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暴行之一。但对执行者而言，这也是一次几乎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对多达1100万欧洲犹太人实施“最终解决”，并完成了600万人的大规模种族灭绝，这不是仅凭冷血和残暴所能办到的。这还必须依靠精确的计划、合理的协调运作、先进的设备、高效的执行、成本可控，以及全程“合法合规”，方能获得如此惊人的“成就”。总而言之，这是一次完美的杀戮，完美到除了20世纪的德国人以外谁都干不了。而它的起始，不过就是15个人花90分钟开了一个会，历史上称之为“万湖会议”。它见证了人类的理性和疯狂、智慧与残忍，能够达到怎样的程度，又造成了什么样的结果。
序幕：与会者
1942年1月20日，柏林近郊万湖之滨的万湖路58号别墅即将召开一次秘密会议。而早在3个月前，有关此次会议的邀请函就已经拟好并分发给了相关部门，邀请函开宗明义地写道：“1941年7月31日，大德意志帝国的帝国元帅委托我，在其他中央部门的协助下，为彻底解决犹太人问题做好一切必要的组织和技术准备，并且尽快向他呈送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而现在，对会议精神早就心领神会的德国政府各部、纳粹党、东部占领区和党卫队的代表正纷至沓来，参加这场决定千百万人命运的讨论。
......会议的组织者之一，党卫队少将、帝国保安总局（RSHA）第四局长、盖世太保总负责人海因里希·缪勒（Heinrich Müller）率先抵达会场。与此类人物通常给人的印象不同，这个令人生畏的秘密警察头子一开始并不是狂热的纳粹分子。一个纳粹地方官员曾在1937年写道，“我们不敢想象他竟然是党员。”他甚至曾嘲笑希特勒是“失业的移民粉刷匠”和“奥地利逃兵”。不过，另一些纳粹官员注意到缪勒“有难以置信的野心”，“他的超凡能力在任何地方都能得到承认”。狂热的反共立场是他在纳粹政权中经久不衰的关键。此外，缪勒17岁时曾志愿参战，并因英勇无畏屡获表彰。他坚守责任和纪律，像执行军令一样完成任务。他是个工作狂，从不休假，也几乎从不生病；不管德国是什么政体，他都忠心为祖国效力。正因为如此，党卫队首脑海德里希非常欣赏缪勒的效率和忠诚，把他和他的整个团队一起招入了党卫队保安处。
...会议的筹备者，同时担任会议记录秘书的党卫队中校，犹太人事务中央办公室主任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来面见他的上司。艾希曼出身于中产阶级，是一个新教徒，同时也是一个激进反犹主义者。1932年，艾希曼加入了党卫队。他在党卫队接受了高强度的身体和意识形态训练。不久之后，艾希曼加入了海德里希的党卫队保安处，负责搜集德国境内共济会的情报。他的勤奋和高效使他在党卫队内部迅速晋升。
...除了缪勒和他的部下，几个政府部门的与会者也已经早早抵达会场。他们正在谈论东线逐渐黯淡的形势。就在8天前，陆军元帅赖歇瑙突发心脏病身亡，这是德军在莫斯科遭遇灾难性失败的反映。此刻，希特勒和纳粹统治集团中的每一个人都清楚，战争将不会按照他们所期望的那样尽快结束。他们现在接受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战争将持续整个冬天，尽管他们仍然认为，苏联将在1942年夏天的某个时间垮台。因此，将欧洲犹太人驱逐到东方的运动将于战争结束之前进行。这就是万湖会议召开的背景。
...埃里希·诺伊曼（Erich Neumann），四年计划全权负责人办公室国务秘书，他作为纳粹战时经济的掌控者，权势熏天的二号人物戈林元帅的代表参与此次会议。
...站在他对面的是司法部国务秘书罗兰德·弗莱斯勒博士（Dr.Roland Freisler），此人后来以臭名昭著的纳粹“人民法庭”庭长身份闻名于世。在弗莱斯勒掌管之下，德国的死刑判决飙升，在进入人民法庭审理程序的人当中，最终有将近90%被判处死刑或有期徒刑，而且判决通常在审理前就已经决定好了。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外交部次长，同时也是德国外交部和党卫队的联络官。他作为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的代表出席会议。
