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西裡尼曾說，“電影的倫理，就是攝影機的站位。”
Who holds the lens, who frames the guilt?
可這台攝影機太乖巧、太溫柔，它不提出問題，它隻是執行任務，像一台“暴力”的機器。

影像來了，晚了八十年，卻依然不知所言。
不是為了“看見”，是為了讓我們“看不見”。因為一切太清楚了，就變得不真實了。

他們拍了一張照片，一個嬰兒在中央，一名士兵在背後。是誰按下快門？是導演。是誰睜大眼睛？是觀衆。是誰低下頭？是曆史。

他們以為底片可以保存真相。但底片隻是戰争的影子，是正義的幽靈。你不能用模糊的黑白，去為沉默上色。

導演說：我們要紀念受害者。但你為什麼隻拍他們受害的臉？為什麼不給他們說話的機會？

因為電影不再是40幀每秒的希望，而是24幀每秒的悼詞。

“藝術來自于現實”，他說。但現實早已被藝術消費殆盡。戰争被布景替代，暴力被燈光軟化，死亡被台詞解釋。

就這樣，一個嬰兒被舉起來，不是為了哭泣，而是為了構圖。正如一場屠殺被剪輯，不是為了理解，而是為了合成一部廣告片。又想起《辛德勒的名單》裡那個穿紅衣的小女孩。
The red coat — too red, too precise, too operatic.

導演喜歡用一個孩子當作悲劇的錨點。

我看到的也不是電影，而是一種試圖說出真相卻被導演編輯過的影像，一次漂亮的對焦，一種溫順的抗議。

我想說的，不是這部電影錯了，而是它沒說夠。它太想紀念了，以至于忘了批判。它太想溫柔了，以至于忘了憤怒。它太愛家了，所以沒有真正拍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