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是安东尼奥尼所有电影中最特殊的一部,和现代爱情三部曲与《红色沙漠》相比,它没有严谨的构图、性格丰富的人物,只有电视广告式的快剪辑和片面的人物塑造,甚至还有一套逻辑叙事来抓住观众的注意力,但这并不表示《放大》是一部通俗的类型片,它塑造了一个留白的世界:由新闻式快剪辑引导的逻辑和立场被无理由地推翻。电影中的一切都与常识无关,同时观众也无法把自己代入到任何角色,从而无法和电影的质料构建联系,但这个留白的世界也是一个最适合进行哲学演绎的范本,在这个演绎过程中我不是观众,而是作者,这是一部需要观众与作者一起完成的影片:作为观众的我被吓到,作者去放大这个惊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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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逻辑功能固着引导的悬疑的生成

惊吓不是来源于凶杀案,而是被凶杀案引导了一个逻辑预设需求后又被迫失去它,电影里的一切事件和对象都变得陌生,比如,照片中的“枪”的出现只是观看者受到了抽象画等艺术将内心对象外化这方面能力训练的结果,换言之,这场凶杀案只是Thomas基于艺术习惯的一个预设,而他的艺术习惯的一个预设,而他的艺术习惯则和他购买螺旋桨的动机一样难以捉摸;还有一个例子是本片中出现的极为夸张的对象性状:色彩怪异的服装建筑、造型诡异的艺术、性暗示强烈的台词……这些似乎都在为一个jump scare 渲染气氛或者做铺垫,但最后观众也没看到他们所期望的戏剧高潮,观众期望的被打消如同作者设计好的。之所以观众会对逻辑的失去有这么大的恐惧,是因为逻辑是我们将外在的世界对象化的工具,但在电影观看过程中我们的逻辑被我们预设的立场打乱了,因为影片新闻式的快剪辑会向受众传播引导立场的信息来训练他们内心的对象信仰化(宗教、政治意识形态的传播都是如此),由此一来,那帧“枪”出现的照片不仅是Thomas基于艺术习惯的预设,也是观众将内心类型片的对象信仰化的结果,因此前面提到的“逻辑预设需求”本质上就是信仰,逻辑是不可被推翻的,但信仰是可以的,不论是观众对于类型片的信仰,还是Thomas对于摄影的信仰,更准确的说是即兴摄影,与带有审美立场导向的影楼摆拍不同,即兴摄影是无立场的记录,推动它的只是“快意”这一种情感状态,与厉害、判断无关,那么Thomas的艺术习惯就有了解释:买螺旋桨、抢破烂的吉他都是为了快意。现代艺术的本质就是快意,电影也是,就像催眠和酒精,通过淫荡的视听和满足人经验判断的悬疑推理来让一群人在幽闭的空间里坐两个小时,电影、嬉皮士音乐等现代艺术终有一天会被无理由地推翻,因为它们的诞生只是因为快意这一单纯情感,正如Thomas各种没有明确动机的行为和纯靠灵感的想法,但Thomas的这些可以被拥有创作自由的作者去推翻,现代艺术要靠什么去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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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观虚无的演绎过程 对象并不会因为不同的拍摄形式和表现方法而带来不同的想象,在对象有明确的实在和性状之前,这个世界已经存在,然后是不断的模仿和循环,世界投影到我们的人生就是就是一个个没有脉络只是重复的碎片,而这人生,如现在经历的和曾经经历的,我们都必将再一次并无数次地经历它,其中没有任何新东西,只是每种痛苦和每种快乐、每种思想和每种叹息,以及人生涯中一切不可言说的渺小和伟大,都必然对我们重现,只是由于世界的偶然,重现的排列次序会不同,也正是因为世界是偶然的,人也是偶然的,当所有的存在都是偶然时,只有虚无是必然的、有逻辑的,与现代艺术敌对的后现代艺术的本质就是虚无,我们从中看不到任何与世界有关联的,但从对人类自身的反思中可以看到,虚无与世界的唯一连接点就是人:人可以在世界里演绎作为内心对象的虚无,因为虚无没有本体和对象之分,所以心中的虚无就是世界的虚无:当Thomas看到行为艺术家在演绎“网球”这一客体的虚无时,他的内心可以轻易和“网球”达成共识,参与到演绎虚无的范畴中(遵循“网球”运动的游戏规则),此时他不再是那个靠艺术习惯追求内心对象必然性的Thomas,他的意志就是“网球”的意志,因此,“网球”是客体的同时也是主体。虚无可以是主体与客体,也可以是本体与对象,但这并不代表自由,自由的最初概念是由道德律提出的,道德律是超验的,是解决形而上学问题的关键,但不是必然的,道德律也是偶然的,只是为了一些哲学推演才被预设成必然的。虚无之所以能放在任意词性上,是因为虚无与这个偶然的世界没有交集,内心有作为对象的虚无的人并不属于这个偶然的现实世界,只在“网球”这个世界中忽略自己的本体、把自己视为他者的对象、忘记自己主体演绎的能力、把自己作为被演绎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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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到虚无的演绎中(演绎作为内心对象的虚无)

人的诞生是偶然的,而人只要一诞生就必定会经历虚无,知觉到那个“网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