...在室外的露台上，党卫队波兰克拉科夫安全局指挥官艾伯哈特·舍恩加特博士（Dr. Eberhard Schöngarth）正在和鲁道夫·兰格博士（Dr.Rudolf Lange）寒暄，后者是党卫队拉脱维亚安全局指挥官。他们将作为“最终解决方案”的执行者在会上交流经验。海德里希执掌党卫队保安处期间秉承精英主义的用人原则，其干将多由大学高材生中选拔。另一方面，20年代经济危机给德国青年精英阶层造成普遍的挫败感，很多人转而以投效纳粹运动作为进身之阶。这些为海德里希所青睐的青年精英均对党卫队事业十分投入，在执行严酷的灭绝行动时并不会因自己的博士头衔而稍有悔意。
...格哈德·克洛普弗博士（Dr.Gerhard·Klopfer），纳粹党副秘书长，他代表纳粹党秘书长马丁·鲍曼的代表出席会议。
...弗里德里希·威廉·克里钦格（Friedrich Wilhelm Kritzinger），总理府国务秘书，他将代表纳粹总理府处理和“最终解决方案”有关的行政程序问题。
...纳粹党大区长官、东部占领区次长阿尔弗雷德·迈耶博士（Dr.Alfred Meyer）和东部占领区政务委员乔格·赖布兰博士（Dr.Georg Leibbrandt）也到了，他们是纳粹在东欧的庞大占领区的大管家，也是纳粹意识形态和理论大师阿尔弗雷德·罗森堡的代表。
...约瑟夫·布勒博士（Dr.Josef Bühler），波兰总督府国务秘书，代表波兰总督汉斯·弗朗克来争取“最终解决方案”的好处。
...风度翩翩的内政部国务秘书威廉·施图卡特博士（Dr.Wilhelm Stuckart），他代表内政部长威廉·弗立克，将在会议辩论过程中大放异彩。
...会议的主持人之一，党卫队中将奥托·霍夫曼（Otto·Hofmann），他是党卫队种族与安置办公室（RuSHA）主任，负责对被占领土人口进行种族测试和筛选。
...终于，会议的召集者，大名鼎鼎的“金发野兽”，党卫队上将、国家安全总局局长、波西米亚-摩拉维亚保护国代理总督莱茵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Heydrich）登场了。海德里希出生于一个文化程度很高的中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是歌剧歌唱家，母亲是演员，海德里希自己也是一个技艺娴熟的小提琴手，同时也是第三帝国最优秀的击剑手之一。1931年海德里希加入党卫队，刚一入职便投入到清除内奸的行动之中。他干得十分卖力，还说服希姆莱扩大组织的活动范围，令党卫队成为德国警察和监控新力量的核心。海德里希为人冷酷无情、办事高效、渴望权力，极端信奉“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凭借为党卫队和保安处打造的宏伟蓝图，他迅速赢得了希姆莱的赏识。到了1941年，他已获得治安警察和保安局局长（CSSD）头衔，总揽纳粹德国的警察与特务大权，同时兼任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保护国代理总督，成为第三帝国最令人畏惧的人物之一，连希特勒亦称其为“铁石心肠之人”。
至此，万湖会议的主角们已经全数登场。他们将在会上讨论什么议题呢？
议程：什么是“最终解决”？怎样执行“最终解决”？
......万湖会议的核心议题主要就是两个：明确“最终解决方案”的目标；制定“最终解决方案”的策略与计划。
