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翻我们古老的历史,回到智人取代直立人和尼安德特人的时期。直立人和尼安德特人是否曾经考虑过自己将会怎样灭绝吗?如果他们还不够聪明,那么我们当下的人类,能否考虑这个问题:人类将会怎样被取代?

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可以先来想另一个问题:如果人会消亡,那么谁将是罪魁祸首?答案或许在当下已经阐明了,就是我们的理性,我们的科学,我们的技术。如果我们纵观从笛卡尔和伽利略到当下,我们当然可以理解理性原则的确立和随之而来的技术的进步给人类带来了多么大的变化。

不过,我们又必须要考虑,这其中就没有问题吗?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里要表明的是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根本不是文明的倒退,而是现代文明(讲求效率和理性)的伴生物。他也悲哀的发现,人类似乎没在这个历史事件中吸取任何关于理性的教训。当技术进步到一定程度时,人类真的可以控制技术吗?不要忘记维利里奥说过的那些话,技术对自身就有着超越的需求。

现代性与大屠杀8.8[英] 齐格蒙·鲍曼 / 2011 / 译林出版社

人类对克隆自身有着极大的恐惧。克隆人至今是科技的底线问题,但谁能保证这个原则在某一天不会被践踏呢?敏锐的电影创作者已经预见到当人类开始复制我们自身成为真正意义上造物主的时候,人类离被取代也就不远了。这一点表现最明显的是雷德利·斯科特的《银翼杀手》和李安的《双子杀手》。让我们回想《银翼杀手》那著名的尾声,“就像眼泪消失在雨中”,被追捕的复制人宛如圣人一般低头死去,而为人类卖命的主角则以一种可怜的姿态在旁边目瞪口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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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子杀手》的尾声更是明显,当我们以为这是李安一以贯之的“父子情结”的延续时,另一个更强更疯狂的全新“物种”出现了。从剧作上来说,这位新角色有点奇怪,它的出现导致影片结尾部分节奏出了些问题,为什么它迅速的在结尾出现又迅速被杀死。这个角色难道不是可以舍弃的吗?当然不可以。我们很容易理解的是,好莱坞不会允许电影中的人类的秩序得到破坏,复制人或者说克隆人要么被杀死,要么在皈依人类世界。而斯科特和李安在这样的严厉法则中想尽办法暗示观众的是:电影结尾的“美满”只是一种幻想,技术其实根本无法阻挡。有了一个小克,就会有另一个,甚至更让人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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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说回到《钛》,很多观众认为里面充斥着一种痛感,但我却感受不到导演迪库诺的关于技术这个问题的“痛”,她其实有些犹豫,或者说还带有一些希望。《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部未来主义电影。迪库诺其实非常理解现代人是如何生存的,所以她很准确的设置了人物和机械的亲密关系,甚至人可以和汽车性交。这一点其实并不新鲜,把金棕榈大奖颁给《钛》的评委之一小门多萨曾在自己的电影中让人物对着洗衣机自慰。

在《钛》中,叙事直到文森特·林顿饰演的父亲登场才算正式展开,但令人诧异的是这位父亲基本没做任何确认就带走了自己的“儿子”。当人物开始回归家庭的时候,问题开始逐渐显现了,阿加莎·罗塞勒饰演的主角开始在男/女这样的性别之间游走,让TA的身份带上了一种酷儿色彩。我们可以说,叙事的开始,就是《钛》的终结。因为当创作者开始以酷儿、父子/女和家庭的视角来审视这个故事的时候,电影所能提供的讨论范围再次被卡在人类问题之中。迪库诺在这方面显得过分保守了,她没有或者不想跳出来看待这个人异/进化成钛人这样的问题。这和维伦纽瓦的《银翼杀手2049》的问题是一样的,它们都试图让问题回到人类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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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文森特·林顿饰演的父亲以慈爱的态度怀抱着一个全新人类(人和机械的合体物)的时候,他在想什么?是在怀念自己死去的儿子/女儿还是其它的事情?《钛》结束在一个颇有意味且含混不清的表情上不难理解,与其说迪库诺卖了个关子,不如说她还没想好:钛人和人到底该如何相处?毕竟前面的家庭戏份大部分时间与“钛人”这个身份都没什么关系。

如果我们继续沿着“家庭”这条线来理解的话,迪库诺确实还是心存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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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戛纳金棕榈颁给这样一部外表激进但是内里犹豫不定的作品确实让人失望,虽然《钛》不够让人满意,但是迪库诺的创作还是值得关注,她还在犹豫中,或许在之后的作品中她会给出她自己的明确的答案。