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谁是真正关心雪豹的人？
获得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的万玛才旦导演的遗作《雪豹》讲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故事：在雪域高原上，一家牧民的羊圈被雪豹袭击，死了九只羊。围绕这一事故，四个不同的群体之间发生了争执与纠缠。
牧民是事故中蒙受损失的人，大儿子金巴把“凶手”雪豹围困在羊圈里，严加把守，执意要等政府赔偿才肯放手。
牧民家的小儿子、年轻的“雪豹喇嘛”对雪豹抱有无限的悲悯与同情，并与这只“涉事”雪豹有过两次过命之交，产生了很深的羁绊。笃信藏传佛教的他希望哥哥无条件释放雪豹。
闻讯赶来的当地记者似乎并不关心雪豹会否获得释放，牧民能否得到赔偿，只想多拍一些有料的素材，甚至在牧民一筹莫展的时候，他们依然热热闹闹地为同事庆祝生日，上演“人类的悲喜并不相通”。
来现场处理问题的基层官员和民警，只是催促牧民赶快把雪豹放走，赔偿的事却模棱两可地一带而过。他们最担心的是，如果这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有任何闪失，谁也负不起责任。
...基层官员要求先放雪豹，牧民要求先赔偿，事情就这样陷入僵局。各色人中，只有两人做出了试图打破僵局的举动。一个是“雪豹喇嘛”，他提出把自己用于拍摄雪豹的相机卖掉，以赔偿哥哥的损失，然而提议被哥哥拒绝。另一个是家里的老父亲，他拿出自己积攒多年的去拉萨朝圣的路费，试图解决争端。
二、只拍出冰山一角的电影
人要养羊换钱，雪豹要吃羊续命，双方都在各自的世界中做着正确的事，这却让他们成为了仇敌。影片《雪豹》并没有深入分析雪豹袭击牧民牲畜的原因，而更多聚焦于事件本身的冲突。
雪豹无法获得释放，看上去是因为哥哥金巴太固执：只要他不执着赔偿的事，放走雪豹，所有人都可以相安无事，皆大欢喜。然而我们不能把责任简单地推脱到受害者身上，这位牧民并非绝对的“一根筋”，他坦言如果雪豹只是咬死了一两只羊，自己不会计较，权当对雪域精灵的供养。但他被咬死了九只羊，对于生存条件本就艰难的牧民来说，这无疑是一笔巨大的损失。他还认为，问题的根本是自己的猎枪被没收了，使雪豹的行为不受任何约束，所以它们才会越来越肆意妄为。
然而雪豹频繁袭击牧民的牲畜，真的只是因为牧民没有枪去震慑它们吗？野生动物毁坏农田、袭击家畜，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它们的生存环境被压缩或生存受到威胁。不管是人类的过度开发导致野生动物栖息地逐渐碎片化，还是全球变暖导致的林线上移，都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三、到底是谁闯入谁的生活？
影片中的情节，让我想起2021年轰动全国的云南大象北迁事件。一群亚洲象从它们的原始栖息地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一路北上，到达500公里以外的昆明，最后在相关部门的干预下才回到栖息地。
大象短距离迁徙并不罕见，但是这群亚洲象此次北上的路程，早已超过了迁徙的范畴，并且其过程没有遵循固定的路线，因此科学家认为，这并不是迁徙，而可能是在寻找新的家园。
事实上，在政府和民间的保护努力下，中国的野生大象数量从上世纪90年代的193头增加到今天的300头左右。数量增加意味着它们需要更多的栖息地。但是，城市化和人类干扰活动的增加，导致大象栖息地进一步破碎、流失和减少。
然而，恢复或扩大野生动物栖息地是一个艰巨而漫长的工程。在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电影中的“人兽冲突”频频发生的现实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与野生动物和谐共处，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四、作为小农，我共情谁
如果让几年前在城市打工的我看这部影片，或许最打动我的会是充满悲悯之心的年轻喇嘛。如今作为农民的我，不自觉开始共情牧民。在过去一年的生态农业实践中，我深刻体会到了在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做农业，需要做出多少让步与牺牲。
...自从去年春天接手这座果园之后，我开始实践生态种植模式，不打农药、不用化肥，做酵素，做堆肥，果园留草，增添作物品种，提升物种多样性。一通操作下来，没有农药化肥的黑科技加持，第一年产量果然少得可怜。
...然而隔壁果园的大叔大妈们种的菜都好好的，只有我的菜遭殃。一打听，才明白为什么鸟儿很少祸害他们的庄稼。他们会给种子拌农药，这样既能防止土壤里的虫子吃种子，也能防止鸟儿刨种子吃。至于野兔为什么只来我这，对比一下两座果园不同的场景就清楚了。别人的果园，地面杂草被锄得干干净净，而我果园里的草都齐膝高了才会割一次，野兔去别的果园太容易暴露目标，而我的果园则到处都是它们的藏身之所。
与影片中的牧民一样，我最初也因为果园的损失而迁怒于这些的野生动物。明明做生态农业的初心就是想保护生态环境，而当果园的环境好了，吸引来小动物时，我却开始嫌弃了。
...虽然在野生动物给农牧业带来的麻烦上，我共情影片中的牧民，可我们的处境毕竟不同。我之所以决定放弃大城市光鲜亮丽的工作（aka.互联网大厂社畜生活），从事生态农业，是因为认可生态农业的本质并不只是为了生产安全的农产品，而是为了让农业和环境有一个和谐、可持续的关系。在认识气候变化问题的紧迫性和严重性之后，主动选择让渡一部分我作为农民的“利益”给大自然。
而生活在高原牧区，在现代社会“隐形”的牧民，几乎都是被动地承担生态环境破坏的恶果。在追求GDP高速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常喊出“不惜一切代价”达成某目标的口号，却往往忽略了真正承担“发展的代价”的人群是否心甘情愿。当环境问题成了全球至关重要的发展问题时，人们才纷纷谈及野生动物保护，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能看到政府的决心，看到科研人员的努力，却极少能了解到因为野生动物而蒙受经济损失的底层农牧民的情况。
这也是我一直欣赏万玛才旦导演的原因：他不会用猎奇的视角去展现藏民的生活，而是抱持着对生命的关怀，去探讨平凡的个体与时代、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复杂关系。
《雪豹》仿佛是一面折射出许多社会问题的棱镜，用来探讨人与天地自然如何共处的哲学命题。此刻正在威海山中务农的我，格外感谢万玛才旦导演，让我在千里之外的小镇电影院，真正看到了牧民的处境。走出电影院，我也要继续用生态农业的实践来探索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
图片除特殊注明外，均由作者提供
编辑：梅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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