“最终解决方案”（Die Endlösung）是纳粹德国针对欧洲犹太人系统化实施种族灭绝的计划的官方称谓。希特勒将其称为：“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 （Endlösung der Judenfrage）。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政策是一贯的，但在万湖会议之前，还从未有过一个统一的计划和决定，也谈不上用理性和官僚的方式予以执行。随着纳粹征服地区的扩大，其治下的犹太人口急剧增加。征服西北欧为帝国带来了近六百万犹太人，而入侵苏联使这一数字又增加了三百万，怎样处理欧洲的犹太人，纳粹视之为与战争同等重要的战略问题。1941年，纳粹曾经研究过将所有欧洲的犹太人转运到马达加斯加或者阿拉伯地区的相对“温和”的方案，但因经济原因无法推进。有鉴于此，党卫队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终于提出要从肉体上消灭犹太人，这就是“最终解决方案”的初步设想。无论如何，犹太人不会凭空消失。以多大规模、覆盖多少区域、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样的方式达成怎样的目标，是摆在海德里希、缪勒和艾希曼这些执行者面前的首要问题，但这并不仅仅是他们的问题。在万湖别墅，15位代表各部门的高级官员围坐在一起，所有人都将与灭绝计划的实际执行有关。帝国的内政和司法部门、纳粹党办公厅，以及帝国总理府负责法律和行政方面的问题；外交部处理居住在德国境外名义上独立的国家——尤其是西欧国家——的犹太人问题；四年计划办公室负责处理经济方面的问题；帝国保安总局的党卫队种族与安置办公室将负责执行灭绝行动；执行这些灭绝行动的地点将设置在东方占领区和波兰总督府的辖区，而党卫队将成为“最终解决方案”绝对主导，这是海德里希的如意算盘，也是他召开万湖会议的目的。
...会议首先明确了“最终解决方案”的总目标：对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脉之间整个欧洲范围内的犹太人进行肉体上的消灭。
...总目标的原则并没有引起与会者太多的惊诧，毕竟这在纳粹的决策层里已经是老生常谈的事情了。问题是全欧洲有多少犹太人需要被消灭？怎样去消灭他们？
针对这些问题，海德里希首先回顾了纳粹掌权至今驱逐犹太人的进展。他援引了由艾希曼提供的一份简报上的数据：在 1933 年至 1941 年 10 月间，有 537000 名德国、奥地利和捷克犹太人被驱逐出境。接着他又提到一个重要的动向，希特勒最近已经批准了一个将他们驱逐到东方的新政策。他强调，这只是一个暂时的措施，尽管这个新政策将提供“实用的经验，并对即将到来的最终解决犹太人的问题具有重大意义。”
......海德里希让艾希曼摆出一幅数据地图，上面罗列着欧洲各国的犹太人数量，包括一些位于德国势力范围之外的国家。比如，他提到，在爱尔兰有4000名犹太人，在葡萄牙有3000名犹太人，在瑞典有8000名犹太人，而在瑞士有1.8万名犹太人。这几个国家都是中立国，但是也被包含在清单内，这强烈地暗示，在不久的将来，第三帝国企图通过给这些国家施加压力，使其交出犹太人，予以灭绝。最后，海德里希抛出一个数字：欧洲的犹太人口总共约有1100万，而他们必须被全部消灭！
......尽管已有心理准备，大部分与会者仍被如此巨大的数字所震惊。转运并消灭1100万人，不仅要投入天文数字般的成本，而且整个方案在执行和管理上的难度都是超乎想象的。针对众人的疑惑，海德里希提出了党卫队早就计划好的策略：欧洲犹太人将被自西向东“梳理”一遍，有行动能力的犹太人将按照性别，被分配到大规模的劳工队中，去东方充当诸如修建道路之类苦役的奴隶劳工。但实际上这是灭绝犹太人的另一种方式。海德里希认为，大量犹太人将因为非人的奴役和疾病等自然原因而被消灭掉，任何在此过程中活下来的人则将被“特别处理”，因为，根据自然选择理论，他们将孕育更强的下一代，使犹太人再次复兴。换句话说，每一个能活下来的犹太人都将被斩尽杀绝。
...这时，司法部和波兰总督府的代表提出了一个异议：如何处理因老迈而无工作能力的犹太人，以及那些曾经在上次大战中因功授勋或因伤致残的犹太人。无论如何，这些人曾经为德国效过劳，因此也有了一定的社会声望和影响力。贸然处理这些人可能会引发公众的反感和法律上的限制。
...他们的担忧也不无道理。1939年纳粹开始实施安乐死计划，对患有严重残疾、弱智和精神障碍的儿童及成年人进行有预谋的毒杀和饿死，此项行动被称为“T4”。消息一经传出，立即遭到民众的广泛谴责，纳粹的公众形象遭遇沉重打击。迫于舆论压力，1941 年 8 月，希特勒不得不命令暂停此计划。纳粹也明白，即使在德国，也并非人人都是毫无人性的种族主义分子。
