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西里尼曾说，“电影的伦理，就是摄影机的站位。”
Who holds the lens, who frames the guilt?
可这台摄影机太乖巧、太温柔，它不提出问题，它只是执行任务，像一台“暴力”的机器。

影像来了，晚了八十年，却依然不知所言。
不是为了“看见”，是为了让我们“看不见”。因为一切太清楚了，就变得不真实了。

他们拍了一张照片，一个婴儿在中央，一名士兵在背后。是谁按下快门？是导演。是谁睁大眼睛？是观众。是谁低下头？是历史。

他们以为底片可以保存真相。但底片只是战争的影子，是正义的幽灵。你不能用模糊的黑白，去为沉默上色。

导演说：我们要纪念受害者。但你为什么只拍他们受害的脸？为什么不给他们说话的机会？

因为电影不再是40帧每秒的希望，而是24帧每秒的悼词。

“艺术来自于现实”，他说。但现实早已被艺术消费殆尽。战争被布景替代，暴力被灯光软化，死亡被台词解释。

就这样，一个婴儿被举起来，不是为了哭泣，而是为了构图。正如一场屠杀被剪辑，不是为了理解，而是为了合成一部广告片。又想起《辛德勒的名单》里那个穿红衣的小女孩。
The red coat — too red, too precise, too operatic.

导演喜欢用一个孩子当作悲剧的锚点。

我看到的也不是电影，而是一种试图说出真相却被导演编辑过的影像，一次漂亮的对焦，一种温顺的抗议。

我想说的，不是这部电影错了，而是它没说够。它太想纪念了，以至于忘了批判。它太想温柔了，以至于忘了愤怒。它太爱家了，所以没有真正拍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