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黑女孩》之后，《汇票》（Le Mandat）是塞姆班的第一部彩色电影尝试，这部电影同样属于德勒兹的“少数”概念的范畴。影片同样以一种外来文化作为背景（从法国寄来的汇票），并借由这种外部的冲击来搅乱本有的非洲“落后性”生活。这种叙事结构一直保持到塞姆班的晚年创作中，在他生命倒数第三年，2004年的影片《莫拉德》（Moolaade）同样是设置了从法国回来的村长儿子功成名就，并见证了自己村庄的愚昧与滞后，最终说出了典型性的宣言“爸爸，惩罚一个人很容易，但你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未来人人都会看电视”。而在《汇票》中，塞姆班继续着自己对于“西非—法国”二元结构中的意识形态冲突和经济结构描摹的尝试。在《汇票》的背景中，黑人男性作为一种懒惰、游手好闲、不劳而获、狡诈的形象出现，而与之对比的，是贯穿塞姆班生涯的善良正直、果断勇敢并用于抗争的女性角色（无论是《黑女孩》中的保姆、《汇票》中的妻子，还是《莫拉德》中阻止割礼并施用巫术的女人）。西非女性的此类面向在塞姆班的电影中，第一次以一种系统化的方式，呈现在视觉媒介的留影中，这正是一种“少数”意味中的使不可见可见。

进而，若将视角放到德勒兹对于“少数”概念的一个前提的揭示上，即古典政治电影与现代政治电影之间的一个区别在于，现代政治电影将公共领域与私人空间的那种透视关系取消，而“私人事务跟社会或政治直接性混淆在一起”[1]。继而带来的区别，简言之，作为群体性的阶级只是通过“少数”的人民得以展现。例如，《黑女孩》中黑人女性劳工的个体展现，并且通篇直白的旁白，成为影片表达方式极端向内收缩的力证；《汇票》对于黑人男性“家庭之主”的个体性反思，虽然折射着整个西非社会男性的懒惰、反现代化、偏向于愚善的诚恳，但是其并不是通过一种严格的“透视关系”展现整个阶级，而是将那种“尚待整合”的人民的无限性呈现出来。德勒兹将这种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电影是在这种少数状态之中，“片段化”与“爆裂”中形成的。

[1] 德勒兹.电影II:时间—影像[M].黄建宏译.台北:远流出版公司,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