...针对这个问题，海德里希表示为了避免法律和政治上的困难，方案也将设置一些权宜之计。艾希曼概述了不会立即被杀的人的类别： 65 岁以上的犹太人，以及受重伤或赢得铁十字勋章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犹太退伍军人，计划会被送往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那里不是灭绝营，设施和待遇也会相对好一点。 海德里希相信，有了这个权宜之计的解决方案，公众也就没什么理由去阻挠和干预“最终解决方案”的实施了。
...短暂的茶歇过后，会议继续进行。既然目标已经确定，策略也已分明，那么下一步就是确定行动的对象：哪些人会被当做“犹太人”而被纳入“最终解决”程序？
...双亲都是犹太人的犹太家庭自不待言，一半或四分之一混血犹太人以及与非犹太人结婚的犹太人的情况更为复杂。对这些人群的甄别面临法律上的障碍。因为根据 1935 年的纽伦堡法案，他们的种族定位模棱两可。会议就此议题进行了冗长而咬文嚼字的辩论，内政部的施图卡特博士伶牙俐齿的辩论堪称本片最精彩的章节。然而，施图卡特博士的驳诘并非出于正义和人道，而仅仅是出于法律人的职业癖好，让屠杀变得更符合法条和逻辑。最后，他建议对混血犹太人实行强制节育，这样不仅完全“合法”，也将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自然淘汰全部“犹太人”。
......影片中的一个细节值得玩味：海德里希对施图卡特的态度感到不满，认为他是为了个人立场有意搅局。于是两人在密室里作了一番交谈。施图卡特为自己的观点做了一番辩解，声称自己的作为是为了营造“秩序感”。“秩序感”这个词在会议的讨论中反复出现，从中可以看出纳粹统治的秘传心法。所谓“秩序感”，也就是一种由各种标准和规定组成的规律。它是明确的，可以被理解，也隐含着一套能够自圆其说的逻辑。人们理解了这套逻辑，便自信能够掌握规律，从而通过遵守“秩序”获得心理上的安定感，他们的一切行为也都将在“秩序感”的隐秘支配下变得可控和可预测。 正因为有了“秩序感”，纳粹的一切暴行和歪理都在瞬间实现了逻辑上的自洽和现实中的合理，纳粹主义才不会变成一阵风式的运动，而真正融入民族的血脉，假以时日便会凝结成文化传统中牢不可破的律法与正义。这不正是海德里希梦寐以求的东西吗？
...海德里希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物。他的言谈中没有粗鄙和简陋的措辞，对海德里希来说，纳粹意识形态似乎完全是客观的，是由一套无可争议的思想和看法组成的，而他的野心就是用冷酷无情的效率将这种意识形态落到实处。他的大多数下级和同事都惧怕他，即使是希姆莱也如此。 只要稍加点拨，他立刻明白了，施图卡特和他在本质上是同一类人——“秩序人”。
...会议进行到这里，已经对“最终解决方案”的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还需讨论的事项终于只剩下一条：用什么方式屠杀犹太人？党卫队之前的方式是组建别动队执行大规模枪杀，而后掩埋或者烧掉尸体。但要用这套老办法处理1100万犹太人，则不免缓慢而低效。这时，总理府代表克里钦格发言了，他十分关心以往被忽视的心理问题。虽然纳粹在屠杀犹太人方面毫不留情，但他们毕竟不能摆脱人类的感情。持续杀害手无寸铁的平民，屠戮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无辜者，给德军士兵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这些心理压力会摧毁他们的精神，让他们彻底变成残暴的野兽，从而对纳粹在国内精心营造的“正常秩序”造成破坏。克里钦格先生提出了一个问题：怎样让德国士兵尽量摆脱屠杀造成的心理阴影，身心健康地返回故土，让他还能够在家人和公众面前扮演一个好父亲、好丈夫和正派的守法公民？
