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6年后贾樟柯导演携《风流一代》重回戛纳,第六次入围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也是本届主竞赛唯一入围的华语电影。贾樟柯利用2001-2022年自己拍过的影像素材,横跨22年之久,回溯重构了从《任逍遥》起始的创作脉络。
正如克劳考尔曾言:“从电影是“物质现实的还原”这一基本命题出发,阐明电影的全部功能是记录和提示我们周围的世界。”贾樟柯透过《风流一代》沉默得再现了纪录了历史洪流中他所感知到的某种真实。
同样是聚焦于“时间”“变迁”,正因为影片的拍摄形式,制作概念的全新角度,让观众对于贾樟柯电影有了全新的感受。不同于密集台词营造的冲突感,电影通过超长时间跨度的新旧影像,持续记录时代的变化,并巧妙融合承载时代记忆的、风格化的音乐,将摇滚精神贯穿影片创作。
《风流一代》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向观众“讲故事”,而是让观众“戴上VR眼镜”,通过贾樟柯的“眼睛”沉浸式的旁观这对普通人的半生,以及中国飞速更迭的20年。
戛纳电影节期间,抛开书本有幸采访了贾樟柯导演,从简短的访谈,以及媒体发布会上的发言里,我们将一起感受贾樟柯的新电影宇宙。
采访:忠泽、陈磕碜
整理/编辑:许珂
视频剪辑:嘻璇
音频剪辑:猴听听
排版:妖妖
责编:刘小黛
策划:抛开书本编辑部
抛开书本X贾樟柯《风流一代》戛纳采访
Q:抛开书本:
贾导好,想问一个关于您和赵涛老师合作方式的问题。之前在《江湖儿女》的洛杉矶映后,您讲到,您是拿着本子去请示赵涛老师说,这是一个有些犯罪元素的角色,看她有没有兴趣演,她后来跟您说,这就是一个女人的故事,我可以演。她也承担了很多关于这个角色塑造的具体内容,比如横跨二十年的皮肤材质、妆发。
所以想问一下,在这次《风流一代》,您和赵涛老师是怎么达成合作的?是拿着本子,还是说先有了之前拍摄的一些素材?
A :贾樟柯:
这一次是拿着粗剪加本子。因为我们前面没有本子,前面完全是在素材里形成叙事的。
珠海之前的部分,真的就是剪好之后,我们拿着这个粗剪,再拿着22年当代部分的剧本给她看。当然她也无法推脱,因为前面2/3都是她演的,后面不可能换人了(笑),那也没什么可商量的,最后就完成这个电影
Q:抛开书本:
刚刚看这部影片的首映,可能没法理解这个影片中,女性角色刚开始放弃自己的生活去追寻男人,类似于工具化的角色,就像您前面所说的,是在浪潮中被困住的人。
那您觉得,这还是中国大多数女性的困境吗?她最后又是怎样的内心转变?您又是如何看待这个角色设定的?
