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影片似乎在追溯逝去的爱情与记忆，但其情感方向极为单向且险恶——它几乎完全围绕男性角色“藤井树”的缺席与投射来组织两位女性角色的情感轨迹，最终导向对这位已故男性的回忆与确认。女性主体性的成长与独立被压缩为“守护与传递他的存在”。换句话说，电影所呈现的并非how humans cope with loss，而是how male absence constructs female affective significance，其性别结构显然是单边的。

两位女性角色——渡边博子与少女藤井树——被置于一种镜像化的point-of-view机制中。表面上，她们通过书信实现互文，但实际上构成了单向的affective dementia：她们的主体性被限定为“男性记忆的保管人和传递者”。在这种结构中，女性的subjectivation并未真正发生——她们的情感轨迹被导向确认男性存在，而非自我经验的生成与变形。

这种叙事不仅是情节选择，更是九十年代东亚浪漫主义的一种文化症候：女性被赋予情感表达的权利，却在结构上被剥夺了意义自生成的可能。影片的叙事时间被设计成回旋而非推进：书信往复构成一个情感loop（循环叙事），观众被锁定在对缺席男性的反复召唤中。即便是博子在雪地的呐喊——影片最具iconic意义的场景——也并非主体性的宣言，而是一场无对象的呼唤，其意义仍绑定于男性缺席的空位。

换句话说，《情书》所呈现的“女性视角”，不过是一种软化的父权话语——她们的存在与流动，都为了守护男性记忆、确认男性价值。正因如此，影片可被视为“soft patriarchy narrative”的典型：形式上给予女性镜头、心理刻画与叙事中心，但在深层逻辑中，一切轨迹都服务于男性缺席的神话化与永恒化。不是女性的subjectformation，而是一个被雪景雕刻成永恒的男性幻影。这种控制温柔却彻底——它不通过压制，而是通过浪漫与诗意，让性别依附成为一种被感动、被怀念、被反复消费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