...阿道夫·艾希曼终于迎来了他的高光时刻，他用极为简洁的语言，展示了一个极为清晰的“最终解决方案”流程：盖世太保将通过甄别锁定应该被“最终解决”的犹太人——犹太人将接到通知，带上行李，到指定集合点报道——然后他们将被盖世太保押上列车，转运到指定的集中营——集中营将建立在东部占领区和波兰总督府地广人稀的地区，只通一条铁路，远离居民区，完全不扰民——犹太人到达营区后下车列队，他们的行李和随身财产将被没收——党卫队对囚犯进行现场筛选，有技能和适宜劳动的人将被留下，剩下的老弱病残将被赤条条地带去“淋浴”——通过特别设计的“淋浴房”、“淋浴”设备和焚尸炉将进行高效处理，最大限度节省人力物力财力。诚如艾希曼所言，这套方法“使得高度分工化、结构化流程成为可能，任何亲近关系和同情心引发的刺激都将不复存在，技术化、有效率，而且完全匿名。”
.........在场的代表都对这个近乎完美的“最终解决方案”表示了由衷的赞赏，它充分展示了德国人所特有的理性、智慧和严谨周到，也充分体现了德国人敢于不顾一切贯彻元首意志的坚定信念和战斗精神。当然，海德里希也没有忘记对与会者进行一番恭维，以便打消他们可能残存的最后一丝人性的疑虑。
...闭幕：胜利者们，失败者们……
90分钟的万湖会议圆满结束。各方代表都在“最终解决方案”中得到了他们想要的：四年计划办公室和戈林元帅得到了“方案”不会占用太多经济资源的承诺；司法部和内政部对“方案”的“合法合规”感到安心；外交部将通过敦促欧洲仆从国转运和消灭犹太人而扩大权力；东部占领区和波兰总督府瓜分了支配处决和掠夺转运犹太人的特权；纳粹党部对“方案”贯彻了党的精神而感到振奋，所有人都从犹太人问题这个“元首的亲孩子”身上沾了光。
...当然，会议最大的胜利者是海德里希和他的党卫队。万湖会议证明，无人敢于质疑党卫队对“方案”的主导权，而根据会议决议，一旦进入“方案”流程，有关犹太人的一切事务都将置于党卫队的绝对控制下，其他部门不容置喙。党卫队由此获得了超然于政府、法律和国家之上的漫无边际的权力。会议结束后，参会者闲站了一会儿，喝着白兰地酒并相互庆祝一天成果颇丰的工作。海德里希、缪勒和艾希曼三人靠着壁炉坐下，这三个人都来自帝国保安总局。海德里希开始抽烟，品尝法国白兰地酒，神色怡然。艾希曼后来说，他之前从没见过海德里希这么高兴，或者至少很多年没见到了。
...正如为会议做记录的艾希曼后来承认的那样，万湖会议讨论的是关于杀戮的事宜，通常“以一种直截了当的口气……完全不考虑是否合法/按照法律语言”来表达。然而会议纪要却是用典型的官样文章的格式和措辞进行了重新润色，大部分过于直白的说法都被替换了，就像“最终解决方案”本身的说法一样，人们从字面上根本看不出什么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然而，在读到海德里希呈送的会议记录副本时，纳粹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立即心领神会：“犹太人问题现在必须在全欧洲范围内进行解决。”
千百万欧洲犹太人的灾难降临了。
...影片到这里结束了，然而这并非是历史的结局。虽然600万人犹太人惨遭杀害，但犹太民族却终究没有灭亡，以色列的复兴早已证明了这一点。那么德国人自己呢？众所周知，二战欧洲战场以纳粹德国的彻底败亡而告终。在这场失败的战争中，至少有800万德国人丧生，其中包括600万军人，这还没完。讽刺的是，战后的欧洲，特别是东欧，为报复纳粹的侵略暴行，开始实施针对德意志民族的“最终解决方案”，即驱逐和屠杀本国的德裔居民。根据统计，波兰总共驱逐了610万德裔居民，捷克驱逐了300万，匈牙利驱逐了62.3万，罗马尼亚驱逐了78.6万，南斯拉夫驱逐了50万……到了1950年，超过1200万德意志人被迫迁徙或被从中东欧驱逐出去，至少50万人遭到屠杀。
以万湖会议为开端的“最终解决方案”，终于逆练到德国人自己头上了，而且还超额完成了指标。事到如今，谁是胜利者，谁又是失败者，历史已经做出了它的判断。
...那么，那些参会者的结局又如何呢？
党务副秘书长格哈德·克洛普佛博士在1945年逃离柏林。后来他被拘捕并被控犯有战争罪，后因证据不足获释。其后他在巴登-符腾堡的乌尔姆当税务顾问。克洛普佛于1987年去世，他是最后一个去世的万湖会议的与会者。
