座墊場景。這對觀衆形成了一個懸疑叙事，而這個懸疑結構即對理解整個故事邏輯沒有任何幫助，也不會制造懸念揭開恍然大悟的快感，因而成了極為礙眼的蛇足。說得更具體一點，如果奧本海默是個半失憶連環殺人犯，而他每次殺人的時候都是為了拼命回憶起一件事，那件事總是出現在他夢裡，但回憶卻總是在多扔下一個座墊之後中斷，最後他終于回憶起來，這是他的情人，懷了他的孩子，卻因以為被他抛棄而自殺，那麼這個叙事就是成立的。

與此類似，在很早的時候就開始出現的跺腳聲，也以一種“未知夢魇”的方式出現，漸漸懸疑式揭開其完整面目。這種手段在盜夢空間中有很好的效果，因為男主是純虛構人物，事件與世界都是架空的，所以男主的夢魇内核作為叙事懸念非常自然，或者再說白一點，這個關子值得一賣。但在奧本海默這樣的曆史人物傳記片，這種懸念沒有任何意義。

我們應該在這樣一部電影中期待什麼？首先可以期待對這些決定了曆史走向的人們的影像呈現，在這一點上，愛因斯坦和哥德爾的段落讓我十分感動，隻是哥德爾的頭不夠油光，愛因斯坦白發的下部有點剪得太齊了。對于熟悉他們二人在普林斯頓散步的老照片的人，這個景像還是令人激動的。而更進一步，我們期待看到這些曆史人物較為還原的言與行，要知道，那個年代的物理學家們被稱為“集體天才”，從哥廷根到哥本哈根，那些人們完全地改變了人類對于世界的認知。然而最終呈現出來的效果令人大失所望，那一個個如群星閃耀的名字，真正張嘴說話的時候都顯得傲慢而愚蠢，肯尼思·布拉納的波爾，看着并不像波爾，而是像老了的吉德羅·洛哈特。導演大概并沒打算呈現真實的科學家，而是滿足于呈現臉譜化的科學家，他們在聊科學理論的時候聽來常常就如《康熙王朝》中斯琴高娃的“我孝莊”。

而對政治家，則更為刻闆。無論是鋼鐵俠的施特勞斯還是天狼星的杜魯門都沒法拯救導演的設計：兩個政治家蠢得就像007或者别的什麼個人英雄主義片裡的反派boss，特别是杜魯門說“我扔的它”的時候（巧的是最後一部007中的反派boss也的确出場了，正是他戳了施特勞斯的後脊梁——雖然我也沒看懂他為什麼要這麼幹）。而相比較之下，施特勞斯還蠢得有深度一點，至少會隐藏自己的目的和意圖，會做足表面文章，最後淪為小醜當然是他的命運，但他即使公報私仇，所因的原因也太中二了。這段曆史可供創作者解讀、猜測、發揮的空間我不得而知，但我相信電影呈現的肯定也不是某種公認的事實，而是諸多猜測中的一種。我不知道施特勞斯其人是什麼樣的出身背景，但能當上原子能機構負責人的位置，不應該是個白脖兒。我并不是不能接受一個官員在專業層面遭到科學家的羞辱，但電影呈現的關于同位素出口的故事還是太“簡單”了。

顯然，導演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形式上，但遺憾的是，打散的時間線形成的效果大約僅僅是将觀衆摁住3小時，以等到導演終于把他的底亮出來，而亮底後使得叙事最終完成，也即開頭所寫“一個眼神引發的血案”。我想強調的是，這和前面提到的“跺腳”和“扔座墊”相同，主要制造的是懸疑效果，而懸疑的形式對于闡釋這段曆史的深重内涵并無益處。我相信施特勞斯等官員與奧本海默之間有更深刻的矛盾和分歧，電影也許無法完全表現出來，需要做一定程度的簡化，但也不應該把核心簡化到中學男生A嘲笑了B，B向老師打A的小報告，A的小迷弟C又把小報告打回來的程度。

形式的花哨帶來的負面影響，除了叙事偏離目标之外，還影響了一些正常邏輯的表達，奧本海默感情生活以及衆科學家的家庭生活自不必提，電影到最後也沒說明白奧本海默在氫彈制造這件事上究竟持什麼态度，前後有什麼區别和轉變，這種轉變因何産生，那位被他稱為“不切實際”的科學家後來又是如何參加了氫彈的項目，甚至氫彈項目後來到底有沒有展開，在何時展開，也都沒有提。如果将施特勞斯和他的年輕幕僚們讨論競選的時間分一些去延續制造原子彈這條線，講述奧本海默面對兩次核爆所造成的人類悲劇，要如何影響氫彈項目，那才是我更希望在這部電影中看到的。

而導演給出的叙事是：想像中的核爆場面與跺腳聲一起成為奧本海默的夢魇，加入了扔座墊的行列。雖然演員的出色表演支撐了他作為一個站在曆史的岔道扳動了道岔的人物的複雜度，但導演卻拖了後腿。

觀點強烈的導演，可能會在忠于曆史事實的前提下輸出某個維度的價值觀，這樣的電影表達的是導演對于曆史的看法。但本片表達的更多的是導演的叙事審美（主要是結構審美），最後用花哨的手法講述了007反派般愚蠢自私鼠肚雞腸的政客将擔當着真理探索與人類和平的科學家當作棋子滿足并揮灑自己的權力欲并最後還想來個鳥盡弓藏兔死狗烹外加公報私仇的老掉牙的美國主旋律故事。内核如此，多麼優秀的美術、表演，也救不了這個電影。

說到底，對這位導演在“拍真正的人的故事”這方面的要求還是過份了，他擅長不擅長可能無法下結論，但他沒興趣是肯定的。但願這位導演不要再拍這類題材，就拍強概念性的隻需要臉譜符号人物的電影就好，那最适合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