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片名和梗概，容易把这电影想象成又一段极端竞争下人性扭曲的猎奇，聚焦在血腥事件本身。但它没有迎合这种俗气的预期，而是将核心落在张子枫饰演的江宁身上，以一种近乎生活流的精准，刻画了一个女孩在巨大压力下的挣扎、偏执，以及最终那点倔强的自我觉醒。
张子枫的表演，是这部电影能立住的根基。她饰演的江宁，几乎没有戏剧化的大吼大叫或者崩溃哭泣，更多时候是安静和收敛的，但每一个细微的表情、动作，甚至呼吸的节奏，都在传递信息。
你会记得她手指划过冰刀时那种近乎神经质的专注，仿佛那锋刃是她唯一能抓住的东西；记得她受伤后，眼神放空地抠掉脸上亮片的小动作，她不是感觉不到疼，而是一种内心麻木的自我惩罚；记得她跟母亲要考斯滕时，话到嘴边欲言又止的样子，她想要的不是一件衣服，是母亲能真正看见她内心燃烧的困惑和渴望。
这些细节太可信了，就像我们身边某个过于要强又不太会表达的朋友，张子枫处理得不着痕迹，让你感受到江宁内心的暗涌。她演出了那种被“赢”的念头死死缠住的窒息感，也演出了在母亲严苛目光下，小心翼翼的讨好和深藏的委屈。
当她对钟灵的欣赏逐渐被不甘和嫉妒蚕食，最后走向失控边缘时，她的眼神变化是层层递进的，从最初的好奇，到隐隐的较量，再到被刺痛后的阴郁，最后是杀意闪现时的冰冷，整个过程异常自然，没有突兀的跳跃，让你相信这个女孩就是这样一步步被自己内心的执念和外部的高压逼到角落。
江宁这个角色带着一种不服输的狠劲，面对运动生涯的瓶颈、面对母亲可能“移情”钟灵的恐慌、面对可能失去一切的恐惧，她选择的不是认命或哭诉，而是一种近乎悲壮的自救。
哪怕方法错了，哪怕走向极端，她内心深处那股“我绝不屈居人下”、“我偏要争到底”的劲是强烈的。她身上的那种高配得感，不是盲目自大，而是在长期被否定和被比较中，依然残存的对自身价值的坚信，即使这坚信被扭曲成了对胜利的偏执。
这种角色的内核，与戏外张子枫为塑造江宁所付出的惊人努力是共振的。零花滑基础，提前大半年泡在冰场，刻苦训练，摔了无数次，双脚磨烂、膝盖淤青是常态。她是真的把自己摔进了江宁的世界里，用身体的极限体验去贴近角色的灵魂。
这种戏里戏外高度一致的强女思维——肯吃苦，有野心，敢追求，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让江宁这个角色更加立体。看着江宁在冰面上一次次跌倒又爬起，你很难不联想到张子枫在片场一次次摔倒又站定的画面，这种重叠让角色的坚韧更具说服力。
电影探讨的情绪压力，对很多观众，尤其是成长在东亚环境下的年轻人来说，并不陌生。江宁背负的哪里仅仅是一个花样滑冰选手的胜负？她身上浓缩了太多我们熟悉的影子：来自家庭的沉重期望，那种“只有成功才值得被爱”的潜在逻辑；优绩主义社会对“赢”的病态推崇，仿佛人生只有一条向上的窄梯；以及在亲密关系里，尤其是母女之间，那种以爱为名的捆绑和窒息。
马伊琍饰演的母亲王霜，将自身未竟的梦想全盘压在女儿肩上，用严苛到近乎冷酷的训练方式来“激励”她，这种“为你好”背后的控制与伤害，被刻画得相当刺目。
江宁的挣扎，某种程度上是无数在高压下试图寻找自我缝隙的年轻人的缩影。她与母亲的关系，充满了依赖、怨恨、渴望被认可又极度抗拒被控制的复杂撕扯，这种扭曲的共生状态，是很多家庭关系的极端写照。
而更值得肯定的是，电影并不简单地批判谁对谁错，只是冷静呈现了这种关系如何将人推向边缘。电影最后，重要的不是江宁是否与母亲达成传统意义上的和解，而是她终于直面了自己内心的声音：那份想赢的欲望，其实源于她自己，而不仅仅是母亲的逼迫。
她开始尝试与这份欲望和平共处，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这是一种更深刻的自我救赎，是“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般的觉醒。这种对自我选择的自洽，跳出了“受害者”或“反抗者”的简单对立，指向了更积极的方向。
张子枫用她细腻到惊人的表演，将江宁这个充满矛盾的角色重重拿起，又轻轻放下。她不仅在演绎一个角色，更通过自身与角色的深度共鸣，完成了一次关于野心、痛苦与勇气的坦诚对话，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演员如何为角色注入灵魂。
江宁破碎又重建的过程，照见了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面临的困境与微光。关于如何“做自己”的思考，会在电影结束后，久久留在你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