总理府代表克里钦格先生，也就是那位关注德军身心健康的“大善人”，在会议结束后，他试图辞去总理府的职务但得到了挽留。 历史学家推测，他可能在私下反对万湖协议，这可以解释他为什么辞职，但没有准确的历史记录证实这种猜测。克里钦格最终于 1946 年被捕。在纽伦堡审判期间，他作为证人公开宣称自己对纳粹政权犯下的暴行感到羞耻。他于 1946 年 4 月获释，次年去世。
东方占领区趾高气昂的大区领袖阿尔弗雷德·迈耶博士在1945年畏罪自杀。他的同事乔格·赖布兰博士则被盟军逮捕，蹲了5年大牢后获释，转而从事俄裔德国人文化研究，于1982年去世。
代表波兰总督府的约瑟夫·布勒博士因反人类罪被波兰政府判处死刑并没收全部财产，1948年在克拉科夫的一座监狱里被绞死。
四年计划办公室代表诺伊曼于 1945 年被盟军拘捕和审讯，但由于健康状况不佳于 1948 年获释，不久因病去世。
外交部的马丁·路德运气不佳，里宾特洛甫对他在与希姆莱和党卫军的内斗中没有促进外交部的利益感到不满，并且厌倦了他对办公室资金的管理不善。路德也不是省油的灯，他策划了试图取代冯里宾特洛甫担任外交部长的阴谋，但被挫败并于1944年被投入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希特勒希望他被绞死，但希姆莱保了他。 1945 年春天，他在自杀未遂后被苏联军队释放，但不久后因心力衰竭去世。
司法部代表罗兰德·弗莱斯勒在会后官运亨通，升任纳粹“人民法庭”庭长，弗莱斯勒的最为人所知的特色便是当庭羞辱被告，并且对着他们大声咆哮。他主审了许多著名的案件，包括对“白玫瑰”成员的审判和“720事件”的审判，大部分嫌疑人都被判处死刑。1945年2月盟军轰炸柏林，炸弹直接命中法庭建筑，弗莱斯勒因来不及疏散而被炸断的大梁压死。当时的一份外国的报导表示，“显然没有任何人对于他的死亡感到遗憾。”
能言善辩的内政部国务秘书施图卡特博士因起草反犹法律而在战后被捕。他在1953年自己生日的前一天死于一场离奇的车祸。人们普遍猜测，“事故”实际上是一起人为的针对纳粹分子的暗杀，但摩萨德或其他已知的反纳粹团体从未公开承认过与此次袭击有关。
奥托·霍夫曼于 1948 年 3 月被指控犯有反人类罪和战争罪被判处 25 年监禁，但在 1954 年他却被赦免并获释，于1982年去世。
海德里希在东方占领区的两位干将的下场也不妙，兰格博士在1945年2月的波兹南战役中阵亡或自杀；舍恩加特博士则在战后被盟军俘虏。在对其背景进行调查后，他被指控在荷兰谋杀了一名被击落的盟军飞行员。舍恩加特旋即被英国人判处死刑，并在1946年被绞死。
盖世太保头子海因里希·缪勒的结局则颇为神秘。他在1945年5月1日于柏林的元首地堡中最后一次被人目击，其后下落不明。有人认为他死了，也有人认为他投靠了苏联人和美国人并继续从事秘密情报工作。他也是纳粹政权中未确认被捕及未确认死亡的最高级别的官员。
莱因哈特·海德里希于1942年6月在布拉格遇刺身亡，这位志得意满的帝国保安局巨枭对自己的安保工作却并不十分上心，他每天坐着一辆并不防弹的敞篷轿车从十几公里远的郊外官邸到布拉格市中心的办公室往返通勤，同车的却只有一名司机。当两名捷克特工把炸弹扔向他本人的时候，“金发野兽”再也没有机会堵住这些致命的漏洞了。
阿道夫·艾希曼曾在二战末期被美军短暂俘虏过，但旋即逃脱。在经过漫长的逃亡旅行后，艾希曼流亡到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虽然他在当地隐姓埋名夹着尾巴做人，但还是没有逃脱以色列人的追捕。1960年他被摩萨德特工绑架回以色列并于1961年公审，著名政治哲学家，同时也曾是德国犹太难民，“最终解决方案”的幸存者汉娜·阿伦特旁观了这次审判，并创造了“平庸的恶”这个词，用来形容一种对自己思想的消除，对下达命令的无条件服从，对个人价值判断权利放弃的恶。然而，根据奥斯维辛集中营长官鲁道夫·霍斯的回忆，艾希曼曾向他表示，自己“完全着迷于摧毁每一个他能抓到的犹太人的想法。”如此看来，艾希曼的恶并不平庸，他和他的主子一样，都是彻头彻尾的完美的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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