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是等候英女皇发落，后来是等候董建华发落。他们像被悬在半空中的人，脚下是深渊，头顶没有天花板，连时间都失去了刻度。不确定的惩罚，比确定的惩罚更具摧毁性的心理折磨。他们不知道要关多久，便无法规划哪怕最小的一步未来，这种无限期的等待判决，足以让一个少年犯的精神地基彻底崩塌。

片中有个犯人说：我宁愿香港跟大陆一样，一枪打死我算了。这不仅是司法焦虑，也是一个时代的焦虑，所有人都在等一个未知的判决，等一种不确定的未来。法律衔接的问题挂在嘴边，心里真正怕的是，换了一个天，会不会连死法都换了？他们知道内地有死刑，而香港在1993年就已经废除了死刑。

少年犯和女孩之间一次没握成的手，比邱礼涛后来电影里直白的抚摸都要有力得多。铭仔在监狱里看到一座山，他问女孩：山的那边是什么？回归之后是什么？女孩替他去看，回来告诉他：山的后面是水塘，是美好的新世界。但铭仔最终没有走到那个新世界，他自杀了。如果电影在此处结束，会更有力。（勒脖子场景在《我们不是什么》也有出现）。但导演留下了希望，因为现实本身就包含着希望。

那么，帮助少年犯的女孩，凭什么去共情一个轮奸犯、杀人犯，尽管他是被教唆犯罪的未成年人？《非穷尽列举》共情强奸犯儿子的母亲差点被开除女籍，但编剧给了女孩一个背景：她曾经推表姨妈出马路撞车，只是没受到惩罚。有一场戏叙事效率极高，她差点被车撞到，迎面过来是表姨丈推着坐轮椅的表姨妈，罪与罚在同一个时空出现。她是一个没有案底的有罪之人，帮助少年犯，也是她的赎罪之路。


电影没有回避受害者的惨状，也没有回避女孩的震惊和矛盾。导演让她同情少年犯，又让她不断质疑这种同情。片中还有一个细节：杀人犯的家属在外面表现得极度厌恶罪犯，这是因为她怕大家知道她有坐牢的家人，这跟深柜的心理结构如出一辙。人性本来就是矛盾的，而邱礼涛允许这种矛盾存在。这种“共情与厌恶的撕扯”，恰恰是最真实的人性：没有纯粹的恶人，也没有纯粹的圣人。

受害者家属写了一封信给特首，为凶手求情。他们学会了宽恕，女孩也去宽恕了母亲，母女重逢的那一刻，圣歌响起。开头董建华说，有宗教信仰比较好。看到这里才明白那句话的意思，人在最绝望的时候，需要一种超越复仇的逻辑，才能把自己从恨里打捞出来。宽恕不是软弱，而是一种最高级的认知重构：受害者家属打破了以牙还牙的原始回路，选择了一条更艰难的路。当然，大部分人都做不到。

记者问议员：“这些问题青少年值得帮吗？”议员回答：“问题青少年是问题社会的产物。我们不是在做清洁，不是说把认为是垃圾的人扫掉就可以解决问题了。问题出现在土壤上，这才是根本问题。”23个少年犯，是殖民地法律制造出来的。他们不是天生的魔鬼，是被一套旧制度、一种旧焦虑、一个旧时代推到了墙角的人。每个少年犯的背后，都站着一个失败的生态系统。家庭、学校、社区、法律，任何一个环节出了裂缝，孩子就会掉进去。

片中有个父亲打孩子，女孩对他说：“你现在打儿子，他将来要坐牢的。”这句话突然让我想起那些开车带孩子到深圳、打完再回香港的笑话，忽然就笑不出来了。暴力是一种代际遗传，你不去打断它，它就会一直传下去。议员自己回家看到孩子撒谎，也动了手。打完就后悔了，但后悔有什么用？他自己每天接触少年犯，知道纵容和严管之间的平衡有多难拿捏，可到了自己身上，照样失控。这就是做父母最残酷的地方：你明明知道所有道理，却还是可能成为孩子问题的根源。

编剧杨漪珊读社会学出身，她笔下的女性心理动机，比《我们不是什么》中的角色更立得住脚。片尾响起Beyond的《我是愤怒》，这首歌其实也适合《我们不是什么》，看得出《再见UFO》有多处借鉴此片的地方。愤怒是少年犯的底色，也是这个时代的底色。但电影最后留下的不是愤怒，而是山后面那片水塘，是女孩和母亲的和解，是受害者家属的求情信，是那个出狱后读书、结婚、过上“上道的日子”的原型人物。

那个少年，愿望自始至终只有一个——找到妈妈。无论社会怎么判他，他心里最想的，还是回到最初那个怀抱。

山的那边，到底是新世界，还是另一座监狱？也许山还是那座山，可如果没有人转身过去，把困在山里的人拉出来，新世界就永远只在水塘的倒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