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朱天心《击壤歌》，读到胡兰成把天心比作李白，“李白是天之骄子，他对于世上的事物什么都高兴，又什么都不平”；“他是对盛世也不平，对乱世亦不平。真真的要从乱世开出治世，也只有靠这股气，不能靠杜甫诗里那样的情理。”越发觉得《长安三万里》既不懂李白，也不懂诗人和诗。
电影中的李白，前段飞扬近癫狂就算了，后段潦倒至卑微，则颇让人无语。无论史实与否，这种先扬后抑，意在传达什么？电影中也有“诗在长安在”这般掷地有声的豪言（居然从高适口中喊出），看似为诗正名，但空喊口号何用，掩饰不了骨子里的“诗歌无用论”。尤其讽刺的是，结尾安排万人齐诵长安诗，但字幕随后就打出“高适是诗人中唯一封侯的”，高适是靠诗歌封侯吗？甩出这句话又意欲何为？大家不妨自己去琢磨。
电影看似务虚，但并不真的务虚，骨子里还是中国人的实用理性。电影将李白与高适并置，应该说是一大发明。李白本质是诗人，而高适本质是军人（或世人），诗人务虚，军人务实。可惜的是，电影并没有平等对待这两种人生。双男主，兄弟情，无论如何感人至深，都掩饰不了赤裸裸的“尊高贬李论”。李白前半生有多飞扬，后半生就有多黯淡；高适前半生有多隐忍，后半生就有多高光。一起一落，一沉一浮，述说的仍不过是事功对诗歌的胜利，务实对务虚的胜利。
在这部意在表现唐诗和唐代诗人的影片中，诗歌沦为一种华而不实的存在，诗人的意气风发沦为一种笑料。只要看看影片是如何理解和呈现李白为永王连写颂诗十一首部分，就能感受到诗人已经沦落到多么不堪、诗歌多么令人不齿的地步。影片给人呈现就是这种诗歌的羞耻感和猥琐感。要知道，李白的失败，就是诗歌的失败啊。
关于李白依附永王，我们不妨看看胡兰成的解读：“他在永王军中时作的《永王东巡歌》十一首，与《上皇西巡南京（四川成都）歌》十首，最是响亮热心。天道糊涂而不爽，李白的事不是一句话可以言明，但是我绝对相信他。他可以不要辩，他的辩亦是糊涂而不爽，像天道不言，却来鸟声叫得糊涂。他的辩只是不平，他是对盛世也不平，对乱世亦不平。真真的要从乱世开出治世，也只有靠这股气，不能靠杜甫诗里那样的情理。”抛开胡兰成有为自己附逆声辩的嫌疑，这番解读至少为我们还原了一个大写的李白。
诗人在政治上当然也会糊涂。可李白的失败不是为了佐证高适的成功。在这种成王败寇的逻辑下，李白注定只会以一个失败者的耻辱形象，留在世人心目中。既然如此，那还谈什么“诗在长安在”？也更别提“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了。
成败得失，兴衰起落，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须臾一瞬，面对唐代这样一个大时代、这样一些大诗人，我们难道不应该有更宏阔的视野吗？在时代的淘洗下，任何人生最终都不免虚掷。成也罢，废也罢，人生没有输赢。而诗人，不过是拿潮起潮落的人生来成就诗篇，这就是诗人最光辉的事业，它又岂能按世俗的标准来定成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