A:贾樟柯:
波伏娃说过一句话,我觉得说得非常好。她说,没有天生的女性,女性是在成长的过程中的一种自我认定。就这个电影而言,它是一个有二十年跨度的电影,其中的女性也不是天生有女性意识,她是在成长的过程中慢慢获得了女性意识。
所以我觉得她的变化,从一个依赖感情的人,然后被伤害,到寻找感情,到断然分开,再到我们可以想象,她人到中年以后,或许就变成一个人生活,她可能都不需要男女关系了,甚至我觉得她会花心等等,都有可能。
当然这不是电影交代的重点,因为我觉得,对于电影来说,呈现女性成长、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过程,是一个让我特别着迷的事情。
反过来说,我们拍得杂七杂八的方向可以剪成很多不同的电影,在这么多的素材里,为什么就觉得赵涛饰演的巧巧,那么吸引我们剪下去?从她的外表、从我们拍摄的不同阶段的情景和剧情里,能看到她变得越来越强悍,能够呈现出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本人慢慢理解女性的一个过程。在这样大的一个时间跨度下,巧巧便有这样的一个成长与转变的过程。
追溯《风流一代》的缘起,贾樟柯说道:“最早是2001年就在制作一部影片,叫《拿数码摄影机的人》,因为那时数码摄影机刚刚出现。我们想带着这台摄影机,去到中国我喜欢的城市进行拍摄。
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这种漫无目的的拍摄,延续了很多年,积累了非常多的素材。这个过程中,除了记录的段落,也会带着演员们拍一些情节性、故事性的部分,但它非常散乱,因为它就是一种即兴的、随意的拍摄。
一直到二十多年后,到疫情期间,突然想观看这些素材、剪辑一部电影,慢慢在剪辑的过程中,形成了现在这个电影,叫《风流一代》。
赵涛在《风流一代》中饰演巧巧。当被问及巧巧的角色塑造时,赵涛说,在刚开始拍摄这部电影的时候,她并不太清楚她要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但是看到剧本、跟导演交流之后,她了解到,她在《风流一代》里面饰演的巧巧,是被设置为一个超市里面给水果称重的一个工作人员。
“他特别想拍出人物的一种生命的落差感。”赵涛说道。所以当她了解了导演的一些想法,在超市体验了生活后,就能特别感受到环境对于人物的影响。
赵涛认为,正如此部影片的英文片名(Caught by the Tides)一样,为潮水所困,《风流一代》里面的巧巧,就是一个被困住的人,第一是她为丰富的物资所围困,第二就是她被不同的人、顾客一直包围着。巧巧的生活比较艰辛,但是因为疫情,对于工作还是非常珍惜的,所以这一次她饰演的巧巧,总体来说是一个被困住的人物。
今年,贾樟柯第六次以导演身份入围戛纳电影的主竞赛单元,同时以演员身份,在管虎导演的《狗阵》中饰演角色,这部影片入围了「一种关注」单元。
当被问及对自身双重身份的体验,贾樟柯导演说道:
“我很荣幸参与了管虎导演的《狗阵》的拍摄工作。我不是一个专业演员,虽然我是一个导演,但表演确实不在行,但是最近几年,很多导演朋友有一些不重要的角色会邀请我去演,我也很乐意,因为我觉得是很好的机会,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电影这个工作,从演员的角度去感受制作过程的快乐。
我也参与了管虎导演在影片之前的一些行程跟仪式,以演员的身份也有机会观察,一个导演带着作品来到电影节,要跟第一批观众见面的那样一种兴奋和忐忑。反过来,我(作为导演)也要接受第一批观众的检验,这种感受混合在一起,让我觉得非常有仪式感。
特别是这两部影片,都是在疫情期间完成的,我们的整个制作都耗时很长,因为拍摄、制作都不是那么方便,经过好几年,疫情也过去了,我们也能够重新回到世界。带着影片回到国际视野,还是觉得非常值得的,因为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感受,还是需要通过电影分享给更多人。”
《风流一代》的素材,具有长达二十年的时间跨度。贾樟柯表示,这些影片最早的素材,都是记录在磁带(tape)上。那时候虽然是数码,但是它还是储存在磁带上,所以他们的工作,是从处理早期影像开始的,他们把这些影像从磁带转到硬盘,这一过程中,制片部门克服了很多技术性的难题。因为这些素材积累了很多年,所以到观看的时候,更是一段段尘封的记忆。
