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开启以来，冷战结束，西方阵营不战而胜。在喜悦的同时，美国也着手重构美国的主导地位，社会秩序以及价值观。而《末路狂花》像一声惊雷，震碎了美国自认完备的女权保障的假面。
影片的故事非常简单，路易斯和塞尔玛这对闺蜜周末出游，酒吧小憩之际，塞尔玛险被强暴，路易斯赶来救她，一枪打死了施暴者，从此两人走上了逃亡之路。
本片是十分标准的公路片，即呈现一个或一群人在一个时间的历程之中穿越某一个空间的旅行的电影，片中出现的突如其来的危机，不断变换的旅伴，沿途的风景等也是公路片的常见元素。这种叙事形态本身有着一个形而下的极为现实主义的形象序列，但是它同时有着一个形而上的主题意义或象征意义存在。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的话，就是一个businessman在赶路，他的直接目的（即形而下）是去某处上班，而他的深层目的（即形而上）则是承担家庭责任，实现社会价值，寻求他人认可等等。在本片中，形而下的含义自然就是两个被通缉的女人穿越美国戈壁逃往墨西哥，而形而上的主题却是一种抗争，是对男权主导的话语体系的抗辩，更是对女性理性匮乏的驳斥。
影片对女性成长的展现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它对于主题最佳承载者赛尔玛的刻画使用了先抑后扬，一开始毫不留情的表现她的头脑简单，懦弱无能，但是随着影片文本的逐渐展开，我们发现，那是因为她从未享有自由。而对于另一位主角路易斯则是先扬后抑，一开始她冷静干练，但生死存亡之际她却拒绝选择最快路线。后我们知道那是因为她在路线的必经之地德州经历了强暴。这些情节设置在我看来是对西方传统理论系统的抗辩，因为在西方传统哲学中，理性匮乏是长期盘旋女性头顶的幽灵，正因为女性缺乏运用普遍理性把握事物的能力，所以不配在公共领域中享有话语权。而这一切的根源在于男性借助父权制的庇护，牢牢把控着关于理性的话语权，并没有为女性发展自我理性提供充分的条件与机遇。如片中成年后闪婚的赛尔玛，一生蜷缩于家庭，不曾有理性训练的机会，于是她自然不会像长期穿行于社会的男性那么理智和策略。而路易斯的偏执则是因为她苦痛的经历，以及事后的不被理解，投诉无门。
在“潜逃款”被偷走之后，赛尔玛学着牛仔的样子打劫超市，用抢来的钱继续逃命。这是我本人最喜欢的一段，高悬的监控视角将本就不高大的赛尔玛压缩成了娃娃大小，而“芭比娃娃持械抢劫，一边抢劫一边道歉”这一画面实在喜感满满。虽然毫无疑问的加剧了事态的严重性，但纵观影片，持械抢劫这一事件是她们由被动变主动的分界点，事件前，路是狭窄的，视野是局促的，而事件后，视野陡然变得开阔；事件前，她们是悲惨无助的小妇人，而事件后，她们成了横行霸道的女悍匪。她们学习男人的“抢劫技巧”，换上中性服装，用珠宝换牛仔帽，以暴制暴，将自己武装成男人模样。“拟男”在各国的女性运动过程中都有迹可循，譬如在五四运动之后，女着男装这一时尚潮流开始被大众文化所认可，女电影明星、名媛淑女着男装者越来越多。女性由柔弱变得刚强，由妖艳变得庄重，女性形象拒绝贴合男权的想象，拒绝男权通过服装对女性身体的塑造与规训，这是女权意识的重大进步。尽管这在今天看来不甚理性，因为女性主义并不意味着“假小子”，女性主义的崛起并非不尊重两性差异的性别反对主义。但作为阶段性成就，它的时代意义毋庸置疑。
许多人觉得两位女主角的决绝赴死是不理性的，因为至少有一名男警察愿意帮她们，换言之，她们还有一线生机。但其实性侵案取证难度有目共睹，而性侵案难取证，难定罪的底层逻辑仍然在于女性所被定义的理性匮乏，在大众眼中女人从来没有被当成一个可以理性沟通的角色，在海洋法系国家中曾经存在只要女性不反抗至重伤甚至死亡，就无法证明她真的不同意的论断。就算男警察能为其脱罪，但却绝不能消解社会对强暴案中女受害者，尤其是对不完美受害者的偏见。
至此，影片完成了前后的闭环，也构成了影片意义的双螺旋。即作为公路电影，它有形而下的呈现与形而上的主题，而作为时代风口的逆行影片，它表面描述了女性的不理智引发的祸端，而内里则无不体现着对女性生命经验的惋惜与同情，以及对于社会女权保障效力的质询。90年代西方对女性权益已经有了自认充分的保障，即与男性有了同等的受教育权，同等的政治参与权，而本片于此无疑是极大的讽刺，因为许多女性仍深处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