贾樟柯讲述了他的几个具体感受:“第一个感受是恍如隔世。我们都亲身经历了这二十年,但是很多已经遗忘了,再看的时候,它激活了你对那个时候的记忆,恍如隔世,物是人非。第二个印象,我觉得人的形象变化很大。
2000 年初,其实数码摄影也不成熟,我们拍摄的也是一个即将变革的生活,是在一个变动的开始,也没有成型,媒介与当时人的状态,完美地融合到一起,我自己就会觉得,2000 年之初的中国,特别适合数码去表现,它充满了能量和一种莫名的激情,大家都懵懂地憧憬着,向往未来。这样一种社会情绪,与数码这个影像本身就契合了。
至于剪辑,它就像盖房子一样。怎么去选择(素材)呢?在盖的过程中,你觉得这儿需要这块砖,那儿需要那片瓦,就在我们海量的素材里找来找去,所以它基本上是一个感性的工作,因为除了要考虑叙事之外,还要考虑视觉的元素、声音的元素,很多都是同时的判断,而这个判断,主要是感性的判断。确实是一砖一瓦,拎来拎去,剪了三年,把它完成了。
我昨天看到有一个影评说,这有点像织毛衣,我觉得说得很对,确实有点像织毛衣,是手工做出来的。”
贾樟柯的作品中,《江湖儿女》和新作《风流一代》的结尾呈现相似的情节,但巧巧的情感态度与情感张力并不同。在媒体发布会上,面对记者提问,赵涛表示,贾导很喜欢让他电影当中的人物都叫作巧巧,她也很习惯,但从创作层面来说,每一个“巧巧”都是不同的。
赵涛说道:“《江湖儿女》里面的巧巧,她的人物设定非常明确,她是一个所谓的黑帮老大的女人,所以她是非常有活力、有冲劲、有爱、有恨、有仗义的女性。而到了《风流一代》里面的巧巧,特别是结尾的时候,我觉得结尾的那一声呐喊,实际上是把《风流一代》里面巧巧积压了二十多年的情感释放出来了。
这个人物在电影当中,一直没有说话,但不代表她没有话讲,而是她不愿意去讲,所以我觉得这个力量是不一样的。在演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难度,但是我觉得,在我理解这个人物的时候,最后那一声呐喊,不光是对于巧巧,对我个人来说,也是我这么多年来想释放的一个声音。”
作为团队中很年轻的工作人员,万佳欢表示,对她来说,这一次的剧本工作特别特殊,整个项目是从影像开始的,所以剧本工作其实也是从影像开始的。“我们第一个阶段的工作,是我们跟贾导一起,看了差不多 1000 小时的素材,这并不是很标准的剧本创作流程。我们的素材本身非常丰富,非常庞杂,我们要从里面找出这个叙事的线索。
刚开始的时候,我其实是有一点摸不着头脑,我不知道贾导想要完成一个怎么样的影片,然后我就问了他,你想做成一个什么样的片子呢?
他非常清晰地告诉我,他说他想做一个故事片,并且想做一个不太一样的故事片,人物的生命线索可能会让你觉得似曾相识。但是呈现的方法,包括最重要的视听语言、结构,都需要是崭新的。那我的理解就是,我们可能要用反类型化叙事的方式,来做一个新的叙事创作。”
在第一个阶段的工作里,万佳欢与团队成员梳理出来人物的命运线索,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又确定了线性的叙事结构。这个是非常传统的一种方法,但在一开始,他们就特别坚定这个结构。
万佳欢认为有几个原因:“第一,我们看素材的整个过程,就是时间线性的。这让我们非常感慨,二十年的时间,一个人会变化成这样,一个社会会变化成这样。第二个原因,我们当然可以尝试采用一种闪回的、回忆式的、美国往事式的结构,如果说采用那种结构,可能会增加怀旧感。但是我们会觉得,它削弱了这个剧本、这个电影本身的纪实的力量感。
前 2/3 的影片,其实是在剪辑台上完成的,后来的剧本创作,就是在反复地观看前剪辑段落的基础上,带有一点忐忑地写 2022 年的两位中心人物的命运。但我们觉得需要有一个前提,要保证影片叙事的整体性,我们觉得最后做得还不错。这就是整个剧本的创作过程。”
发布会最后,贾樟柯表示,寻找新的电影方法非常重要。“这不是一个简单创新的问题,是一个表达准确性的问题,因为社会新的变化、人类新的情况,它必然要求我们寻找到一种新的方法去表现它,最新的人类状况,用老的电影语言可能往往是表达不准确的。
所以我一直觉得,新的感受一定会带来我们对于新的形式的需要,因为我们需要,我们才去找新的形式。
在这样一个内驱力之下,我们会不断地打破成规,即使制作的是观众不太习惯的电影,但是你触及到了一种新的方法之后,很快观众就会习惯。
所以这样的电影,它需要新的问题,需要新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